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 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１ 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

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左右。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措施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动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１９６４-１９８２年则高达２．１０%，其间的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而在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贯彻实施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１．５０%。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９２年，中国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明显下降，从３６%降至１８．２４%。死亡率除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三年以外一直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１９４９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２０%，７０年代以后降到８%以内，１９７７年以后死亡率持续降至７%以下;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９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６７．６９岁进一步提高到６９．７岁，死亡水平仍在进一步下降。

１９４９年以来，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很大。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是建国后第一个增长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平均略高于２０‰。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因自然灾害和大饥荒而出现一个明显的低谷，１９６０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１９６１年也只有３．７８‰。

１９６２-１９７３年，伴随着生活状况的封闭型稳定状态，自然增长率出现第二个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长率达２０‰以上。从１９７４年开始，自然增长率降到２０‰以下，１９７９年达到１１．６１‰的低增长水平。１９８０年以后由于出生率的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过两次波动小高峰，峰值分别位于１９８２和１９８７年，而１９９０年的自然增长率则为１４．３９‰。

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从年轻型人口转变为中年型人口的过程。１９９０年，０-１４岁人口比例下降到２７．０２%，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到５．５７%，人口年龄中位数为２５．２５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的下降，特别是１９７２年以来连续十几年的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迅速而持续的下降使中国人口中少儿比例不断减小，成年及老年人相对增多。

死亡水平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也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对于生育水平的变动，其作用则是次要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巨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以从历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型图中得到反映。同时，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动，进而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传递性波动。这种波动对社会经济生活及人口再生产本身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地理和人文状况均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别的大国，中国人口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同样体现在不同区域的人口特征和人口变化之中。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增长最快的是天津、新疆、黑龙江及内蒙古，增长最慢的是上海、河北、山东和江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虽然已很低，但地区间差异很大，同时年龄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其中上海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年龄中位数达到３３．９１。另外，有关研究也表明，省际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年龄选择性，对迁入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８ ７７‰，人口总数约为１２５９０９万人，其中男性约６４１８９万人，女性约６１７２０万人;市镇总人口约３８８９２万人，乡村总人口约８７０１７万人。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作的人口动态预测，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条件下，全国总人口将在２０４０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人口总数将达１５．７亿以上，若按照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增长，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将持续到２０５０年，届时人口总量将突破１６亿。

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６５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７%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４%-７%为中年型人口，低于４%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仍属于中年型人口，除少数省市已进入或接近老年型及少数属年轻型的省区以外，大多数仍属中年型。鉴于我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人口控制，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在２１世纪上半叶将日趋严重。

３ 中国人口控制实践及其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讲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过快增长，人口与经济矛盾愈加尖锐的背景下，中国在７０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２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１９５５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３０降至２０用了７７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４４年，比利时用了３８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３２年、２９年和２７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１７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１９７２年的２９．９２%降至１９７７年的１９．９１%仅用了短短４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１９７１到１９９０年，我国共计少生了３．８亿人。其次，它促进人口变动方式正在朝着低生育、低死亡的现代人口均衡迈进，在中国城镇和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６０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１９９０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３．３%)、拉丁美洲(３．５%)和非洲(６．１%)都低，但同欧洲(１．７%)和北美(２．０１%)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２%的低水平(１９９２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２０００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

市场需求与人口规模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受市场供应弹性的影响，即市场供给弹性较小时，人口规模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该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场供给弹性大，人口规模的影响就小;同时人口规模的影响还与人口平均工资的高低和工资构成有关。

消费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现期市场需求的影响是前期市场需求对人口规模的反映，而现今的人口规模会由消费价格通过供应弹性影响未来的市场需求。由于人口变化的较大惯性，这种影响也不是短期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同时又是近年来消费水平提高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方面，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４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乡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由１３３．６元增加到１２２１．０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３１６元增加到３１７９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３５５．５%和２７３．７%。与此同时，农民人均消费由１３８元增加到１０８７元，非农业居民由４０５元增加到３９５６元，按可比价格分别增长２８５．２%和２８９．１%。

这期间，乡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消费增长幅度，前者高出后者７０．３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则相反，人均消费增长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１５．４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得城乡消费水平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９：１变为１９９４年的３．６：１。

同时，这一期间全国人口由９６２５９万增加到１１９８５０万，增长２４．５%;乡村人口由７９０１４万增加到８５５９４万，增长８．３%，市镇人口由１７２４５万增加到３４３０１万，增长９８．９%，成为中国乡村人口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市镇人口从所占比例１７．９%上升到２８．６%，１６年间升高了１０．７个百分点。

１９９９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２２１０．３元，(１９７８年＝１００)指数为４７３．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５８５４元，(１９７８年＝１００)指数为３６０．６。

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结构和替代性消费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趋向现代消费模式转变。这客观上推动了消费，对生产形成强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旧不高，但预示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有待开发。

１９９２年以来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市场供求关系也逐渐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据国内贸易部等单位对全国６０９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１９９７年上半年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３２种，占５．３%，大部分是农副土特产品，主要在城市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５４５种，占８９．４%;供大于求的商品３２种，占５．３%。在４４３种工业消费品中，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均为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进一步开发新兴的中国市场已显得十分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特征明显(见图)。

１９９６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１５７２．０８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近４倍。农村消费品市场容量日益扩大，１９９６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１０６２６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９．６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支出相应上升，恩格尔系数从６５．８８下降到３９．９４，购买力水平差异非常明显。

按１９９６年末乡村人口８６４３９万人推算，可以形成约２．５万亿元的购买力;按２０００年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算，又可增加７０００多亿元的购买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１９９６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达３６８２元，中部地区２２２３元，西部地区仅１７０１元。１９９９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１８８７．６２元，人均现金支出为１７３２元，因此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应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同时应当大力推进政府主导的以农村供电、供水、通讯和村级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促进农村消费。

１９９７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１９９７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４．６%，１９９８年增长４．３%，１９９９年增长３．８%，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仅增长１．８%。有人提出，农民收入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

三 我国人力资源利用与劳动力供给状况

１ 人力资源利用状况

１９９０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１５-６４岁)７．５亿人，占总人口的６６．７４%，接近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水平。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６６．２%，日本为６８．５%，英国为６５．７%，法国为６５．９%。如此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无疑给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最为丰富的经济资源。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２．４８%。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１１００多万人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保持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０年达到峰值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９．４亿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近４０%。

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系数(即总负担系数)将处于历史最低水平。１９９９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为８２９３１２万人，总负担系数为４６．１４%，而在２０１０年以后，这一比例将迅速下降。

因此从人力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２０-３０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内成功地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十分关键的。

改革开放以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从计划体制下释放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几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最初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启动模式，苏南地区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浙江东部私营经济的发展模式都主要表现为最初大规模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特征。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

十二亿多人口和八亿多适龄劳动力，不仅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沿海及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普遍的工业化过程目前还处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初级阶段，需要以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步积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必要条件。

２ 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配置状况

中国的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１９８２年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５１．９%，１９８７年提高到５４．７４%，１９９０年提高到５７．２５%，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４６．１%、４８．４%、４３．９%和３８．３%。１９９９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５６．０６%，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７０５８６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２１０１４万人，乡村就业人口４９５７２万人。１９９０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６．１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９４．３４%，１９８２年这一比例是９５．３４%。

根据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所得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８３．１９%和８４．１７%，而１９９９年则为８５．１１%。１９９０年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是３３．７４岁，比１９８２年的２７．１０岁高出了６．６４岁。就业人口中２５-２９岁组的比重最高，说明劳动力的总体年龄还是比较轻的。各行业中，农业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文化程度最高，４１．３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３１．０３%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其它各行业在农业和科技业之间。１９９９年全体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为１１%，小学文化程度占３３．３%，初中３９．９%，高中１１．９%，大专以上３．８%。

根据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状况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一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１０%，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２０%-４０%，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５０%-７０%。从就业人口的三大产业分布看，１９９０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７２．３%，第二产业占１５．３２%，第三产业占１２．８３%。与１９８２年相比，一、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有所提高。

与１９９０年相比，１９９９年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减少６９．２９%;第二产业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长１５０%;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的十年间该产业比重增长２１７%。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都明显偏低(按同时期数据相比)。(见表１)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体现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表现为传统的服务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会经济功能较强的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因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各国第三产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不尽相同，如美国从１８２０年第三产业人口占１５．３%到１８８０年的２５．１%、１９５０年的５０．５%、１９８０年的６６%、１９８８年的６９%，走的是“直线式”道路，而日本从１８８０年的１２．１%到１９２０年的２３．８%、１９５０年的２９．７%、１９８０年的５５．４%、１９８８年的５８%，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线式”道路。中国落后的产业就业结构，为进一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吸纳规模巨大的应就业人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国工业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目标是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变与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与目前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失业在城镇已经非常突出。

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劳动适龄人口达７．３１亿，不在业人口为２．０３亿，其中劳动适龄人口８８１６万人，占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１２%，扣除其中在校生、离退人员、料理家务、丧失劳动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１４５６万人，就是在就业压力方面最有影响的人口群体。

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企业停产待安置和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组成。即使扣除这三部分人口中的农村人口，其规模也接近１１００万人，再加上当前农村１．３亿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加沉重，既要解决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转移，又要考虑累计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８０年代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粗放式的扩张来吸收的，有关研究表明，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我国乡镇企业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增加额中８９．６%是依靠增加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投入取得的。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的能力随着其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的成本的不断提高将有所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和近地转移的困难将日渐加大。

１９９９年农村劳动力总量为４．７亿人，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其中非农产业吸纳了约１．４亿人，农业各产业沉淀约３．３亿人。根据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测算，“十五”期间，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８５０万人，而近两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减少约１０００万人，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十分突出。

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１%，登记失业人口５７５万人。从这一数字来看，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判断，目前仍然处于充分就业范围。然而，我国城镇失业的严重局面被下岗职工、隐性失业人口和户籍制度等诸多因素所掩盖。笔者希望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其它有关部门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把下岗职工和各类待业人员正式纳入失业人口的统计范畴，以便向国内外公布真实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状况。

５ 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就业压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问题。一国人口中的就业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论及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问题时，除了利用程度的数量指标外，还必须讨论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的问题。比如从就业率看，中国县一级的就业率最高，市级次之，镇一级的就业率最低，但实际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数民族地区偏低外(５４．３５%)，中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人口的就业率差异并不明显，分别为５７．９%和５７．２３%。

中国总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比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并且１５-１９岁组人口就业比例过高，尤其是该年龄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说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缀学提前就业的现象相当严重。这反映出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而在劳动力资源中人力资本投入仍然不足。

虽然从动态上来看，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０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０．５４个百分点，提高劳动力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资源的利用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经济效益，一是通过总量增减引起总产出的变化，二是通过调整劳动力利用结构影响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力还通过其自身文化技术水平和其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直接影响就业的效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包括转型经济时期)里，中国在就业战略与政策的选择中过于强调就业总量，从而忽视了就业效率低下的隐患。

中国整体就业效率不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就业效率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继续不断地推进学龄期文化教育、进入劳动领域前的职业教育、转岗转业教育以及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外，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的总体利用效率。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传统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竞争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潜力。因此，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存在一个梯度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化程度提高和信息传播成本降低的新经济背景下，把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促进高起点的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进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通过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城市工业化水平，并为农村以粗放为主的工业发展提供出路，优化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乡镇第三产业，缓解农村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进行深度开发和改造，实现农业产业化;建立全国农产品供需信息网，促进商品运输和流通环节的改善和发展;建立农产品价格变动和预测预警网络系统，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促进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产业发展。根据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质量和利用水平的差异，实现产业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转移和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１］《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出版。

［２］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系列专著之二)，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出版。

［３］国家农调总队:“开拓农村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市场与人口分析》，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４］夏业良，“劳动力要素国内外流动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文汇》，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５］夏业良，“上海市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及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管理世界》，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６］夏业良，“论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市场与人口分析》，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７］吕德才、夏业良主编:《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黄河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８］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