浅论“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经历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生活颠沛流离，饱受磨难。这就使他在思想上进一步接近了人民，从而用诗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现实，因此他被誉为“诗圣”。而他的诗歌也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被称为“诗史”。

纵观杜甫的诗歌，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祖国政治、人民生活的热切关怀，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其代表作“三吏”、“三别”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吏”、“三别”创作于安史之乱时期。那是公元759年，诗人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强征兵役的惨状、修关备胡的情形，于是挥笔写下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三吏”、“三别”深刻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的利害冲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辉煌的现实主义诗歌。

从思想内容上看，其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面对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特定历史时期，安史之乱之前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这时人心思乱。安史之乱便正是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它导致唐朝社会江河日下，一撅不振。面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杜甫感慨颇深。他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三吏”、“三别”就是主要通过强征兵役的惨状来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的罪行的强烈憎恨之情。

由于安史之乱迟迟得不到平息，唐军又屡屡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再三补充兵源，以致兵源日趋枯竭。《新安吏》中就写到连未成年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作者既深表震惊，“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又深表同情，“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愕。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改为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本来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而现在连“绝短小”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从中不难看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其实不仅中男如此，连老翁也不能幸免。《垂老别》中的老翁早已超过了服役年龄，可“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自己也只好弃杖从军。更为奇特的是《石壕吏》中连根本没有服役义务的老岖也被捉去服役。平时由于征兵过于频繁，人们只好白天躲藏起来，官府就在夜里突然袭击了。作者“暮投石壕村”后，就“有吏夜捉人”。尽管如此，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因为昼夜不安，此时一听到响动，便知又是捉人了，于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可谁想不肯善罢甘休的官吏为应付差事，竟逼迫老抠“急应河阳役”。捉人拉夫竟拉到一个抱孙的老抠，时世也就可想而知了。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柞，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把人们整成这样，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诗人面对这一切，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如实地讽喻了时事，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之前，诗歌中真正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盛唐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到了杜甫，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才在诗歌中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三吏”、“三别”在讽喻时事的同时，更是集中笔触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面貌，从中可以看出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博大胸怀。

《石壕吏》中不仅写了老抠被捉走服役，而且还借老岖之口点明了自己一家人不是生离，便是死别，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同情。《新婚别》中写了新婚不久丈夫就被迫服役，新妇与他依依惜别，也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心。类似的还有《垂老别》，诗中描写了老翁暮年从军，告别年迈的老妻的情景，老翁临别之际，听见了老妻伤心欲绝的悲啼声，看见了老妻衣衫槛褛的身影。这时尽管明知“是死别”，老翁还得搀扶起老妻，伤感她的孤寒无依。老妻也明白此去“必不归”，还劝慰老翁保重身体，真是催人泪下，叫人“塌然摧肺肝”，从而深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从这点上看，最典型的当数《无家别》。诗中主人公五年前被征人伍，当他现在因战败掉队回家一看，早已物是人非，故乡一派荒凉颓败的景象。而且回来没有几天又再次被强征人伍。这时他回想起自己久病的母亲，也不知是哪年死去的。自己生前没有奉养，死后又没有能够送葬，叫自己这一辈子难以安心。篇末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不仅是诗中主人公的呼声，也可以说是杜甫代表广大受苦人民发出的呐喊! 三、组诗还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非常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都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痰，忧虞何时毕?”(《北征》)正体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爱国之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的黑暗和反映人们生活疾苦的讽刺诗，而且也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

他在《新安吏》中写道，“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表达自己对唐军功亏一签的惋惜。同时他还劝勉人们忍悲共赴国难，因为“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仆射如父兄”。

另外，《垂老别》中的老翁也深明大义，“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借老翁之口勉励人们保家卫国。《新婚别》中，杜甫更是借新妇之口发出爱国号召，“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撞关吏》中他还写到了漫漫撞关道上无数的士卒辛勤地修建工事，一句“士卒何草草”就流露出诗人无限赞叹的心情。然后又通过关吏之口写到地势的险要，“狭窄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反映了守关将士激昂的斗志。最后诗人还表达了心中的忧虑，“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一句写出了对历史教训的痛心，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爱民之情。

当然，“三吏”、“三别”不仅表明作者忧念祖国苦难，同情人民疾苦，暴露战争的罪恶，也忠实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他对战争基本上是反对的，更何况现在征兵已到老弱、妇孺、新婚、无家者的身上，所以诗中从各方面写出了人民的苦痛和他们对战争的控诉。如“天地终无情”、“百万化为鱼”、“不如弃路旁”、“万国尽征戍”、“何以为蒸黎”。可是诗人也明白不进行战争此时又不能平息安史之乱，因此他又要劝慰人们以国事为重，“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又要鼓励人们“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诗人最终用忧国爱民之情统一了心理的矛盾，这也正是杜甫密切关注现实的深刻所在。

从上不难看出，“三吏”、“三别”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思想深邃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诗人在组诗中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成功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作了高度集中的典型概括，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可以说“三吏”、“三别”深刻地表现了诗人面对现实，讽喻时事的勇气，表现了诗人忧国爱民的情怀，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