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

2002年8月26日到9月4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使环境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老牌发达国家早年依靠对外掠夺和殖民性移民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它们来说，今天面临的只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其次便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何克服人口爆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鉴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改善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增强全球管理意识，转变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对“全球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也许会严重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协调行动，理论上的反思和转型是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各国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 Cruel Choice:A New Concept o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New 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 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 pressure)说和“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 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 and G.T.McDonald，1998，Assessing the sustainability at the planning sta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 Direc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 and W.Shearer，1996，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 Biogeochemical Foundations，New 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 J.Mcmeely，1998，Key Concepts and technology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2[nd] 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 of Welfare.London:Macmillan;

Coase，R.H.，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44;Arrow，K.，1969，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the PPB 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 non-convexities in the theory of extemaliti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180-99;Shapley.L.and Shubik，M.，1969，On the core of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城市化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上说，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知识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将转向人口的质量，可以说，未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创新能力，而后者又完全是由该国的人力资本条件所决定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至今仍有8500万文盲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够入学，中等教育入学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10.4年，农村不到7年；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只占不到4%（1997年），企业职工的技术等级相对较低，而且知识面窄、技术单一，用人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比较效益越低越是向外排挤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者。大量的经验证明人口文化程度具有生产率效应，劳动者文化程度高，其劳动技能就强，对新技术的反应也就更加敏感；而且文化水平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到劳动者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从而走向成功的能力。中国人口素质低下不但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还制约着国民科学素养的改善、科技人才的数量进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1.4%，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科技人才奇货可居，而且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就是这有限的人才资源也面临着向发达国家不断流失的威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由国外的投资和产品来驱动的，技术进步一直以引进和跟踪模仿为主，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而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国家在世界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可见，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人力资源是一大瓶颈，而克服人力资源束缚的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其次是要深化高教体制改革，推动高教大众化进程；第三是要推行素质教育，倡导终身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第四是要通过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在人才流动中化被动为主动；第五是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投资营养健康，改善全民的身体素质。总之，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知识型社会，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将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只要我们的人口具备了与新时代的需求相适应的身体素质和科学素养，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全球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上便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所要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尝试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观点对这些问题做出论证和说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也是中国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