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经济转轨；战略升级

[论文摘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毛泽东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