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难题的四种视角

[摘要]“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难点。如何破解这一难点，纵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四种破解战略难点的视角。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难点；思考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难点：“三农"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三农而无“三农”问题。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便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并日益凸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村面貌有所变化，但是，“三农”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干部所反映的“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

1农业问题：缺乏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低下。

一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联产承包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的以分家分户经营以及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缺乏竞争力，发展缓慢。二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造成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2农村问题：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组织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资金严重缺乏；又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生活单调。因此，在农村无论物质还是文化方面的消费都很低下，再加上资金缺乏，经济难以拉动。据统计，2001年城市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村人均收入为2366元，二者之比为3：1；城市和农村人均可以用于消费的货币收人之比为5：1；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在商品消费中，70％的农民只购买了占商品总量39％的份额。加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工农业“剪刀差”，以及财政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是三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而不少农村则是十年八年“江山”依旧，面貌未改。

3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少，生活贫困。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15.1％，1989—1990年下降到只有1.7％；1999～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7％，而同期农产品成本却增加了24％，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但因自身素质不高、缺少技能培训、城市制度障碍多等原因，他们面临着工资低、子女读书难、无社会保障、无社会福利救助等很大的压力。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乡(镇)村两级机构越来越大，干部队伍迅速膨胀。一个乡(镇)的干部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有的多达二三百人。至于村一级组织，也是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开支，只能以多种名义向农民收取，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反映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二、破解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综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破解这一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1制度主义——以制度重建乡村

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确定和结构化。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旦一种经济制度造成社会分化，并由此形成对立阶级，造成剥削关系，政府就必须要改变这种制度，通过制度更替达到社会的理想目标。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除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基本主张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通过改变旧的统治秩序和土地制度使农民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分散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社会分化难以巩固制度革命成果的问题。土地问题和生产效率问题在短时间内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的后果则是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并由此造成制度绩效日益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但农村的土地制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是土地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仍然是“政策田”而不是“法权田”；二是附加给土地的负担愈益沉重，出现“土地抛荒”；三是土地承包的政策效益日益递减，改革被视为“搞活了农民”、“搞死了土地”。由此看来，仅仅围绕生产关系的变革，局限于土地资源在农村内部的配置，是无法最终走出农村困境的。现在，新农村建设主要不是变革现有的家庭经营土地制度，而是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等不利农村发展的制度。新农村建设将立足于农户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基本国情，建立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农业制度。

2文化主义——以文化重建乡村

文化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形态，正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决定文明形态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中国的本源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应该以乡村为出发点建构理想的农民生活。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文化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梁漱溟先生。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其出路是文化改良而不是制度革命。现代化、城市化造成乡村被遗弃，而乡村恰恰是中国文化根基之所在。农民苦难的事实说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出路，只有转向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未来。他主张回归农本，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为此，他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但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了九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无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法克服城乡差别。当今社会已经普遍进入工业社会，而且经济、文化都日益全球化，在开放的工业社会里，让农民自我封闭，建构农民自己的幸福生活及价值观是难以推行和实现的。 3工业主义——以工业重建乡村

工业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为土地束缚。只能通过发展工业，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减轻农业人口压力，为农民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才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代表人物是费孝通。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因为，一是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二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最好的办法是将工业分散到乡村。因此，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工促农，将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改造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农村，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理念，直接引导和推动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但以工业重建乡村同样也面临困境：一是工业企业发展既需要有内部基础，又需要有外部市场，没有这两个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场“灾难”。二是乡镇企业缺乏统一廉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孤立分散的乡村企业缺乏效率、竞争性和可持续性。伴随城市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农民进城以后，谁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农民，也是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4技术主义——以技术重建乡村

技术主义认为农业落后在于技术落后。必须将先进的技术用于农业，实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集约化经营，才能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由此改变农民的境遇。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卜凯认为，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只是土地和劳动，由此必然增加人口。又由于人口过剩，人口过密，导致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农村贫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一是实行人口节制，同时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农业，大力发展以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农场经济，实行集约化经营。卜凯认为，生产关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应该是生产方式，即技术的改进。与集体化相比，他更倾向于集约化。中国现阶段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引入资本，资本下乡。为此要极大地解放土地，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三、展望战略发展难点：新世纪，新“三农”

通过对20世纪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国“三农”问题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方面的变革难以成功，以上四个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建设新农村，是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

制度创新着重于消除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特别是消除长期制约和影响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不仅真正享有国民待遇，而且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对农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城乡公平统一的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改革现行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打破各行业存在的垄断特权，对农民的各种创业活动进行保护和扶持。

产业创新通过发展第二、三产业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促进劳动力转移，在相当程度转移了政治和社会风险，使中国得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狠抓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一是站在市场化、全球化的高度逐步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二是加速发展小城镇。使农村城镇化，让几千万乃至几亿农民进入城镇，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样，不仅乡镇企业、第三产业能得到发展，农业也能比较普遍地实行规模经营，逐步实现现代化。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村繁荣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三农”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技术创新在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格局下，通过引入先进生产要素，促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转变政府和村集体的思想观念，将政府和村集体职能定位切实地转到服务上来，政府在技术、资金和信息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持。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中介，政府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鼓励专业性、技术的团体到农村扎根，为农业发展服务。三是发展农民自治组织机构，比如，组建农民协会、蔬菜销售协会、粮食销售协会等等，为农业产品生产和销售服务，并有效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文化创新在继承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振兴乡风、民风，通过建设新农村，凝聚人心，重构农村生活家园，将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和精神支撑。一是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继续实行村民自治，加快乡镇机构改革；二是要着力发展农村教育，认真落实教育振兴计划，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增强就业本领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能力；三是要深入开展乡村文明家园创建活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阻止落后的、愚昧的、反动的文化思潮在农村蔓延，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文明程度；四是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与实施，大力推进农村生态家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