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乡村教育运动与远程教育服务“三农”

论文关键词：远程教育；乡村教育运动；三农；借鉴

论文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与当代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在对象和宗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开展为“三农”服务的现代远程教育需要从这场教育运动中获得借鉴，应该坚持全面、终身教育的理念，强调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平等，注重调查、试验以及教育模式的改革。

远程教育服务“三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而从历史上类似实践中获得借鉴也是非常有益的。目前，已有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与历史上著名的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等几次声势浩大的农村教育运动一样，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将是新世纪的又一次教育实验，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次中国农村教育的世纪性工程。”’一但这项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次农村综合改革的可贵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人现代化轨道的伟大尝试: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教育运动，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以及自身的缺陷而走向沉寂。乡村教育运动与当前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为“三农”服务的远程教育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比较是进行历史借鉴的基本前提。

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象和宗旨上的高度一致，那就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围绕农民、农业等问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引导农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毕竟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办学性质以及具体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乡村教育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外族人侵;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则是发生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性质上，前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那就是“改造乡村、再造民族”;而后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前者总体上倾向于一种“在野”的个人作为，而后者则是当今“科教兴国”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前者是一种面对面的教育，怀着救国救民宏愿的教育家们带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乡间、田头，建立学校，组织民众，开展活动;后者目前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远距离地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现代教育先行者的热忱和智慧在令我们钦佩的同时，也给我们良多启迪，其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以下从总体的教育理念、从教者与受教者各自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实施教育的具体方法等方面作一展开。

二

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在教育理念上，他们都坚持“大乡村教育观”。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政、教合一”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纽’〕陶行知推行“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他把整个教育的外延扩大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疮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等“四大教育”，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实现“新乡政”，解决农村教育及政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村，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虽然上述几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阶级性质及具体设想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课堂、田间、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虽然目前已有人认识到:“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教育资本、文化资本，先使农民的脑袋富起来，再使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腰杆子挺起来，人格的尊严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宏观决策却相对滞后。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政出多门、行政垄断以及行业壁垒等情况的严重存在，构成了远程教育向‘三农’延伸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高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电大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分担其中一部分职能，但无论就社会需要还是自身发展，电大都应当具有这种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电大除了把自己做大做强，提高自身在农村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外，还要协调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及其他高校的关系，协助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高校合作，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教育业务，发展自身，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显身手。由此可见，在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工作中，政府应当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而电大系统则应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在从教者与受教者关系的处理上，乡村教育运动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晏阳初早年在为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物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平民的潜伏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 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晏阳初都强调“农民自觉”，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梁漱溟提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晏阳初认为:“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又说:“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就需要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们都提倡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结合，指导与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乡村建设。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举家迁往定县，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梁漱溟号召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并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

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以满腔热血和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他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晏阳初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因为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伙’。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救世主”的心态，而这对当代从事远程教育的人尤其有着警戒意义。

对农民人格的尊重，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这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真正付诸行动，走出书斋，走出机房，深入民间。有专家建议，将普通高校的力量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研究生在暑期进行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维护、技术培训和对农民作宣传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校教师、学生与电大配合起来，在课程开发、农村需求调查、新经验总结推广等方面共同设计一些项目，分步骤实施。只要政府支持，这些措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四

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平等的态度，也在实践中形成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这对现代远程教育的计划的制定、教育模式的改革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一，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晏阳初主张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时代、符合国情、为全民而有的新教育体系。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并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他始终把调查工作列在第一位，强调一切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对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方案。在他的号召下，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深入定县农村，进行了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前所未有，最后由李景汉汇编成70多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了使调查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精确、有用的数据，他还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并要照顾到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等民间生活状况。”·晏阳初这一主张对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农民讲求实惠，自主性差，有的还相当保守，看不到效益就不会主动介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呈现空洞化态势，这些都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纵然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先进的网络技术，有高水平的师资，若不通过调查获知农民的真实需要，那只能是摆设，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乡村教育运动创力、大量试验区，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年)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为了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教育救国方案，晏阳初特别重视从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材料，进行研究实验。他说:“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图书馆，而要在社会实践中，在农村里。”7’“，定县就是这样一个改造农村社会生活的大的“社会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晏阳初进行了农民教育、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卫生保健、县政改革等方面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最后形成了四大教育并行，三大方式连锁实施，研究实验、人才培训、表证推广分步进行的完整的制度化的平民教育体系:目前，以电大为主体的远程教育已经将系统功能向“三农”延伸，技术支持重心向“三农”下移，教学资源向“三农”扩展，服务功能向“三农”覆盖，但在全面推进、遍地开花时，切忌盲目，不能缺少试验这一中间环节。

第三，形式灵活，模式多样。在充分尊重农民人格的基础上，要积极组织发动农民，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对象是全体民众，他们采用三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学校式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要，组织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平民职业学校、平民大学等;社会式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继续接受教育，这当中“毕业同学会”的组织和活动发挥着巨大作用;家庭式就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使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这种方式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现代远程教育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但学习者依然需要各种组织、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只有在实践中探索，从历史中获得借鉴，现代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工程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