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医学现代化是指从建立在经验和玄学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向建立在实验与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转化，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则是指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中西冲突”之后，逐步在中国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在华医学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促使了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① 一、西方医学日益为中国人所认同 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国力迅速增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缓慢发展，国力日渐衰弱。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充市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而传教士要立足于中国，又不得不借助医药这一手段。因为免费而有效的医药活动可以打消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怀疑与恐惧，而“上帝的仁慈”又遮掩了掠夺者的凶狠与贪婪。医学史家王吉民指出：“基督教医药事业从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帝在华教会协会曾有如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② 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展“设立医院或进行医学教育”等医药事业，从而大规模地把近代西方医学输入到中国。 起初，中国人对医学传教士及其活动心存怀疑与恐惧，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没有完全消除。在民间流传着关于传教士的谣言，如蒸食幼儿、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挖眼剖心以入药、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等，③ 因此许多传教士被认为是邪恶之人，而教堂被视为恐怖之地。然而，医学传教士早期的施医送药活动均免费，且兼以救济贫病。这对一般穷苦人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他们在无钱治病的情况下，比较愿意尝试这种免费治疗。久而久之，各种传言和误会就消除了，而传教士医生的仁慈和高明的医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到传教士开办的诊所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伯驾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开张六个星期就有450人前来看病。④ 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崇西医，一些曾对西医和西方人（传教士）心存“疑忌”的士人甚至官吏也逐渐改变其成见，当他们或亲人患病而中医治疗无效时，也会选择到医学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或医院就医。所以，在伯驾的医局里，不只是百姓前来排队就医，就是县、省等各级官吏也只能如百姓一样排队候诊。就连一直痛恨洋人的林则徐也间接地请求伯驾为其治病。由于受“华夷之防”观念的束缚，林则徐虽患疝气，却不愿意亲自去请伯驾为其治疗。而是委托一名高级行商带信给伯驾，请求他翻译《各国律例》，附带请求他开列戒除鸦片的药方和治疗疝气的方法。伯驾送给林则徐一副疝带，林则徐的病情有所好转。从此，林则徐打消了对西医的疑虑。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伯驾在广州重开医院。1843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耆英还给伯驾赠送了两块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官吏对伯驾医药活动的默许表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已开始接纳西方医学。 晚清重臣李鸿章对西医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接触到了西医，但当时却是漠不关心。直到1879年，李鸿章对西医的态度才开始改变。是年，李鸿章夫人患病，李氏遍请天津城内外的中医国手诊治，总共延请了17名中医，其夫人的病不仅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几乎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所请之人都是庸医，于是请求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子明代请西医。结果请到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等给李夫人治病。在马氏等西医的治疗下，李夫人的病迅速好转并得以痊愈。马根济不仅治好了李夫人的病，还为李鸿章衙门内其他一些人治好了疾病。马根济的高超医术，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李鸿章也因此改变了对西医的看法，并从此开始“笃信洋医”。⑤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捐资给马根济创办医院，并允许他在医院传教。这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次传教事业的成功；这对中国而言，是中国政府支持西医事业的开端。除资助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外，李鸿章还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如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创办时，李鸿章不仅是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而且他还“于1899年覆函西医书院掌院以示支持”。⑥ 李鸿章还开创了官办西医院的先例。1879年，李鸿章出资由马根济在天津开办医院——“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医院设有候诊室、病房、药房等，设备比较先进。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该医院由英国伦敦会买回。此后不久，李鸿章在天津地方乡绅的资助下，又建立了一所新的官方医院——天津总督医院。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李鸿章以天津总督医院为基地，在海军各口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军医院。在创办医院的同时，李鸿章还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医学堂，它一直持续至1933年停办。它培养了不少陆、海军军医。他们对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官办医学教育乃至医药卫生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李鸿章除了发展西医事业以外，还在许多场所赞扬或宣传西医。在天津总督医院开业之际，李鸿章当着英、德、俄、美等国领事和中国民众的面发表演讲“对外国医术给天津人民带来的好处表示赞赏”。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美国教会人士在华设立医院表示赞赏，他还希望教会向中国“派遣更多的医学传教士”。⑦ 由于马根济医治好了李夫人的病，此后李鸿章便大胆地请西医为其幕僚乃至宫廷人员治病，他曾请西医给醇亲王奕譞治病。这些活动无疑扩大了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消除了中国上层社会对西医的误解和抵触。从而有利于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医学现代化开创了条件。 二、中国传统医学遭到质疑和批判 医学传教士在华的医药活动广泛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必然会动摇传统中医在中国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对一般民众而言，接受西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排斥中医，谁能医治好他们的疾病他们就相信谁，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科学的高度去质疑传统中医，也不可能对传统中医提出批判。李鸿章等晚清官僚虽然也接纳了西医，但他们却不排斥中医。真正对传统中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是如下三种人：（1）那些较早接触西方医学的传统中医学家，通过潜心钻研，发现传统医学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予以揭露和批判；（2）那些在教会医学院校或国外（尤其是留日学生）学习西医的人，他们在深入掌握西医学之后，对中医的某些认识和做法难以理解和接受，于是主张废止中医或改造中医；（3）那些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文人，他们对西医未必精通，但他们有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尤为尖刻。 王清任是第一个方面的代表。王清任及其著作《医林改错》，被认为“冲出了传统的中医学术的哲学基础”，引发了一场中医学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⑧ 王清任于1830年刊行《医林改错》，作为一名中医，他谙熟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他对传统医学的批判更有针对性，而不是泛泛说理。他在文中指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⑨ 其中“脏腑错误”、“病本先失”这八个字表达了他对数千年来中国医家所奉行的“循法守度”做法的不满。在书中他还“指责历代医家奉为圭臬的《内经》自相矛盾，连篇累牍地攻击歧伯、鬼叟区、扁鹊等误人非浅。”⑩ 他主张通过解剖或实践观察认识人的脏腑，而不是记诵前人的经典著述。这从方法论上对传统中医是一次大胆的超越。当然，在当时西方医学还没有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没有得到医界的认同，相反却被认为是异端。因而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并不明显。 吴汝纶、汪大燮、余云岫是第二个方面的代表。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輥?輯?訛 在近代对中医提出挑战并主张废止中医的人当中，留日学生最多，汪大燮、余云岫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日本作为汉文化圈中的成员，中国传统医学（“汉方医学”）一直在日本占主导地位。16世纪以后，西方医学逐渐传到日本。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学或“兰医”。此后，日本发生了“汉医”与“兰医”的论争。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全面接受西方文明，也实施了一系列废止中医的措施，此后日本医学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日本废止“汉医”的作法对留日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经留学日本的汪大燮在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总长，在“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之后，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不仅表明了他废止中医的决心，也反映了要为“中医学会”在国民政府立案也是不可能的。余云岫反对中医也十分坚决，还在日本学医期间，余云岫就发出“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慨，立志回国后也要革除旧医。1914年，余云岫发表了著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全面批判。他指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其主要思想是全面否定中医，认为中医是“杀人之祸首”，“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无从谈起。?輥?輰?訛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的议案，并获得会议通过。虽然，余云岫废除中医的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繁荣，的确给这种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