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新政二三事

廖家村隶属于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吉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为共和国贡献的将军数目在全国的将军县中排名第四，这里是曾山、余秋里等老革命家的故乡。2000年，吉安被评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吉安县一向以农业为主，直到2003年，该县的工业产值才首次超过农业。

廖家村位置偏远，记者乘车从吉安县城出发，中途下车后徒步在红褐色的田野间穿行了近十里路才来到这个全镇最穷的村。这个行政村差点于去年“消失”，根据敦厚镇的规划，全镇将有5个村被撤并，廖家村是其中的一个，5个自然村中的3个将划归下岭村，2个划归乌石。敦厚镇镇长刘永梅说，由于去年镇里工作太忙，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

来到廖家村，记者颇费周折才找到支部书记周存蔚，他的妻子先是说他去临村处理村民上访了，在跟镇长通了电话之后，才带着记者去找偷偷跑去放牛的周存蔚。在村外的一片草地上，心存芥蒂的周存蔚在了解了记者的来意后才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来村里推销和搞各种摊派、捐款的人太多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干脆就躲起来。这位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应该先和镇里打招呼，让蹲点干部带着来。

一个村支书和一个村的账本

廖家村共有人口625人，总耕地面积1586亩，人均耕地面积算是比较多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每年可以种植两季。

44岁的周存蔚一家四口，大儿子已经上高中，在县城读书。他虽然当支书，但和普通农民一样种地，还养了两头牛。去年因遭遇干旱和病虫害，廖家村的村民普遍反映种地赔钱，周存蔚也这样认为，并详细地算了他种地的经济账。

周存蔚一家共耕种16亩土地，全部种植水稻。由于杂交水稻种价格较高，他选择了自己留种，每亩地要用10斤种子，每斤合0．5元；每亩需要使用尿素20斤（0．7元／斤），复合肥40斤（0．65元／斤），氯化钾10斤（0．73元／斤）；塑料薄膜8两（0．34元／两）；抛秧盘每亩平均花费45元；喷洒农药每亩花费6元；抽水灌溉4至5次，平均每亩花费40元；农业税及附加每亩51．5元。

春秋种植两季水稻，除塑料薄膜外，其他生产资料也相应要投入两次。核算下来，种一亩地的成本约为395元。

而按去年的实际产量，早稻亩产约为300斤，每斤售价平均为0．48元，晚稻亩产约为200斤，平均售价每斤为0．72元。合计每亩的产出约为392元。

在种地这一块，周存蔚一年下来几乎收支相抵，还略有亏损。他说，正常年景时早晚两季的亩产加在一起可以达到700斤以上，即便如此，种一亩水稻的收入也只有150元左右。

因为种地不赚钱，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种地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廖家村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人口约有200，留在家里的不足半数，整个村子显得冷冷清清。在吉安全县，外出打工也是农民最主要的出路，人口不足2万的敖城镇就有1000人聚集在温州做皮鞋。

廖家村共有村干部共7人，这7个人的工资由该村农业税附加部分负担。其中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元，村委会主任和会计的月工资分别为280元和260元，民兵连长等其他4个干部的工资平均每年才300元。

去年廖家村应该上缴的农业税总计81679元，其中约为17％左右的附加部分用来给村干部发工资和村里的其他支出。但是，去年廖家村的农业税只收上来不足50％，周存蔚说，不交农业税的主要有两部分人，困难户和外出打工抛荒者。农业税收不上来，村里就拿不到上级转拨的钱，村干部已经连续两年只拿到了一半的工资。

在到廖家村采访之前，敦厚镇的镇长刘永梅担心，撤并该村会引起村干部的不满，不利于工作。但周存蔚对此却表现得相当平静，他说撤并村子是好事，可以节省不少的接待费，至于他自己，他说即使不再当村支书也不会有半点怨言。因为在他看来，村支书并不是一个美差，如果不当，他也可以将时间用来外出打工或做其他的事。

廖家村是记者随机选择采访的一个村，但中国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个小村子中都有所反映。廖家村的老俵告诉记者，种植经济作物需要更多的投入和配套设施，在这个前提无法满足的情况下，种植水稻是他们惟一的选择。限于人多地少的现状，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可能实现，只能维持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即使粮食价格每年维持小幅度的上涨，也不足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遑论缩小城乡差距。

在周存蔚的种田经中，可以计算出农业税在总投入中所占的比重约为13％。廖家村的老俵们承认，几年前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使他们的负担有所减轻，但这点收益并不足以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中央每年将农业税整体减免1个百分点的支出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农民每亩地的农业税负担将减少6元左右，但减轻的这部分负担实际上连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部分都无法弥补。据国家有关农业部门的统计信息，进入2004年以来，各主要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

1998年中央政府进行机构改革以后，乡镇撤并在全国大面积展开。据来自国家民政部的消息称，今年乡镇撤并将有所提速，乡镇一级政权的撤并和人员的精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的重点。

吉安县于2001年10月至12月间完成了乡镇撤并的工作，江西省给吉安县下达的撤并指标是20％，吉安县原有乡镇22个，按比例应撤掉4个，但实际只撤了3个，撤并参照的原则是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下或人口在7000人以下的乡镇。原高塘乡并入县城所在地敦厚镇，原油田乡和盘田乡合并为油田镇，原敖城乡和前岭乡合并为敖城镇。

根据中央精神，撤并乡镇建制、裁减乡镇一级工作人员，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截至2003年，全国乡镇总数减为38290个，与1987年相比下降了47％，与1999年底相比减少了16％，吃乡镇一级财政饭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但现实的情况表明，乡镇工作人员人数的减少与财政压力的减轻并未呈现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原吉安县前岭乡地处山区，只有6000多人口，乡镇干部超过30个，敖城乡则有38名干部，合并为敖城镇之后，全镇干部一共保留了38人。盘田乡和油田乡的合并也使原本两家一共超过50人的乡镇干部下降为32人。

乡镇建制的重新整合并不是难事，难题出在人员的安置上，减下来的乡镇干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疏散，即提前离岗和调离。理论上讲，提前离岗的干部空出来的位子日后不会再填补，但这部分编制的裁减对财政压力的减轻要经过相对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日后会不会反弹，一位乡镇干部说并不敢肯定，在现有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什么都有可能出现。

不到提前离岗年龄的干部则被调动到其他乡镇或者县级机关。有的原乡镇干部调到县里，在不能安排领导职务时，就在机关里挂一个主任科员，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这实际上是将一部分乡镇的财政压力转移到了县级。

乡镇工作人员的重新配置是在上级的规划下确定的，而非按照实际工作的需要。敖城镇党委书记陈珂说，乡镇的管理还在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他的镇上有38名在编干部，但工作有18个人干就足够了。问题是如果真的只留下18个人，剩下的人到哪里去？作为镇的一把手，他为什么不把多余的人裁掉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陈珂用反问来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乡镇的合并也为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以敖城镇为例，合并之前，前岭乡欠干部工资16万，合并后这部分负担就转移到了敖城。原敖城乡以平地为主，前岭乡却是山区，两个乡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区别很大，基层设施建设也有差异。原来两个乡之间不通公路，合并之后修公路成为当务之急，敖城至前岭的公路获得了国债的支持，该镇需要配套77万元，但镇财政出不起这笔钱。这些问题在敦厚与高塘、油田与盘田的合并中并不存在。

陈珂认为，撤并乡镇过程中，政策上应因地制宜，对于偏远地区应有政策上的倾斜，而不仅仅是“分果果，排排座”。

农业税减免，可以一刀切吗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从今年开始每年将农业税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5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有人统计，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这一决定给予的掌声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得到的两次最热烈的掌声中的一次，另一次在温家宝谈到台湾问题时响起。

总理关于农业税减免的话音刚落，就有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宣布从明年开始完全取消农业税。北京市地税局的负责人称，2003年农业税及附加的收入仅占税收总额的千分之一，对财政的贡献已经很小，北京地方财政具备了免征农业税、反哺农业的能力。

上海和浙江的情况和北京相似，都是二三产业高度发达，对财政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税在税收总盘子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全国除这些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国一盘棋统一步伐对农业税进行减免的可行性需要考量。即使在吉安县211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情况也千差万别，记者对几个乡镇的采访表明，减免农业税目前只能在有条件的地区才可行。

记者在吉安县城见到油田镇党委书记肖春元时，他热情地邀请记者一定要到油田镇看看。在记者接触到的多位乡镇领导中，他的腰板是最硬的，别的乡镇领导对他也最羡慕，因为油田有钱。

油田镇“名不副实”。这个镇没有石油，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锰矿。2000年一家福建公司买断了油盘铁矿70年的开采权，矿山生产规模的扩大为该镇贡献的税收逐年稳步上升。油盘铁矿还带动了就业，在运输等方面启动了民间投资近1000万。除了油盘铁矿之外，该镇还拥有铅笔厂等10余家大大小小的企业。

去年油田镇财政收入为763万，其中农业税贡献了178万。今年吉安县给油田镇下达的财政任务是1000万，肖春元预计，油田镇今年进账1500万不成问题，镇里正计划投资600万新建一所中学。

178万的农业税收对油田镇的财政不再是决定因素，“如果上面有要求，我现在就可以取消农业税”，肖春元说。在其他一些乡镇还在为解决干部工资发愁时，2003年油田镇已经有能力给每个干部发1万元的奖金，出于谨慎，肖春元说他没敢发。

与油田镇接壤的万福镇是吉安县人口最多的镇，但万福镇的运气没有这么好，境内没有可开发的矿产资源。万福镇的尹书记告诉记者，2003年该镇400多万的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的比重超过半数，而教师工资就花去了镇财政的90％。减免农业税对万福镇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将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即使县城所在地敦厚镇去年也仅达到“保住了干部工资”的水平。

“取消农业税行不行得通，我看有钱就行得通，没钱就行不通。”敖城镇党委书记陈珂说。同属一个县，乡镇之间的“贫富差距”就如此悬殊，全国范围内的差异可想而知。

陈珂还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些贫困的地方，“农业税减免到不了老俵手上”。因为普遍存在农民拖欠农业税的现象，乡镇会按原来的水平征收，从中截留税款冲抵乡镇垫付的部分。

一些不具备减免农业税的地区，减免之后政府财政的支出主要要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2002年，农业税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率仅为2．6％，比重已经降到很小，可以说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农业税减免的压力。但在转移支付过程中，需要经历省、市、县各级财政截留。如何跨越地域和部门，把转移支付的钱顺利地划拨到基层，将是考验政府行动能力和工作效率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