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书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苏俄及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当然不只限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进苏式革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注：最初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很少，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从此，俄共及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方针开始改变，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20]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去接受苏俄方面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自1920年—1923年间孙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国民党，但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才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2]据鲍罗廷的札记，他到广州后的头两个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让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同时，鲍罗廷还向孙中山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就是“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23]之后，鲍罗廷参与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制订和国民党党纲与党章的起草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了鲍罗廷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孙中山对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上。这种新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上。该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讲著述中，重新强调民族主义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注：王德昭先生认为，重新肯定民族主义是1919年以后孙中山思想的新要点，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27]

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国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希望孙中山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换言之，孙中山依然继续着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企盼他发动一次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很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孙中山自称他的演讲是为了提倡“宣传之资”，见孙中山《民族主义·自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页。有学者指出，提供宣传之资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间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孙中山担心他的三民主义被人误解，见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并没有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种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组前的一些主张。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虽然也谈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强调的国内各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要以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同时他特别指出，“新青年”们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关于民权主义，一方面孙中山表示中国的民权与欧美的民权不同，欧洲革命是争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是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孙中山强调完整的民权应包括人民方面的“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和政府方面的“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36]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均是在联俄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反复论述过的。（注：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就提出过“五权宪法”的主张，之后反复阐述过这一理论。1916年孙中山在上海两度向两院议员演讲，初次谈及四项直接民权问题，此后孙中山每次提及地方自治，必提四项直接民权。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3-244页。）关于民生主义，虽然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为二者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目标是一致的。但同时他强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民生主义的方法就是两条，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节制资本就是要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以防备将来社会出现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因为“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孙中山还指出，从大目标来看，民生主义也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37]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这种解释与同盟会时期的解释基本一致，这表明孙中山联俄之后，在“主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针对有些人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的言论，孙中山说，“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至若进行之有缓急，分量之有重轻，此则时势之推迁，而非根本之改变。”[38]

孙中山在演讲民生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评，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错误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也不存在大地主，只有小地主，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39]正因为如此，尽管苏俄及共产国际一再敦促他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孙中山就是拒绝执行，他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主张借助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无论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如何激烈地反对，“但孙博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廖仲恺省长的热情支持”。[40]联系到孙中山在联俄前的言论，可以看到，孙中山一贯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在他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他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他也多次表示他不相信苏俄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当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认为这是苏俄放弃了其政策中最激进的方面，似乎也更印证了他的观点，所以，他坚持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41]据邹鲁回忆，鲍罗廷在听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后，曾对孙中山“提出了许多询问的话”，但孙中山“对于自己的立论，却不容易随便放松一步”。[4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在言行上所表现出的“右倾”的反应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孙中山的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利用孙中山的威信和他建党的愿望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鲍罗廷说，“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但同时他又主张“与准备领导中国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实行妥协”，利用孙中山的“左倾”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份。[43]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反应要激烈得多，陈独秀认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孙中山不是“左派”，顶多是个“中派”，“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主张“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44]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的原则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时是有选择的，对于苏俄革命的“经验”，他尽量加以吸收，至于“主义”，则是有批判地吸收。反映到他的思想里就是晚年有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他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状况预示了大革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