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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驳陆离的明代社会风情图——兼论《金瓶梅》的现实主义

郭学信 王爱华  2010-01-23

[论文关键词]明代 《金瓶梅》 现实主义

[论文摘要]《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了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以极其细腻人微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了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美国大百科全书对《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作过高度的评价,称它为“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杰出的写实成就,对后来描写现实的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我国现实主义高峰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便正是在借鉴《金瓶梅》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又一部文学名著。今天,《金瓶梅》已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一部突出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自然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第一原则,是它的真实性。

这里所讲的真实性,借用张德林先生在《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特征的思考》一文中的话讲,就是指“体现在这类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人生命运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上面……它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在,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作如实的客观描绘”。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奇书”之一,就在于它在反映晚明社会的时代风貌和广大市民阶层的 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方面,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生活图景。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 日趋繁荣。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内大小市场与商品流通扩大,城镇人口增加。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集市,在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象苏州吴江县的震泽镇,杭州府钱塘县的唐栖镇,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等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的重镇。市镇之外,还出现了较大的城市。南北两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 j运河两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等地,也是“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城镇居民大量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商品贩卖活动,有所谓“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贾者寡矣”l4j之说。特别是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不断扩大商品贸易市场,足迹遍及各省区,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商人的收购贩运之下,行销全国。隆庆年间,明政府又撤销“海禁”,允许商人到海外通商贸易,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繁盛和发展。

伴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嘉靖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白银的大量输入和普遍使用,直接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享受的欲望,他们不思政务,一味地聚敛钱财,贪赃枉法,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全国居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的变化,“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逐末游食、生活奢华、贪财好色等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成了那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封建的伦理纲常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也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正是在于,它“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特点,做了如实的客观描绘。 首先,《金瓶梅》在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中,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情况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古代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界限,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王朝,历来有“君子不言钱”的遗风。这种传统思想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历史鄙弃商人,抑制商人。从汉朝到唐代以前,商人一直是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阶层生活在社会上。可是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著《金瓶梅》中,我们却找不到一处鄙夷商贾的描写。作品反映市民生活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各阶层已经放弃了强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大量地从事于贸易经商,走上了逐末营利的道路。例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避难西门庆家之后,除帮助其岳父管理店铺外,自己后来还与人合伙经营做买卖;李瓶儿与家境寒微的医生蒋竹山成亲后,只过 了三日,李瓶儿就拿出三百两银子,与他开了个生药铺。就连常时节在得到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的周济后,还从中拿出了“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了个小小杂货铺儿”…… 作品最真实、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对一些商贾的描写上。它不仅对公然逐利的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作了多方面的描写,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处于封建社会“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一向受压抑和歧视的商人阶层 ,是怎样利用金钱的力量,跻身到官场的行列之中。小说中“破落户”出身的商人西门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河县,他先后开了生药铺、绒线铺、解当铺等六七处铺子。同时,“外边江湖上又走好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的有数十”。他还派人进行长途贩运,远到南京、松江、湖州、杭州等地。随着西门庆财富的积聚,他又利用贿赂的手段,两次官袍加身,跻身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大舞台。从此以后,他“豪富满天,金银广布,身居着右班左职……就是内相廷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真可谓财势双全,志得意满。

商人出身的西门庆,利用金钱的力量,爬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之中,朝中的官员也与他“往来”,这不正说明了公然逐利的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商人传统偏见的改变吗?《金瓶梅》以处于封建社会“四民”之末的商人发迹史贯通全篇,真实地反映了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其次,小说在描写典型人物的典型活动时,真实而又广泛地暴露 了明代后期在商品经济和金钱的冲击、腐蚀下,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世风的衰败,反映了一个荒唐、堕落的社会景象。通过西门庆进京给当朝宰相蔡京送礼时“相遇的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纲不计其数”的描绘,反映了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恶习;通过封建官吏在处理国家事务时,那种受金钱物欲所支配而贪赃卖法、徇情枉法事例的描写,反映了明末吏治的腐败;通过社会各阶层对于金银财物的狂热追求,以及对社会上各种寡廉鲜耻行为的描写,反映了明末社会风气的糜烂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总之,百回巨著《金瓶梅》,“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有人把《金瓶梅》说成是明朝中晚期的一部社会政治史、时代风俗史,是再恰当不过了。

《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将体现在这部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作了客观的再现和反映。这种真实生动的再现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显示了我国小说史上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成熟。

《金瓶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深广的现实世界。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着重描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它通过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来反映社会的人情世态。正如鲁迅所说:“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世情小说主要是描摹人情世态,反映日常生活,其特点是以俗人、俗事为基本内容,它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因而也就自然要求有极强的真实感。《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生活的描写,同样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的。它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相当丰满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封建豪绅之家的真实面貌。

人是构成家庭的基本细胞。作为一部讽世刺时的暴露性小说,《金瓶梅》主要写了西门庆一家贵族男女的恶行,如西门庆的奸刻、贪婪,生活的淫乱;潘金莲的淫恶毒辣、刻薄无情;陈经济的下流无耻……这些罪恶发生在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于一身的封建家庭之中,都是真实的。然而,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晚明时代,商品货币经济虽然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封建伦理观念也不能不对任何一个人发生作用。再者,作为一个封建豪绅之家,也会有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外观,并不会人人都充满了邪恶。对于西门庆一家,孟玉楼有一句话说得好:“虽是一家子,有贤有愚,莫不都心邪了吧”。与潘金莲相比,吴月娘就显得比较安分,与人相处,也能宽容大度,对家中的仆婢,一般也不轻易责骂。李瓶儿虽属轻贱妇女的一类,但她的性格“谦让”、“和气”,在家庭纠纷中,善良温驯,对仆婢也比较厚道,因而赚得仁义人之名。《金瓶梅》没有把西门庆一家的贵族主子写成清一色的坏人,而是遵照现实生活,写出了各种各样的贵族主子,因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封建贵族之家应有的面目。

《金瓶梅》除了写西门庆家中的贵族主子,还写了在西门庆家中受主子役使的仆婢。《金瓶梅》中的这些仆婢,也都是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塑造出来的,因而他们的性情行为、命运变化也都是丰富复杂的。在生活中,有像孙雪娥这样的女性,本是陪床丫头出身,因自身有几分姿色,被收用为侍妾;后来主子一死,又一变为奴,最后变为娼妓。有像庞春梅这样恃宠张狂的丫头,仗着主子的宠爱,反过头来虐待自己的姐妹;到做了主人之后,更是骄横霸扈,盛气凌人。也有像宋惠莲这样的女性,自身虽然轻浮轻贱,但良心还没有泯灭,当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西门庆设圈套陷害时,她没被金钱、权势所俘虏,而是以死抗争。而更多的则是逆来顺受,默默无言地受主子役使。《金瓶梅》就是这样按照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现象,显得非常真实、生动。

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伟大的古典文学家曹雪芹特别强调指出写家庭生活的作品要有“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的细节描写。《金瓶梅》这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世情小说,在细节的真实性上,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小说对西门庆一家的衣着、饮食、用具等“家常日用”就作了非常具体真实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小说还特别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一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而所有的这些细节描写又是那样的真实,真实中既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又从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中,显示出其本质意义来,从而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譬如说,作品中对西门庆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争风吃醋、发泄怨愤等家庭琐事进行了大量细腻的描写。这些平淡琐细的细节描写,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细琢磨一下,它们却很容易触发人们各种不同的思绪。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极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们不正是从这些琐碎细腻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吗?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因此这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仍然有不是让人一看了之,还要人反复玩索的艺术张力。

《金瓶梅》虽然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把它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会这个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的交往,展示了一个混浊黑暗的现实世界。西门庆书房中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帐薄”两件东西,特别是书中通过西门庆同朝廷权贵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来的大量描写,反映了西门庆与各级官府的关系,说明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上为非作歹、步人官场,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的已被金钱所腐蚀的各级封建官吏的庇护和支持,所以张竹坡在书中评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指蔡京)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了时代、社会,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又给了人们以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材料外,主要还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一 目的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论”的历史轨迹,早在叶昼、金圣叹等古典小说批评家评点《水浒传》时就已出现。例如金圣叹指出:作家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历一个贯穿“因缘生法”规律和从“格物”到“物格”的过程,做到深刻认识和充分驭御生活的真谛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缘”、合“理”合“法”地进行典型性格的创造。这里,金圣叹把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为对作品的重要审美判断。而张竹坡在对《金瓶梅》的评析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金圣叹的典型论,他明确主张把“情理”与典型结合起来,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过程中,实现通过艺术典型而达到以“情”动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水浒传》已经写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我国古典小说才真正走上了“人学”的道路。

作为以写人为活动中心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塑造、刻画了许多类型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塑造、刻画这些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出发,将他们作为一个复杂的灵魂来解剖,既有对人物丑恶灵魂的描写,又有对人物人性情感的描画。例如,西门庆对奴仆,残横凶暴;对上司、有体面的人,则温文尔雅。对财富,他贪婪吝啬,但为了攀附权贵,笼络朋友,他又慷慨大方。他偏狭阴险,但有时在妻妾、情人面前,他又是情浓意切。再如庞春梅,在西门庆家中,她恃宠生娇,粗野残忍,做了周守备少奶奶(后被册封为正室夫人)之后,她更加横暴。为了报复当初在西门庆家中与孙雪娥结下的冤仇,她对被变卖在周守备家中为奴的孙雪娥百般凌辱。但她也是一个世俗常人,并不是时时都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她也有她的情义,当初在西门庆家中,她得到过潘金莲的厚爱,因而当得知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也被打发出来时,她曾哭哭哀求周守备把潘金莲买来。有时她又能不念旧仇,宽宏大度:当初是她在西门庆死后,首先被吴月娘卖出去,并“教她磬身儿出去,休要带出去衣裳”。但后来二人在永福寺相遇,她不仅对吴月娘以礼相待,而且后来还帮助吴月娘打了一场官司,解救了被诬陷讹诈的吴月娘。

鲁迅曾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归结到它的真实——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又把它的真实描写的伟大成功 ,归结到它的打破人物性格单一性的结局,亦即没有将小说中的好人一味地说好,坏人一味地说坏。《金瓶梅》虽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略逊于《红楼梦》,但由于作者从一种客观的、更贴近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出发,没有将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所以书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大都能为读者所接受,显示了作者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观念。

《金瓶梅》不仅多层次地刻画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更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作者又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比如潘金莲和李瓶儿 ,虽然都是荡妇,但作者还是写出了她们之间的差别:潘金莲毒辣阴险,且性格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李瓶完全不同,软弱老实,性格温和,“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自来没有个面红面赤”(主要指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之后)。再如春梅和秋菊,同是潘金莲的丫头,但她们的个性却迥然不同: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秋菊则“为人蠢浊,不任事体”。其他人物,也大都形象鲜明,各有各的独特个性。这种写人物“犯笔而不犯”(同中有异)的艺术表现特点,是《金瓶梅》现实主义的突出成就之一。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在刻画、塑造人物形象时 ,还注意到 了人物的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譬如说 ,李瓶JLN了西门庆家做了六太太之后,性情发生了极大变化 ,一改前期贪淫歹毒的性格特征,变得软弱老实、温驯善 良了。有人指出李瓶儿性格前后期反差较大,是矛盾的。我们说,这正是作者运用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诚如郑庆山先生在《金瓶梅论稿》中所指出的那样:李瓶儿“是一个情欲仅次于潘金莲的人。花子虚和蒋竹山满足不了她的欲望,最后都被她厌弃……西门庆对她宠爱有加,无欲不足;她又领教过他的鞭子,慑于他的威猛,温和顺从,实自然之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说明,人的性格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转化。再如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她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典型,由于她的淫荡,使她成为作品中的淫妇之魁。然而如果把她的淫荡,看作“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对整部作品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的淫荡,也有形成的社会环境。小说写她最初并不淫荡,从她与张大户、武大郎的不幸结合上看,当初她与西门庆的私通,虽然是不道德的,但这时也不能把”淫荡”二字扣在她的头上。

此时她的所谓“淫荡”,主要是包含了一种对不幸婚姻的畸形反抗。真正意义上的淫荡是潘金莲到了西门庆家之后。在西门庆这个多妻多妾的家庭里,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她开始与众妻妾争宠夺爱,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西门庆。可是后来随着西门庆不断征逐女色,她也变成了一个嫉妒狂和报复狂。可以说,是这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是这个娼妓制度的社会,还有晚明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淫靡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潘金莲淫荡的性格。这种典型环境下典型性格的真实性描写,突出地表现了《金瓶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恩格斯曾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价值做过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8](v462、463)同样有价值的是,中国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金瓶梅》,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映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现实主义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1]王丽娜.金瓶梅在 国外[M].河北 大学学报,1980,(2).

[2]张 瀚.松窗梦语(卷 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明成祖实录(卷 125)[M].

[4]丘 治.重编琼台稿(卷 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四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2.

[9]张竹坡 .“典型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中的历史轨迹[J].新华文摘,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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