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两难选择

论文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矛盾的转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两难选择，诸如培训应该基于当前还是着眼长远，输出地培训还是输入地培训，增强技能还是获取资格，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等，如何正确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两难选择

两难选择通常是针对某一问题，至少存在两种相对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接受或采用任何一种均可，但是都没有达到最大效果。两难选择意味着在面对两个同时期望的目标时，一个人需要放弃一个目标而去实现另外一个目标。[1]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进程中，同样存在着诸多影响培训实效性的两难选择或虚假的两难选择，好比“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何正确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效性。

一、基于当前还是着眼长远

当前和长远是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存在着先后顺序。当提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标应该基于当前还是着眼长远时，人们更倾向于认同这个观点：基于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更有利于培训的实施与发展。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其中有一部分是处于无业状态或是隐形失业状态，这些人口，一方面对自身家庭产生了负担，限制了家庭纯收入，造成农业从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而且对国家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数量巨大的失业劳动力对社会的稳定也产生了潜在的隐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要求一部分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升级对于数量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也会挤出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快速脱离贫困的状态，更多地关注眼前的现实利益。经过培训，他们的境遇如果没能改善或是稍微有点改善，这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积极性，而且他们理想的培训应该是机会成本很低，这样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参加培训的劳动力来说，机会成本是选择接受培训，放弃继续工作所带来的损失。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对培训的需求还处于满足正常生产活动和获取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劳动报酬的阶段，仍然处于满足低层次的需求，这种前提下，他们更倾向于基于当前需要的培训。对于政府而言，受经济动机驱动，无论是输出地政府还是输入地政府，也都赞同基于当前的培训。因为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而且技术的革新也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再培训，经过培训的劳动力也确实能很快上手，弥补用工缺口。

已有的经验也提醒我们，一是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性，而市场的变化却越来越快，有时候，当市场急需的人才大量培养出来之际，人才的规格与质量已不能适合变化了的市场行情，从而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这就客观上要求培训必须具有前瞻性。二是基于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会导致过度的重视“转移”，忽视“培训”，看重短平快技能层次培训，忽视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教育，重视转移培训的目的，轻视转移培训的过程，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培训的后续发展。三是受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培训应该满足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着眼于长远的培训可以保证职业的流动性、一贯性和可迁移性，并引向终身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选择何种培训理念，是眼前还是长远，不仅直接关系到培训的要求与需求的问题，更深层次讲，还涉及到培训的价值取向问题，基于当前的培训理念关注的是教育的经济功能，强调培训应该定位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突出其工具理性。基于长远的培训，更在乎学员的后续发展，这意味着更加强调教育的人力资本开发功能。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案，关注现实还是未来，依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输出地培训还是输入地培训

根据培训地点的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分为输出地培训和输入地培训。输出地培训是指在农民工家乡开展的培训，输入地培训是指在用工地进行的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对输出地政府而言，首先可以缓解当地就业压力，由于输出地经济发展实力往往不强，难以提供足够的岗位，消化接受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培训的劳动力输送到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输出地人多地少的危机，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和本地收入，推动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输出地政府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态度积极。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在输出地开展培训，一是可以使农民工提前了解城市生活，做好角色定位，便于更容易更快地融入城市；二是输出地生活成本低，也可以降低农民工的生活费用；三是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培训过程中常出现中途退出的现象，输出地培训可以相对持续地完成培训；四是一般情况下，输入地对农民工存在着歧视现象，现有的户籍制度也决定了外来农民工不能顺利进入当地的就业培训体系，当地的一些措施也强化了这种难度。但输出地培训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缺陷，输出地政府积极开展转移培训，这看似有利于培训的开展，但其目的在于有效地转移劳动力，培训的内容也仅仅是很粗浅的知识，对于培训内容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这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这直接导致培训的实效性不高。此外，输出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不高，也导致培训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培训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培训质量不高，使培训流于形式。

输入地开展培训，其优势在于：其一不仅可以减少用工单位的招聘成本，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而且更能针对用工单位的实际需求，使转移培训做到有的放矢；其二输入地培训可以避免农村劳动力重复培训的现象，有效地防止资源浪费，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可以先定出口，再定入口，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培训积极性；其三输入地培训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农民工离开熟悉的农村，其生活方式、社会意识迫切需要重构，如果不能很快适应新环境，从而对新环境失去安全感，他们很容易产生犯罪的动机。输入地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和融入当地的意识，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输入地的治安。与输出地比较而言，更大的收益者应该是流入地，毕竟劳动者创造财富的主体是留在所服务的单位和地区。大量流动的劳动力在为当地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庞大的税收，从而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资源。因此，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培训模式也是情理之中。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发展政策使部分输入地居民产生了狭隘排外的小市民意识，他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外来农民工培训产生排斥和抵制情绪，造成输入地政府对培训反应冷淡。

无论是输出地培训还是输入地培训，均是利弊共存。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受培训的劳动力可以在这个范围自由流动，这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或政府机构应该转变思想，积极牵线，促进农村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的联合协作，通过合作办学或是订单培养等方式，统筹规划区域培训，从分割走向合作，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根据生产要素禀赋，建立多层次、多结构的劳务输入网络，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

三、增强技能还是获取资格

增强技能还是获取资格背后涉及教育功能的两种理论：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即是坚持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筛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他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把经济的增长仅仅归结为物质资本的增加，而实质上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多数，初中文化及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76.5%，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中，培训确实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最佳途径，依靠培训，可以迅速提高劳动者的质量与素质。 筛选理论是由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开创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是雇佣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进入实际工作岗位前，雇主是无法判断应聘者的能力，必须假借某种外显的东西来进行筛选，就是通常所说的教育的入口和出口。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培训者获得的资格证书作为一种筛选的标准或是信号。雇主可以很轻易地通过证书直接获知求职者的受教育程度、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培训潜力，而且不需要耗费任何的信号发送成本。因此，导致的结果是那些获取资格的学员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进而得到更多的报酬。这背后隐藏许多问题，一是筛选理论所依据的证书，提供的只是一种“市场信号”，是一个人接受过人力资本投资的证明，是进入工作岗位的敲门砖，至于工作中的实际绩效如何则没有必然的联系，日常工作中常常出现高学历低能力的情况，证书并不是个人能力的真正表现；二是劳动力市场这种按信号制定报酬的机制，会使很多人想方设法地追求制造信号，忽视自身技能的提高，这就制造了一种假象；三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只要农村劳动力愿意参加培训，政府一般都愿意颁发资格证书，在这种情况下，资格证书毫无价值可言。

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筛选功能则是教育的副产品，只有在其主要功能发挥良好的情况下，教育的筛选功能才具有精确性。尽管这样的描述可能有点欠妥，无论是强调能力获取还是资格获取，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都是明智之举。但对教育的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的认知模糊，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投资政策，培训生产功能强调了社会效益，政府必然会加大公共投入力度；信号功能强调个人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公共投入的动机。

四、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政府不再是培训资源的唯一配置者，也不是培训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究竟是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不能一概而论。赞同政府主导培训的理由有多种，一是各级政府正在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自从2003年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这种制度支持保障了培训活动的可行性和持续性。二是根据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程度，教育类型刻意划分为基本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供给、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供给和基本上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供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则被归类到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教育供给之列，是因为受培训者个人所获得的知识、技能、态度等等不仅可以为个人带来正的收益，而且会外溢到全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其他社会成员受益。劳动力转移培训属于准公共产品，这也决定了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三是政府主导可以整合现有的培训设备、场地、资金、师资等教育资源，建立起以公办学校为主体，民办培训机构为辅助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公办的培训机构有多个部分组成，例如，教育系统的培训机构包括职业高中、成人中专、普通中专学校和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等。农业系统的培训机构包括“雨露计划”、“阳光工程”、“星火计划”“农民工转移培训”等配套的各类培训机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机构有技工学校、人力资源培训学校和就业服务培训中心及各地的实习实践基地。四是政府主导的培训可以利用政府职能优势，有效解决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法律法规缺失和落后的状态。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相继制定了《人力发展与培训法》和《就业机会法》，这些法律的制定有力推动了美国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政府主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显然是理想的选择。然而，赞同市场主导的观点认为在市场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推动的力量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答案不可而知。例如，在众多的职业资格认证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垄断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上各类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会使培训偏离社会实际需求。此外，当前我国有一亿多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仅靠国家实施的“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等，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且这些措施配套的资金也很有限，平均到每个劳动力身上，显得并不充裕。主张市场主导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目的是为行业和企业培养一线的技术、技能劳动者，市场是农村劳动能力培训的出口，市场提供岗位，市场更清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培训，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成本浪费，使培训和就业无缝对接。二是市场主导培训，可以减少国家的投资，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急需的领域，而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筹集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行政推动还是市场拉动。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培训，政府的行政推动较为普遍。在操作方式上，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沿用自己最为熟悉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下任务、下指标，以行政目标管理制度进行监管。政府在宏观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培育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和人才市场，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英国宏观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观点，市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就应该由政府来做。然而，农民培训的多主体、多对象、多内容、多形式、多层次、多要求的特点，决定了培训工作由政府部门独家承担具有很大难度。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也会失灵，因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最佳选择是为市场有效运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去代替市场。市场拉动也就意味着培训机构可以营利，因为它满足了特定群体的需求，或者是这一群体放弃了政府的非营利性的培训服务。培训机构可以追求利润，但不是过度的利益或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着社会企业责任。在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市场可能做到很好，政府做的不够好，在另外一方面，恰恰相反。所以，应该综合考虑，根据他们所承担的职能和责任，科学布局，正确处理多元关系，创新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监管、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矛盾的转化过程，矛盾转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可以顺利地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解决中国“农业的内卷化”问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了解造成两难选择的内因和外因，理顺两难选择的关系，对于矛盾的转化和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