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切合点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不断发展，进而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间很多的切合点为其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本文相应选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实践哲学、政治思想与社会理想三方面的切合点进行相关分析。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社会理想

一、注重实践的思想与崇实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实践哲学上的切合点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重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既是人的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终极标准;另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决定作用，指出正是实践使自在之物转化为自我之物，使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不在以“批判的武器”“解释世界”，而在以“武器的批判”“改造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注重实践的传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它所呈现出的力行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儒家人物大都是力行主义者或重行主义者。他们虽有“知行合一”之说，但论及知行轻重，则都主张“行重知轻”，“力行为重”，而反对纯粹求知的可能。孔子曾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述而第七》）的观点，就强调行重于知。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都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而孔子说的“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则正是此种重行观念的最高概括与升华。由于“仁”构成儒家的个人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的统一，因而其所谓“力行”就不只是指道德修养或道德践履，同时还包涵社会政治实践的意蕴;因而儒家不只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还一再要求人们立志变革社会与改良社会，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儒家的理论缺陷在于没有把认识和改造自然真正纳入行或实践的范畴。

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政治思想上的切合点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主题和核心内容，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重视突出表现在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强调，认为社会实践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类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并得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结论， 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解放出发，号召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改造，实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最终达到解放全人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对人类的高度关注，民本思想是中国数千年的悠久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光明日报2008.1.19，第七版）这在儒家学说中显得特别突出，中国的儒家学派，一贯反对以神为本，而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为本位的民本思想是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首位。《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 并且把“爱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礼记·哀公问政》)， 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主张统治者要重民:“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颜渊》) ; 要惠民， 使人民群众得到切实的利益: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 ; 要富民、教民:“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 《论语·子路》) ， 《论语·颜渊》中还提到只有民富了， 君才能富， 国家才能强盛: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孔子注重对人民的教化， “曰: ‘既富矣， 又何加焉? ’”“曰: ‘教之’”( 《论语·子路》) ， 他还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口号， 使得平民百姓有了享受教育的权利。

孔子这些爱民、重民、惠民、富民、教民思想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民本思想的人， 他对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 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说明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 一个政权的巩固， 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都要得乎民心， 顺乎民意。而得民心的关键就在于为政上， 即要反对“虐民”、“暴民”的思想， 要看重人民， 要顺从民意，此所谓“得其心有道， 所欲之聚之， 所恶勿施”( 《孟子·离娄上》) 。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 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 充分肯定了民众在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 强调了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孟子·梁惠王上》云:“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制之产”( 《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学说，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以民为本”，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所以，无论从思想境界上，还是从理论动机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对人——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两者是接近的，即都主张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切合点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指导的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实现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道路，其终极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发展生产力，解放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高度文明和民主，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进步的高级的社会形态。

儒家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有着重要的切合之处，《礼记.礼运篇》中记载：“大道其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关于中国大同社会的最初记载。这段记录体现了“大同”社会的以下特征：一、在政治制度上“选贤与能”，即由全体社会成员选举有德有才者，来为大家办事，不以天下私于一家。孔子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综合了前人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理想，尽管表述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色彩，但大同思想在我国影响是很深远的。这样一种理想社会，深深印刻在中国人脑海中也自然为中国人所追求。因为有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学说作为底蕴，中国人在接受和认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时并未显得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当然，儒家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大同世界只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无奈产生的一种空想。大同世界从根本上说只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简单复归，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向往，但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

四、结语

总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切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而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结合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注重实践的思想，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借鉴吸收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新时代的内容和使命。如借鉴儒家文化蕴涵的民本思想的精华， 概括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方法， 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最高纲领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坚持社会发展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的应有之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但有利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伐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