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爱国主义形态转变之嚆矢: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

邵先军 崔家生  2009-11-06

摘要:爱国主义由古典到近代的形态转变是时代的要求。近代中国海防危机牵引下的爱国主义喷涌澎湃。既有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御敌献身精神的延续传承、发扬光大,又有学习西方这一爱国主义近代要素在反侵略中孕育萌芽。鸦片战争前后海防前线的爱国实践,开启了爱国主义的形态转变,“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近代爱国主义萌芽是在海防反侵略实践中孕育、在总结反思海防战争失败中被明确提出来的。

关键词:爱国主义;形态;转变;海防爱国主义

近代百余年,中国处于剧烈的变革转型时期,既有的爱国主义传统顽强地发挥了其特定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得到更新,新的爱国主义内涵艰难孕育并日渐形成。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形态的发展转变,滥觞于海防领域。海防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海洋权益,防备外来侵略而进行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建设和斗争。海防事务主要是指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事务。可见,海防和爱国主义紧密相连,从一定意义上讲,爱国是海防事务的必然主题,热爱海防、关心海防、建设海防是爱国的必然要求,海防事务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途径。因此,凡是本着热爱祖国的海防、维护祖国海防利益而进行的建设海防、保卫海防的思想和实践,都可称为海防爱国主义。海防爱国主义既是爱国主义在海防领域的一种特殊形态,又包含着爱国主义的一般。我们把近代史上国人保卫海防、建设海防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称为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

一、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性质转变,对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的形态转变提出了必然要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决不是一次普通的海防反侵略战争,它的爆发是一个标志。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来往不多、独立发展的封建社会;自此之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往往要打上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烙印,表面看起来中国似乎是独立的,实质上国家主权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侵害。这样的社会性质,从晚清到民国,一直也没有改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近代这110年的社会性质,前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后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巨大的屈辱和灾难,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在强烈的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著的探索。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被提了出来,又在社会实践中逐个失败,经过了一系列这样不可缺少的发展环节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才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第一个任务,也为第二个任务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一时期里,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千难万险,百转千回,却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辉煌,离不开爱国主义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异常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民族没有屈服,在极端深重的危机面前,我们的国家没有灭亡,如果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撑,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时期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百般屈辱中却能够渐渐觉醒,我们的社会在千灾万难中却能够始终保有进步的动力,我们的民族独立逐渐沦丧最后却能够失而复得,如果爱国主义一直停留在与封建社会农耕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古典形态,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抗争,无不凝结着爱国主义的炽烈激情;每一个救国方案的提出,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理性光芒;每一个救国方案的实践,都向爱国主义本身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而发展升华的必然要求;而每一次救国实践的失败,又都激起了爱国救亡的更大浪潮。同一段历史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近代百年既是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自身在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中蜕变转化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孕育、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政治文化范畴,是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由于国家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矛盾、困难、任务和目标的不同,反映在爱国主义上会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特征,因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爱国主义的不同历史内容,反映了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所面临的挑战和矛盾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封建农耕经济文化条件,形成了以“华夏中心主义”为基调、以“忠君”为表现形式的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必然要求发展出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满足近代中国需要,符合近代中国特点的爱国主义形态。

二、近代中国海防爱国实践的喷涌澎湃,为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的形态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

令中国“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主要来自海洋方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直接起因,并且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近代历史上,“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百余年间,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数百次侵华战争和事变,这些侵略,绝大多数来自海洋方向,或是与海军有很大的关系。“在一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真是有海无防,仅来自海上的外国入侵竟达四百七十余次。”甚至有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

我们经常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其实,这不仅仅是对鸦片战争一例个案的生动描述,也是对以其为代表的整个近代期间帝国主义侵略特点的准确概括。首先,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都是海上强国,其侵略行为带有浓厚的海洋背景——通过海上霸权对外侵略扩张是当时资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共同特征。其次,对中国的历次侵略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赖海军,列强的海军在战争中或为主力或为先导,平时也动则以武力相威胁。严 复曾感叹:“自道咸以来,沿海诸边,往往多事”。“迩者江淮之间,英日最盛,而德亦狡焉思逞矣。俄涉东省,法人滇粤……凡其浅水军舰,随时皆有直达腹地之忧,而地方官吏始棘手矣。或交涉稍有枝节,或萑苻稍见鸱张,动且鼓轮而来,装炮悬旗,肆行恫喝。”即使是与中国陆地接壤的俄罗斯,海军力量在侵略中国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瑷珲条约》的签订,奕山就受到了俄国兵船鸣枪放炮的武力威胁。在后来的北京谈判过程中,俄国故伎重施,派兵船集结在天津附近海面。

列强侵略接踵而至,万里海疆频频告急,触发了海防抗争的风起云涌,随着民族战争依次爆发,海防爱国主义在近代反侵略抗争中首当其冲,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近代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海禁大开,海防形势异常严峻,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海防建设一方面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另方面却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意无意制造的重重阻碍与困难。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自强。正是这紧张严峻海防形势、脆弱如卵的海防安全和一再失败的海防斗争,给国人上了最生动直观的海防教育课,极大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加速了民族觉醒,令“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成为时代的呼声。

为建设海防、保卫海防,中国人民外与侵略者、内与卖国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深沉的理性探索、坚韧的爱国意志和无私的效国实践。尤其是“在民族战争期间,爱国主义为社会接受的程度最广泛,其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急剧扩大和加快。”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爱国主义凸显为一切要求进步的中国人反抗侵略的共同思想基础,“救亡图存”的口号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志士仁人都召集到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之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海上强国对中国进行非正义的侵略,占据反侵略正义地位的中国封建主义在生产力上却落后于敌,而且始终以维护自身狭隘统治利益为最高目的,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投降卖国,使得以忠君为表现形式的古典爱国主义在海防斗争实践中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却最终被证否;另一方面,海防爱国主义应时代召唤而喷涌澎湃,海防惨败的苦果一再激起新的探索,列强侵略造成的一切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使得广大民众具有最顽强的反抗精神,形成了近代爱国力量的坚定主体。由海防形势演变引起的如此种种情形慢慢汇集成某种客观条件,使古典爱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基础发生了动摇,为爱国主义内容实现蜕变超越,孕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近代形态提供了现实可能。 三、海防爱国主义孕育了近代爱国主义的萌芽,开启了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形态的蜕变超越

反抗侵略,巩固海防,是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在这一主题之下,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的御敌献身精神在海防领域延续传承、发扬光大,“华夏中心主义”等陈腐思想在严峻的海防危机中得到批判摈弃蜕变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近代爱国主义要素在海防需要中得以孕育萌芽传播扩散。

抵御外侮、反抗侵略,是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既是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的相同主题,也是近代中国不同形态爱国主义共同的基本主题。在中国古代史上,凡是外患袭边、民族危难之际,就是爱国主义喷涌高涨之时,就会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英勇抗敌。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种的象征,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光辉闪耀,世代流传。

帝国主义频繁的海上入侵,决定了民族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为直接、最为激烈、最为悲壮、也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爱国主义表现形式。历次海防战争本身就体现着中国爱国主义的光辉,战争的根源是“西人东来”的侵略意图与国人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古典爱国主义在近代海防战争中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使御敌献身精神发扬光大,如众多将领的以身殉职、无数无名战士和百姓的血洒海疆,另方面也逐渐产生出爱国主义的近代因素。

近代爱国主义有三个基本要素: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是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主题;二,向西方学习,是反帝爱国的合理手段和核心要素;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是反帝的逻辑要求和学习西方的历史流向。

如前所述,反抗外敌侵略也是古典爱国主义的基本主题之一,所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要素的近代特性只能是“帝国主义”。很明显,这只能是中国爱国主义近代化的一个外部动因和逻辑前提。历史表明,近代早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恰恰也只能是古典爱国主义的自然延续,而它又无技以制夷”从少数先进分子的个别思想,发展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最终趋向反封建的历史道路,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层层递进的展开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是向西方学习,这一要素的最早萌芽,是在海防实践中孕育并被明确提出来的。

鸦片战争期间,购置和仿造西式武器装备的师夷制夷活动已经在海防前线出现,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早实践。林则徐认识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提出引进西方“良器”,学习西方“熟技”。他曾组织编译有关西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还委派龚振麟等人对西式武器加以研究和仿造。佛山的军工厂采用了许多西方造炮技术,在加工工艺、瞄准仪器、炮弹种类、发火装置、炮座、火药配比等技术上进行了模仿和改进。林则徐到粤后“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又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广州知府易长华和士绅潘仕成模仿夷船式样制造了战船。潘仕成和大城知县高邦哲还分别制成水雷并进行了实验。在浙江战事吃紧之时,嘉兴县丞龚振麟首创铁模铸炮法,大大加快了铸炮速度。魏源称赞该法“一工收数百功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赀,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1842年,龚振麟著成世界上最早全面论述金属型铸造的科学著作《铸炮铁模图说》,并印发沿海各省参用。

即使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成果,1842年6月攻陷吴淞后,英军在当地军工厂中发现了中国仿制的西式大炮和滑台。因此。在近代反帝爱国运动中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两种潮流,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封建制度,才是近代爱国主义的关键因素。近代爱国主义在反侵略中孕育,在学习西方中萌发,在反封建中确立。可见,“师夷长技”:“这并非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才智和善于模仿,我感到这次战争在某些方面,将使他们得到的好处比坏处要多。战争将启发他们的智能,将来任何时候如果和中国人再发生战争,我们将比这次遭到更多的困难。”如果说战争真能启发智能,那么也只能是外因,它的启发离不开内因的作用,鸦片战争在中国首先启发的是那些战时坚决抵抗侵略和战后继续关心海防、建没海防的有爱国心、报国志、效国行的人的智能。

理论来源于实践。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岭南地区和江浙、福建等东南沿海抗英前线曾经一度出现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虽然由于技术障碍及战后清廷上下苟安思想抬头和对海防建设的忽视,它并未带来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勃兴和西洋军事技术的大规模引进,说明此时尚未形成向西方学习的普遍自觉。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初次尝试,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第一次启动,是国人御侮抗敌激情和理性的结晶,展现了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的一个方面,为海防爱国主义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起点,开启了一条道路,为心忧海防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营养,对战后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的材料。曾参加过鸦片战争浙东抗英的魏源,战后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如何抵御和战胜列强侵略上面。他与林则徐交游甚密,承其志,继其业,在林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历经十余年之艰苦努力,几经扩版,增补编撰成长达百卷的《海国图志》。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并称“攘剔”外敌,“奋武”海防,“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爱国激情跃然纸面。他在书中饱含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总结反思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勇于承认先进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期达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目的。可见,“师夷”只是其海防思想之手段,而目的则是“攻夷”、“款夷”、“制夷”。

四、结语

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区别的关键在于反侵略的途径不同,不同的反帝途径又形成不同的历史流向,严守“夷夏大防”与师夷制夷革新变法是二者区别的重心所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正是以其古典形态作为出发点。在反抗帝国主义海上入侵的伟大斗争中,应海防需要而逐渐孕育出学习西方这一近代因素的最早萌芽。“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萌芽诞生得异常艰难,它冲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樊篱,惊醒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迷梦,颠覆了“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思维定式,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缕曙光。虽然其成长壮大仍然阻力重重甚至因而一度停滞不前,但是巨大的军事功利价值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就会沿着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上升过程,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形态的蜕变超越,归根结蒂是从海防爱国主义肇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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