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种社会角色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伴随民主社会的全面建设，媒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然而媒体失范现象却愈演愈烈。这既有媒体外部的生态环境因素，也有媒体自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多重角色冲突导致的因素。本文以西方学者对新闻业的三种社会角色解读为视角，探析新时期我国媒体失范成因及其应对策略。笔者认为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受众伦理规范将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中彰显强大推力。

关键词：新闻职业道德社会角色对策行业自律

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论及新闻工作的机遇和危险时，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工作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无知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转型和新闻体制改革并进，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假新闻评选年年有，虚假报道手段年年新。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假新闻，以至有悖于新闻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舆论导向，降低了媒介的社会公信力。

无独有偶，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美国，黄色新闻潮席卷美国新闻界也正值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当时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盛行，低级趣味内容和虚假报道充斥媒介，媒体不实报道煽动美西战争，教唆刺杀麦金莱总统——新闻失范及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谓已发挥至极致。但也正是经历了此次失范到规范的洗礼，美国新闻界才逐步走上以“真实讲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才成就了美国社会较为客观的报道。新闻自律逐渐以专业的职业理念、道德规范和话语实践融合成为新闻职业发展的内驱力。由此反观媒体市场现状，笔者认为，从失范到规范是新闻界在自身发展中必经的阵痛阶段。借鉴西方学者对新闻角色的理解，以自律规范新闻行为，使其内化为新闻业的职业追求或许更为重要。

美国新闻学者对新闻业有三种不同的角色解读：一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闻业，它讲求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二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它是与行政、立法和司法相并的第四权力，是维护民主社会的重要保证；三是作为一种商业存在的新闻业，它是以赚取利润为最高追求。三种角色的三种属性使得新闻业一直徘徊在公益和私利的矛盾之中，在“贪欲和理想之间”维系着不可或缺的“张力”。而能够维系这份张力，并能平衡扮演媒体的多重社会角色的莫过于新闻业一直倡导的行业自律。“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是新闻职业主义的中心工具，是新闻职业化的手段。它给予从业者一种职业认同感，这是一种职业发展趋向健康的标志，有助于把零散的个体从业者联合起来。”在新闻报道中意识到伦理问题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体现，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应该把持的职业操守。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在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同时失范的新闻传播行为也不时挑战着伦理极限。比如，泛娱乐节目得宠，色情、暴力文化盛行，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泛滥；虚假新闻与侵权案件不断；歧视现象突出和同情心缺失、恶意炒作等。此类新闻的泛滥犹如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们寄生于新闻传媒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反倒扭曲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引发错误舆论导向，激发群众性事件，使人们的义利观、道德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严重影响社会肌体的健康和谐，也完全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导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既有自我约束的问题，也有既定制度监管不力的体制缺陷。

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业三种社会角色认识的偏颇和权重失衡所致。商业、经济因素是利诱新闻从业人员失范的最大诱因之一。二是新时期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都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缺失有关。三是政治、体制因素（名声、发稿时限等）对稿件真实程度构成巨大挑战。

综上所述，新闻自律应该在我国新闻专业化进程中发挥强大的自我修正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职业追求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督促新闻从业人员不断提高专业采写技能和人文主义情怀。如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出色的记者应是排除万难，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尽可能详尽地报道事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新闻的环境监测功能。例如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报道、“5·12”汶川大地震、2010西南旱情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公正、及时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宝贵的信息支持。这不仅展现出新时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新闻操作，也反映出新闻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我们也看到，新闻记者因报道带来的 “次生灾害”，如灾难报道恐怖化、随意化、娱乐化、商业化、媚俗化。在汶川抢救伤者的危急关头，记者为拍照或提问延误救援，有的甚至间接导致伤者死亡……美国新闻学者赫尔顿在其著作《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题》也说道：“如果新闻业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就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概括我国灾害报道的观念：“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类似职业道德责难，如2005年记者蹲守拍厦门路人掉水坑风波、著名摄像师（因内疚自杀辞世）拍非洲小女孩遭秃鹰吞噬照片风波等。此时，从新闻的职业角度看，他们都尽职尽责，第一时间记录险情；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几近冷血的现场记录必然受到公众唾弃。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所说：“你（新闻从业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维护民主社会的运行，督促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并推动合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法律赋予记者的权利多寡也不好简单类比，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讨论。但随着近些年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周久耕事件、宝马案等一系列民众互动、媒体参与甚至主导的监督事件的圆满解决，既完成了媒体代言民众的监督使命，也彰显出媒体在守护社会良知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者，作为一种商业企业的新闻业， 新闻自律促使其清楚地划分商业利益和新闻报道的界限，这也是受众应该有所了解的。当受众逐步认识到所谓媒体的“神秘”后，必将会理性地看待新闻作品，诸如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三俗”内容等不良报道的受众市场也将不断减缩。在保证新闻商品质量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可因为经济因素影响到新闻商品本身，从而贬低新闻价值，乃至制造假新闻，影响到的只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最终为此买单的还是媒体自身。

针对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笔者建议：

行业自律应成为推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形成强大的外部约束力。虽然传播媒体面临着诸多的伦理困境，但是“传媒应是道德守望者”的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新闻伦理实际上影响着这个复杂而多元的行业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着新闻职业传播者，同时也影响着公共生活的每一个人。”笔者认为，新闻自律的途径很多，杜绝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失范问题，新闻行业自律尤为重要。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且每方面都包含有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与保护机能。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都是隶属于某一媒体，他们的身份识别、新闻行为（包括采、写、编、评）、新闻作品的最终传播以及作品本身的权威性都来自新闻工作者所归属的媒体，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对此有严格的自律规范与监督机制，自然能够准确定义新闻从业者的行业操守，并使之内化为其自身的内驱力，因此加强新闻业的行业自律是从根本上实践新闻自律。

以有偿不闻为例，其产生无非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记者个人的有偿不闻，被传媒人视为不道德。其二，新闻单位的有偿不闻则比较复杂，有的被传媒人默认，比如对于那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专业报刊而言；有的为宣传部门所默许，比如批评报道可能为官方所不悦，官方便安排批评对象与媒介主动沟通；有的则被宣传部门视为不道德，比如非法煤矿老板对新闻单位的贿赂。所以在大声疾呼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同时，更应加强新闻界自身行业自律的规范，报与不报是一回事，负面新闻怎样积极报则是行业自律需要细致落实的。

受众伦理规范应与行业自律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实时共同推进。在新闻伦理的研究中，受众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但是受众作为信息的需求者与接收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对于外来信息的接触、理解和记忆，即受众需求直接影响新闻传媒提供的信息产品的质量。因此，重视受众的伦理规范，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同样是新闻传播伦理中的重要一环。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利用媒介资源进行自我完善，参与社会进步，以及对传媒的辩证的批判能力都应反映在大众传媒的伦理规范和准则当中。 总的说来，受众在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应符合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信息选择动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第二，信息解释保持客观，切合语境；第三，自觉监督举报不良信息传播。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应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在大众传播中，相对于传播者而言，受众是受传者，是传播对象。但受众并非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他们对传播的内容往往进行独立思考，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有自身职责、义务和使命，因此他们对实现有道德的大众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闻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大众，因此我们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开发和使用只有与人类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个人与他人利益、当代与后代利益统一起来，才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否则就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谴责。贝里斯曾说：“职业道德研究不是自动地让一个人更道德，而是培养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清晰的思考，提供一些一般的指导原则，有助于一个人在当代社会更好地理解职业的角色和重要性”。这样的新闻界才是公众所期待的，自然也会得到它应有的自由和尊重。学界已大声呼吁，业界也正逐步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一线新闻活动当中，用更具人文气息的新闻作品赢得更多受众、更多信服。

注释：

①《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Ron F. Smith：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4th，Iowa State University，1999.新华出版社，李青藜译，2001年，355页。

③Kaa le Nordenstreng：Professional Ethics ：Btween Fortress Journalism and Cosmopolitan Democracy，The Media In Question，edited by Kees Brants，Joke Hermes and Liesbet van Zoonen，SAGE Publications，1998.p125-126.Elliot D Cohen：Codes of Journalism Ethics，Journalism Ethics，by Elliot D Cohen and Deni Elliot，ABC-CLIO. 1997，p139-140.

④陈建云：《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伦理问题》，《新闻大学》，2008（4）。

⑤MelvinL.DeFleur Everette E.Dennis: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Boston Toronto:Mifflin Company ，1994.p626.

参考文献：

1.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丁柏铨：《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江苏社会科学》，2007（5）。

3.高平平、黄富峰：《传播与道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新闻出版社。

5.郑保卫、陈绚：《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4（5）。

6.莫凡：《试论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新闻界》，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