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转型

论文关键词：环境伦理 环境整体主义 和谐发展论 环境正义观

论文摘要：中国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创立于2O世纪7O年代，在8O年代传人我国，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范畴也相应地成为我国环境伦理中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界“对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比较重视，几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对美国的环境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讨论和介绍的却很少”。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环境伦理学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它们都具有关注自然的倾向。2O世纪7O年代以来，随着正义运动的兴起，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也变得日益显著，西方环境伦理学逐渐从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对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主要以正义为主题)的关注。

1、自然中心主义

围绕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是否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tL，主义(非人类中tL，主义)争论不休，但自然中心主义借助民众觉醒的环保意识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直至7O年代为止的主流环境伦理主张。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视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伦理视野之外，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并引发了生态危机。所以，必须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承担起对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然而，由于依据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多派别。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及史怀泽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论”都以传统的西方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目的论等)作为原点，将传统人际伦理中的“内在价值”、“权利”等范畴直接移植、延伸到动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关爱动物乃至所有生命个体的结论，因而属于个体主义阵营。与此相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纳斯的“深生态学”则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以生态学为基础赋予整个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强调关爱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以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甚至要求人类为了自然放弃发展，所以，属于整体主义阵营。虽然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点不同，但它们共同致力于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力图拓展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因而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色彩。

不可否认，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人类为走出生态危机、生存困境的积极努力，在全球都有广泛的价值意义。但必须看到，自然中心主义并非是一种普适的伦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针对西方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抽象论证遮蔽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在环境利益上的差别，“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困境”。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框架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类社会关系内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环境正义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自然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社会正义秩序首先要解决代内正义的问题。这意味着现实生存着的当代人必须谨慎考虑正义的扩展性，当代人之间应当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公平分配。具体而言，代内正义表现为国内环境正义和国际环境正义两个层面。国内环境正义关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利益、责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危机，国内环境正义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来：富人的居住区和工作环境通常都是很环保的，而重污染工业企业一般都坐落或毗邻穷人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区，穷人和少数民族承受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但后来弱势群体的抗议以及西方一些学者们的披露，迫使西方国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环保机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调整，因而国内环境正义问题并未引发持续的理论纷争。然而，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的成因及责任划分上争执不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浪费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发达国家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害做出补偿。但是，发达国家不仅利用有毒废物输出、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将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从而转嫁生态危机，而且还指责发展中国家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他们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网。实际上，环境正义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类的正义。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国家的域限，人类只能因战争而毁灭，没有“共同的未来”。

代际正义也是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的公正分配。虽然一些学者因未来人的不在场和不确定性否认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超越现在把握未来，能够预知未来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将使人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罗尔斯的“正义的储存原则”为解决代际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他主张在人类的各代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储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进行财富的传递。虽然这只是单向的恩惠，当代人不可能从遥远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贯彻正义储存原则，从历史过程来看，就实现了人类整体在代际间的公正。罗尔斯的正义储存原则涉及的是经济财富的代际传递，但可以把资源与环境的代际传递加入进来，这样就可以作为代际环境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正义不仅仅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还从性别和社会制度的视角揭示了环境正义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将环境退化与对女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将环境正义归结为男女正义，认为解放自然必须解放女性。生态社会主义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态社会。

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因为，人与自然血肉相连，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译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批判地采纳了西方自然中心主义派别中的整体主义阵营之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思想，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建构了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 中国学界的主流声音强调，“我们不赞成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也不赞成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如果硬要说以什么为中心，或者，人类行为以什么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层次，即‘人一自然’系统这一层次，也就是说，以‘人一自然’系统为中心。这一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双赢’)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尺度”。因为，生态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环境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有机体以及有机体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内在目的，因而，不仅仅人，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所以，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利益关系：“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关系；②现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关系；③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关系。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表示人类行为中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因而这是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把世界看作有机统一整体，当代世界是‘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放弃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自然中心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种，作为主体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我们将“在确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的基础上，转变人对自然的对策，调节人对自然的作用机制，加强人对自然作用的科学管理，实施对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科学的多价值管理……既不是以损害根本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也不是以减少文化价值的方式保护自然价值”，而是“既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维护生物圈的健全、稳定和整体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所以，与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不同，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不是仅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去思考问题，相信人类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成己成物。这是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

人不仅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也存在矛盾。“处理这两类矛盾的关键是承认自然价值，因为它的根本问题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价值的问题”同3170也就是说，“在自然价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顾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当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会安全，又保障生态安全。在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强调的社会领域内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iustice)，我们还关注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生态正义(ecologicaliustice)。因为，“环境正义的主张过分强调了人与人的环境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维度，而忽视了生命共同体中非人类生命对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看不到生态正义的实现对环境正义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因此它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生态正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心。是故其环境正义观也是一种片面的环境正义观，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环境正义观。完整的环境正义观不仅包括对人的环境正义，同时也包括对非人类生命的生态正义”。

在环境正义的原则上，中国学界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比较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中国学者要求发达国家、强势群体承认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平等的环境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认发展，尤其是反贫困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同时，还要求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实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费付费原则，以使作为受益方的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对作为受害方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作出补偿。在解决生态正义问题上，佘正荣先生提出了“作为共生的正义”的原则：“作为共生的生态正义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存利益的调解，首先应该是种际层次的，而不是人类个体对非人类个体层次上的……共生的正义就是要允许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哒就要求我们做自然的道德代理人，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环境伦理进行了扬弃。采纳了自然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的一些主要范畴以及将环境伦理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与西方环境伦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西方环境伦理在中国发生了转型。为什么诞生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环境伦理能够在中国转型?

首先，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思想本身就具有“东方转向” l。自然中心主义要颠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突破主客二分的机械思维方式，改变事实与价值分离和对立的紧张关系，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生态智慧成为西方环境伦理重要的理论源泉。如，深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德韦尔(B．Deval1)和塞申斯(G．Sessions)就高度赞扬道家思想，认为道家提供了一种“整体自然观”，即宇宙是一个包括人在内的互补、平等及均衡的生态系统，这种自然观已经突破了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而相通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这样就使“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的交汇点”。

其次，“自然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沿用的是道义论和社会契约论等西方伦理传统，是在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reciprocity，又译互惠性)的框架内来讨论人对自然的义务的根据的”。虽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少这样的话语背景，但从中国现实来看，“市场经济的实行，多元主体或者说普遍主体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点，因此，我国的契约化的过程已经从经济领域开始，而契约伦理观念也将随着契约的社会化的过程，成为我国生活中占主导的伦理观念”。所以，由西方移植人中国的自然的价值、权利等思想虽还未在民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却被一些精英人士接受，并对政府决策起到了导向作用。中共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伦理将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将在促进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变。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