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分析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因此，就生产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来说，最终给各极主体带来的结果可能很不相同，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很不一样，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方面就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正是基于此，满足需要之物变成了物质利益，利益根源于人的需要而指向满足需要之物，利益这个词实际上是关系范畴和矛盾范畴。物质利益就是物质生产实践对各极主体的意义，利益基于主体的需要而指向满足需要的对象客体。既然经济交往结构就是物质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关系本质是矛盾关系，因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矛盾的性质来对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判断。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9〕（3）政治的微观基础和宏观构架之间的关联正是物质利益。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国家政府层面的宏观政治现象，研究国家制度安排、政治权力的设置和控制、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研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的关系模式，研究与此相关的人权、平等、民主、自由、正义、法治等基本政治概念，而相对忽视了对宏观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顶多只是抽象地对人性作出某种假设，以此作为微观基础去逻辑地推导整个政治构架，但人性假设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抽象的类的认识，一种“大写的人”的认识。正如同经济学研究试图去探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一样，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也应该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沟通起来，去寻找宏观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和探求微观基础的宏观表现。（4）政治如何调整物质利益关系，调整的方式、手段和目标，都取决于物质利益关系的性质。政治本意上是建立在多元利益主体基础上的多极政治主体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交往活动。但各极利益主体不能够自动获得政治主体的资格，就算获得了政治主体的资格，也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主体，而被排除在政治的最终决定权之外。一极政治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总是倾向于将其他政治主体当作客体来对待和支配，而不是当作平等的另一极主体来交往。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根本对抗的，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把被统治阶级在实质上排除在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外。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非对抗性质的。“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0〕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多极政治主体交往的政治结构，各极政治主体才可能获得参与政治、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