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一百年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在此百年中，因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研究特点的制约，该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具有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而唐代小说的经典地位，既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更在于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摆脱旧的研究模式的关键在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文学的影响问题，实为主动索取文学资源，进行审美再创造的问题，往前看，这一视角可以将文学影响研究提升至文学“发生学研究”的层面。

与格律诗在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划时代地位一样，唐代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这一地位显著标志之一的，是它对宋元明清小说、戏曲在风格与题材方面的巨大影响。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与阐述始自宋代，但到20世纪，才成为风起云涌的文化变革潮流中的一个热点，形成今日称为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一领域的构成，从研究性质与成果形态上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事实考据，一是理论建构。但是，这两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不对称。前者的成绩论规模足称显学，风气尚未消歇;后者的成就论效益却后继乏力，水平亟待提升。回顾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无疑是为推动这一研究在新世纪的长足发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是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小说、戏曲研究热潮的兴起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究其实质，它是变革中的社会政治思潮的附庸，也是哲学领域里的变革潮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1896年，严复译《天演论》传播社会进化论思想，再有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初大行于中国知识界。进化论主张顺应“天演”规律，通过变法维新以确立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新文化运动推翻旧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建立新的文学，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先声，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主张在形式上打破旧的规范，进行新的文学语言与文学体裁的改革;内容上强调文学走向大众化，倡导“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① 。但是，对于传统的变革从来是复杂的。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艰难地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力图使其返本开新，适应现代需要，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破有余而立不足，对旧文化的简单否定，实际带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的全面反传统的印记，一系列新思想观念的提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必要的基础，使其倡导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国社会无异是向壁虚构的蹈空之论。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并向传统文化回归。在这种复杂的思潮之中，旧的文化，包括古典文学没有被消灭，在文化转型时期成为批判性接受的对象，对它的认识与改造不乏发展利用的潜在意识，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际上，当小说被视为更新政治、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时，对古小说的研究也具有社会更新的意义，阿英就是这样看待古小说研究风气的形成的。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提到1897年严复与夏惠卿为天津《国闻报》合撰的《本馆附印小说缘启》，第二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以后就陆续出现了很多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论著，和小说的研究如《小说丛话》、《小说小话》、《小说闲评》一类的短章。”事实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一直被认为是在小说研究领域实践了进化论思想的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则与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性有关。王国维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此虽就索隐派积弊而言，却是古小说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倾向于文献学——“版本”与“目录”学——的方法与形态。因为古小说在历史上始终是一种边缘性文体，为正统所轻视，属性暧昧，承传流变的历史也极为复杂，作品归属、著录及版本问题多有待稽考梳理;同时古小说散佚严重，使辑佚工作既是手段，往往也是目的;而在创作传统上，古小说、戏曲以讲故事为突出特征，使大量作品与先前文学具有复杂的派生关系。凡此等等，都须借助文献考据学，理清线索，以形成可靠的研究对象。郑振铎曾指出:“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这“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对故事变迁的研究，则是因“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 ② 。这是那时古小说研究的主导思想，而唐代小说作为版本、目录研究的重镇，或作为故事变迁之源的地位，也已经相当明确了。

因此，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形态，具有突出的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 学属性。静态研究注重揭示唐代小说与宋元明小说戏曲间的题材契合现象，以说明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事实;动态研究则注重描述一部作品在与其他作品的密切关系中发生的变迁。前者旨在钩沉后来作品的本事，以求本溯源;后者则关注考察流变的痕迹。最终建立起以某前代文本——即祖本——为起点的一条条经异代辗转、流变的作品链，从而反映唐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品链成为展示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各社会阶段中的人们心灵历史的独特形态。在每一条作品链延伸与变迁的历史中，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对每部作品的阐释都存在欠缺，正如郑氏所云，这种工作“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可以说，唐代小说影响的文献学研究以揭示唐代小说题材——本事——的因袭为核心，反映的是后世叙事文学对唐代小说故事的使用问题。

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始于蒋瑞藻、钱静方、柳东蟹 ③ ，其后则以胡适、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士莹、谭正璧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成果有力显示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的基本事实、作品线索及其规模，构成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学理依据。但是，这种求本溯源的努力，多少类似于清点文学的仓库，使我们知道唐代小说所以杰出，却令人困惑于后世文学的所以伟大。诚如陈平原所说，这种研究的负面效果“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一是把作家创作降为简单的故事汇编”。

对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是稍后出现的，代表是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但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研究者，则应包括郑振铎。

《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始于1920年，于1923、1924年分册出版。据赵景深说，又于1930、1935年两次增订，1930年的那次也见于该书1930年的改版《题记》。从初版时间上说，该书上接前一阶段的文献学性质的唐代小说影响研究之后，亦符合学术史的规律。周作人曾概括《史略》的主旨为:“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之大概。” ④ 正见是书已具备从“内容”之考索转向“史”的探讨的特点，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理论阐述也略具体系 ⑤ ，引领了此后数十年的文献学研究，也是今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影响力与稳定性之强令人惊叹。

《史略》对唐代小说影响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个方面，但应指出，这种概括也有不足。

一、《中国小说史略》明确指出唐传奇对后世戏曲的影响问题。

《史略》一再提及唐代小说与后代戏曲创作的题材关系，这无疑是对前此近千年零散的小说传播评论活动的薪火承传。依阿英的说法则是:“（《史略》）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略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 ⑥ 书中一再提及某一具体文本的历史继承，以及一代文学创作风尚的形成与唐代小说的联系。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说:“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他的另一种概括则是“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故《史略》多处提及许多唐代小说与后来小说、戏曲题材的关系，例如其叙《莺莺传》在戏曲创作中的辗转之迹尤详:

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阙（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唐宋传奇集》的编纂也体现了上述观点:“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 ⑦ 置诸“缀之末简，聊存旧闻”的《稗边小缀》中。此卷主要记述了所收各篇传奇题材渊源所自和辗转演变的情况，于评介中参和己见。从研究性质与方法上说，这正是关于题材演变的小说戏曲考证，在《史略》中是用为论据，至《稗边小缀》则已具古小说研究基本规范的独立价值，且更见详赡。顺便指出，鲁迅其实很有可能丢掉一开创地位，撰成于1913年1月的《宋元戏曲史》最有可能首先揭示这一问题。但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说:“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与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 ⑧ 《宋元戏曲史》论及词曲源 流也重唐代，但未有一语言及内容，虽是体例所限，终成憾事。1926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撰成，方在述及各代剧目题材所本时指出与唐代小说的关系，这已是《史略》出版以后的事了。由于《宋元戏曲史》的巨大影响，使戏曲研究的重心是曲学，对戏曲内容的研究却主要成了治小说者的天地，这也是时代学风使然。

当鲁迅正在感叹“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时 ⑨ ，汪辟疆的《唐人小说》（1929）继之而起。该书在编撰思想与体例方面与鲁迅的观念与方法具有明确的联系，他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人，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 ⑩ 但把观念通过体例提出，实已将其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具系统性;而且将探讨唐代小说与宋元明戏曲间对话关系的双向价值表述得更透彻，前后文学因题材关联而融为一体。该书附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冯燕传》所附《司空图冯燕歌》、《曾布水调七遍》;《莺莺传》所附《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词》等，正是前述编纂思想的体现。使该书不但后出转精，利用价值也很大，作为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第一部断代专题研究著作，它的出现，使《唐宋传奇集》就基本上只具学术史价值了。

二、《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出唐代小说与宋以后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存在题材演变与风格影响的复杂关系。

《唐之传奇文》上提到唐代小说对宋以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深入，后来小说的成就也极有限。在他看来，宋代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延袭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志怪之风，“既平实而乏文彩”;而时代文化的特征与风尚的变迁又使传奇创作“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而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话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虽去唐不远，其实很难见到唐代小说的杰构。其中既有战乱摧残文化的因素，也与政治对文化的钳制有关。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的《太平广记》，收“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但“后以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即宋人无所师法，以致于是。故鲁迅评价说:“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因此，宋代文言小说趋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征，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受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鲁迅还认为，对唐人传奇的模拟之风至明初勃兴，与唐人传奇复睹于明世的历史密切相关，“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肩，以为奇绝矣。” 11 他又说:“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史略·唐之传奇文》）这是他对明人继承唐代小说特点的基本认识，如评价瞿佑《剪灯新话》说:“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断，其风始衰。”（《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大体合于对此期小说创作状况的一般认识。

不过，鲁迅对明代文言及短篇白话小说题材与唐代小说关系的估计明显不足。事实上，明代文言小说通过改编旧事以成文的现象极为普遍，所谓模拟也只有好之者方能为之，而且艺术水准普遍较高。至于明代坊间以各种形式大量刊行唐代小说，或单行，或丛集，以及大量作品以唐代为故事背景等，也与此种风气有关。使后人也惯以比附唐人小说的方式表达对某些作品的赞誉，清黄廷鉴跋杨仪《金姬传》就说:“至其文字之华赡奇丽，实堪与《虬髯》、《红线》等篇并传矣。”而在通俗白话小说，即鲁迅所谓“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方面，其对《三言》、《二拍》与唐代小说的题材关系及其成就的估价更低。抛开风格模仿与直接使用题材外，明代小说在开拓唐代小说题材领域方面的成绩不可忽视。因为真正体现明人特点的小说题材是所谓“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即描摹世态、少言灵怪、杂因果报应为主的“世情书”，如《金瓶梅》、《玉娇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等。其内容正如他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云云，而评价却是“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其实才子佳人故事正是唐传奇最为关注，并大量成文的题材类型，二者虽具差别，但究其实 质，仍是传奇风韵的体现。在此，鲁迅认可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用传奇法”，故成就非凡，却对居中的人情小说持另一眼光，谓其论不能持平，并非无据。但亦非无因，他可能指的是明代文言志怪小说，那则未免于殃及池鱼之叹了。不能因人情小说与志怪间的文体差别而定其有无唐传奇艺术风格的影响，即如《聊斋志异》，亦有一书兼具二体之笃论在，对明代小说创作也应如是观。

总括看来，鲁迅把唐代小说影响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现象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纳入其小说史理论体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就前者而言，他与汪辟疆的工作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考证戏曲本事的文献学研究，且限于体例，在此方面并未深入展开。后者亦因材料的缺乏，论述仍有不周。事实上，文学的影响问题指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即由文学创作所织就的，与其自身的长久对话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文学发展的主题的关注，就此而言，《史略》的理论概括尚有明显不足。至于揣摩文学的推陈出新与求本溯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出一种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互动理论，更是此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研究倾向。

但是，以事实的论证与说明取代对影响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在小说史论著末尾缀以题材转袭事实以为影响结论的作法，却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古小说研究的杰出代表郑振铎这样结束他的《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

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 12

这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样板，涉及唐代小说成就的小说史著大都祖述其论，积极地搜求事实据以证成其说。小说史料学及目录学者谭正璧的《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亦堪称典型。该文初稿于1942年，1982年12月第三次补正定稿，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证其认识与实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说:“唐人传奇有一为后代小说所少有的特点，就是题材多数为创作。而且取材的范围也扩大，除神话由零星进步而为首尾俱备，‘嘉言’、‘懿行’也由片断进步而为整篇的别传外，在民间流行而为大众所爱好的有关恋爱与豪侠故事的传记，也被传奇家开始取用。因此，它的内容非常丰裕，给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文章详细考证了33篇单行的唐代小说代表作的题材在宋代以后叙事文学中移植因袭的情况，又开列了一份由传奇集构成的书单，指出与单行作品相比，“后代取它们的题材来写小说和戏剧，尤为我们所常见。” 13 由此可以窥见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典型形态。而有“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之誉的孙楷第集四十年心血撰成的《小说旁证》一书，因在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付梓，成为本事研究范式的百年界石。这些研究强化了一个面目浑括的认识:唐代小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基本文学素养，因袭行为是基于文学传统与素养的惯性使然。但始自现象把握，归于事实论证的方法在深入洞察这一复杂创作现象本质时显出了局限。后来的研究虽渐趋详赡，但理论视野仍如上述，则大致是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状况。

值得提及的惊鸿一瞥，是郑振铎作于1932年6月的《宋金元诸宫调考》，第十一节论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元稹《会真记》的关系 14 。该文在简略回顾《会真记》的重写史后，详细比较了董氏“放大、更张”崔张故事的各种痕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这样盛赞《西厢记诸宫调》的价值:

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么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以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以来所少有的……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解元的弘伟的想像，竟如朝暾的东升似的，把万象都笼盖在他的光亮之下。

极少有人如此热情地赞颂一个有所依傍的作家与一部有所依傍的作品，并坦率地指出一部唐代小说名篇的光芒因此被掩盖的事实。更有甚者，他指出了具体的重写手法与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还为董作找出了一些重要的情节穿插，以及所依傍的其他唐代小说本事。但他不是为了简单地作本事考证， 而是将现象放在文本中加以解释，以阐明《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功。这是在当时以致后来都是罕见的研究角度。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韩湘子》等文也具有类似的倾向，只是相比起来稍为简略而已。但这样的先驱却后继乏人。

直到世纪之交，有些学者才开始研究小说题材的演变问题，并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提升 15 ，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传统学术惯性对此努力的制约 16 。事实上，我们发现，小说本事研究的成果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是今日中国小说史研究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不足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对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历程的回顾并不全面，但缺陷的优势在于突出地展示不足，从而更明晰地见到努力的方向。本文认为，这样的一个理论思路——由于唐代小说诸因素在后世小说、戏曲中一再出现的事实，因而表现了唐代小说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有些失之简单。因为人的认识与活动是造就历史的根本原因，而勾勒与考察这种认识与活动形成并不断付诸实践的缘由与动机，当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长期垂范后世的经典，固然是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由此产生的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因而我们不能把影响仅仅归结为寻找事实来源与指出现象存在的问题，而应对现象所以存在进行必要的追问。在诗歌研究中，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小说研究方面，这种意识还亟待加强。

我认为，完整的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它既应体现小说以自身形态存在的历史，还应体现小说在重写中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前一方面的主流地位，后一方面的研究被长期悬置于“影响”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模式中，熟练的近于僵化。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在于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影响的达成并不仅仅关乎文学接受，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一种文学创作行为的结果。

本文认为，文学影响寓于文学接受之中，影响与接受的互动构成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所以应当树立一个观念: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于个人的独特才能与他人（及前人）的启发之间，而且启发来自文本，并非仅是情感与心理的共鸣。同时应该从两个层面考虑文学的接受问题，一方面是创作对文学的接受，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学的接受。事实上，文学遗产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首先产生于后代作家对前代优秀作品的能动接受，又经具体的创作行为得以体现。即前后文学的关系实质不是单纯的前代施予后代的所谓影响问题，而是后代向前代主动索取资源，进行创新的重写问题。换言之，文学接受蕴含着创作契机，重写既是一种以接受为前提的审美再创作行为，又借此实现对前代文学的传播与批评。这一认识，就是笔者近年来研究古代小说的主导思想，以及所撰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的总体观念 17 。由此认识，可使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摆脱现有的困境，将之置换为“重写研究”，从而被提升至文学创作“发生学研究”的层面，使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里得以深化与发展。

注释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5页。

②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页。

③1911至1919年，蒋瑞藻在《东方杂志》连载《小说考证》系列文章。1919年又作《戏剧考证:小说考证附录》，以及《小说考证续编》，均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钱静方以《小说丛考》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1913与1915年，柳东蟹则在《小说月报》连载《中国小说丛考》系列文章。1926年，蒋、钱的单篇文字由商务印书馆以《小说考证》、《小说丛考》为题结集出版。早期著作的价值不容高估，在小说戏曲概念，以及编纂体例与研究态度上，诸书受到严厉的指责，但这些著作一方面通过考证题材演变，以小说、戏曲互证，作为有明以来文学史发展的依据，后来的论者（包括鲁迅）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赵景深就自称“我力气用的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中国小说丛考·序》）。1936年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时还收录了蒋书。另一方面，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反面借鉴。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蒋、钱、柳氏著作的引路价值不应忽视。

④见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据1936

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引。《说小说》，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0，第98页。

⑤主要体现在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等篇所构成。而《唐宋传奇集》在体现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方面的思想方面与之是一致的。

⑥《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说小说》，阿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2页。⑦⑨《唐宋传奇集·序例》。⑧《中国戏剧简史·前言》。⑩《唐人小说·序例》。

11《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12郑振铎《论唐代的短篇小说》，《说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54页。

13《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9-101页。

14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70-81页。

15可参以下著作: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文学遗产》，2000（3）;杜贵晨《胡粉与绣鞋——一个故事情节演变的考察》，《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胡元翎《李渔〈蜃中楼〉对“柳毅”故事的重写》，《文学遗产》，2002（2）;等等。

16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17包括笔者所撰《中国古代小说重写情节型本事的三种基本模式》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分别刊于《海南大学学报》，2002（4）及2003（4）;《重写视角下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论》，《东方丛刊》，2004（2）;《沉默的妇德与宗法家庭婚姻伦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1）;重庆出版社，200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