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通识教育的结合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本土化

【摘 要】当今中国大学通识课程多注重效仿美国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缺乏对中国高等教育传统中的通识教育理念的挖掘，造成了通识教育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困境。本文指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之路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在课程设置上，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的事物的表征和总称，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涵盖了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民族特质、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从时间纬度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 ①。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概念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开始面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及唯市场取向的挑战，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校内系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愈凸显。以自由学科为基础的自由教育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演变为“一般教育”理念，并逐渐影响到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课程改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困境 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系科分类严格，专业壁垒明显，通识教育的概念尚未引入。1995年，为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在高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加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力图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许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提出类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殊途同归，国内学者也多有共识。如李曼丽博士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②，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的反思。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美国大学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核心课程”，即国内的“必修课”，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这些课程也成为这些大学的精华和风格所在。而中国的素质教育通选课是在地位上不属于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仅仅作为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门类之间并行排列，不分主次。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西方模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以阅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注重品德修养为中心的指向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美国大学课程的内在核心价值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课程中断”。因此，一味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模式的通识教育，违背了通识教育“沟通现代与传统、人文与科技，保持大学之道，而不致使文明断裂 ③”的实质。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 “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 通六艺， 知行合一， 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 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 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 《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 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 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