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

佚名 2011-04-12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1、批判精神；2、经世思想；3、科学精神；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纲常的需要。另外，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3] 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