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其文化成因探析

[摘要]英国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虚”“实”结合的立宪君主制和以两党制衡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它们都散发着浓厚的英国文化气息。文章以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基本框架，在考察了英国政治发展史的基础上认为，源自贵族文化的顺从型政治态度、理性精神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渐进主义行为方式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两大基本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具有不列颠绅士气派的英国民主制度的重要文化成因。

[关键词]英国；政治文化；立宪君主制；内阁制

英国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君主制、内阁制还是两党制，都体现着浓厚的英国文化气息，为人们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政治文化的提出者阿尔蒙德认为，人们对于政治现象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影响着政治生活中正在进行的活动，并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影响。因此，研究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体系都应该对文化和结构两者进行考察，既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一幅其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轮廓的图画，从而发现文化的态度类型，同时也应该相应地勾划出一幅其结构和功能的图画。这一理论观点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框架，即先对英国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进行简要的描述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引人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再以英国民主制度的历史演变为背景，探讨这种制度本身是如何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最后就英国民主制度的整体特点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做一简要结论。

一、英国民主制度的特点

(一)“虚”、“实”结合的制度设计

英国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虚”与“实”的结合，这首先表现在其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上。英王虽然在政治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权力要么只能按法律和惯例行使或受到别人牵制，要么必须在有关大臣的“忠告”并连署下行使，实际上是虚位元首，处于临朝不临政的地位。议会和内阁虽掌握实权，但也都是“虚”“实”结合的机构。议会是立法机关，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议员由宗教贵族、世袭贵族、终身贵族和上诉审贵族等组成。它和英王都只有象征性的权力，而议会的立法、监督、财政等大权实际握在下院手中。下院是议会的主体，也是代议制理论的真正体现，这不仅表现在其议员通过普选产生、定期更换，而且表现在它是内阁制的基础。英国内阁由英王授权在下院中获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组建，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对下院多数负责，若下院通过对其不信任案，内阁要么辞职，要么提请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这是“实”的一面。“虚”的一面表现在，下院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受法律保护，平时组成“影子内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当执政党大选失败后，反对党便可迅速取而代之，“影子内阁”成为“执政内阁”。这充分体现了“虚”与“实”的动态平衡。

(二)“议会至上”的民主政体

英国民主制度的另一大特点是体现了“议会至上”原则，即立法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是立法机关的一个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是立法权的派生，三者互有重叠。前述内阁制就是这一原则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上的制度体现。而在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上，议会上院是英国最高法院，具有除苏格兰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大法官是上院议长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内阁和执政党成员。这种制度设计说明，英国政治中的三权并未分立而是合一的，但依然起到了权力制约权力的作用。在洛克看来，其原因在于立法权的牵制和平衡不是来自政府权力内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公民。因为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保障执行权与立法权一样均受社会和公民权力的支配，从而使整个政府权力系统不偏离公民对政府权力委托时的宗旨，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洛克同样认为，人民享有的权力是最后的权力，即当代理人违背他们的利益时推翻他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的经常行使必会带来极不稳定的政局，这显然不符合英国政治的历史。．事实上，相对于提出过三权平行分立思想的法国来说，英国的政局要稳定得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国政府能在没有制度性制约力量的条件下既不滥用权力，又能保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呢?英国成熟的两党制给出了答案。

在英国的两党中，执政党虽然可以通过控制议会使政策符合自己的利益，但仍然必须考虑其他阶层、集团和群体的利益，这样才能避免压力集团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导致其丧失过多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党的作用更具有英国特色。首先，只有在下院选举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才能成为合法的反对党，起到监督执政党的作用。其次，反对党在监督时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一味攻击，还必须提出相应的具有建设性的能取代执政党的政策。这就既发挥了监督作用，又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影子内阁”制度的存在也使得执政党在失去人民信任被“最后的权力”推翻时不至于出现长期的权力真空，从而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因此，两党在制度框架内的合法竞争实际上最大程度地弥补了制度设计中立法权至上带来的权力不平衡，在实践中还是实现了分权制衡，只不过不是行政立法权的相互制衡，而是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两党之间的制衡。这说明，没有两党的制衡就没有三权的制衡，成熟的两党制实际是三权分立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

由此看来，无论是“虚”“实”结合的立宪君主制，还是以成熟两党制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都有着精巧的运行机制；要想深刻理解其内涵不能仅仅用制度理论加以简单解释，还必须深入到英国政治文化的内核中去，结合制度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询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

二、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因此，在对英国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之后，本文认为可以将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源于贵族文化的顺从型政治态度和源于理性精神的对渐进主义行为方式的信仰。

(一)贵族文化与顺从型的政治态度

顺从型的政治态度是指公民在心理上对政治生活中的权威表现出一种顺从的态度，即认为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来进行统治，其领袖与大众舆论稍有隔离，但仍有责任根据公共利益进行统治，并最终为这种统治承担责任。顺从型政治态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的贵族文化，即整个英国社会都具有的贵族精神的崇尚心理。英国的贵族精神主要包括：一，骑士精神，勇敢、浪漫、行事光明磊落；二，强烈的自立精神和欲望；三，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四，对知识和文化的推崇。尽管这些精神特质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中也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但英国的特点是整个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向贵族看齐的文化传统和氛围，并深深地融人到了英国人的血液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浓厚的、挥之不去的贵族情结，即使在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资本主义价值标准逐渐确立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二)理性精神与渐进主义

在哲学基础上，理性精神源于经验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逻辑推理来认识世界，而实验则是达到这种认识的必备手段。因此，理性精神的产生源于近代科学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否定上帝的激进主义色彩，在社会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对自由、平等、反专制主义等思想的颂扬。但是，英国的理性精神同样在保守主义的影响下蒙上了一层有节制的色彩，它使习惯于渐进处世的英国人在坚持理性的同时也在精神领域将宗教保留了下来，其直接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了英国政教分离的传统。宗教和上帝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负责解决精神领域的重大问题，而在现实世界里，英国人的上帝则是牛顿，是自然神论，是主宰万事万物的理性和规律。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世俗的政治生活，才有了洛克的自然权利论，才有了英国民主制度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诞生和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的理性精神是与他们的实用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明显区别于法国人的理性精神。法国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但由此发展出来的理性精神却与法国人天生的理想主义气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表现为对绝对完美的追求。而英国人的理性精神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追求的却是一种相对完美，这一特点对英国人的渐进主义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渐进主义是英国政治文化的另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特点，决定了英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两大思想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一般人认为英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国家，守成、持重，但也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应当说，这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英国的保守主义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即它并不是抱着传统的东西不放，不思进取，反对一切革新，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稳重态度。当现存制度尚能维持，仍可继续时，它就坚定地守住阵地，不肯改革；但当已有的体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时，它就允许某种程度的变化，并在这个新的变化的基础上把守新的阵地，成为反对新的变革(同时也反对倒退)的守成力量。或者按20世纪初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的说法，保守主义实际是人类对未来不可捉摸之命运的恐惧与惶惑。但另一方面，英国文化中同样包含着激进主义的一面。“激进”虽然不一定是“激烈”或“偏激”之意，但肯定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革新。英国的激进主义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是在与王权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其要义是反对集权和专制，反对国王干涉和剥夺民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要求回到原始状态的平等中去，消灭一切不公的现象。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要求更多地表现在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上，而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要求扩大议会权力以制约王权。但实际上，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各自都包含着对方的要素，因此二者都是理性精神的虔诚信徒。保守主义要求延续传统，而对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来说，自由必定是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与激进主义回到自由平等状态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每每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时，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总能倾向于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彼此争端，融合为渐进主义的文化传统，表现为对渐进主义处世风格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英国政治文化中理性精神和渐进主义实际是一对同义词。由此，理性精神是渐进主义产生的前提，而渐进主义则是理性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

顺从型的政治态度和渐进主义的政治信仰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两大核心，它们通过影响英国人的政治行为方式深深地融入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中，成为了影响英国民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英国民主制度的文化成因

通过考察英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对王权的不断限制构成了其中的一条主线。而在这一主线的演进过程中，无论是早期贵族会议的制约，或是之后议会的产生，还是后来的一系列议会改革以及两党制的逐渐完善，都深刻体现了英国政治文化对促进现代民主制度成长的巨大作用。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顺从型的政治态度与立宪君主制的确立

在现代议会产生以前，英国政治制度中起到限制王权作用的常设性机构是贵族会议，尽管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但代表了英国人为维护权利与王权斗争的重大成果。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为权利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英国人却表现出明显的温和态度。比如，当1215年国王约翰在战争和纳税冲突中被打败后，贵族们依然通过签订《大宪章》的方式将其保留下来，而不是用暴力推翻国王的统治，这一点决定了议会要在与国王反复斗争中才能逐渐壮大起来的制度演变过程。因此，到都铎王朝时，议会的权力虽然明显增加，但王权却依然强大，以至于形成了典型的国王议会权力平行的二元政治结构。之后的1688年“光荣革命”尽管根本上源于新兴资产阶级与国王争夺权力而爆发的内战，最终也确立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但形式上却是君主再次被法律文件保留下来，所不同的只是新君主替代了旧君主，权力也受到了更严格和详尽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经过以后的《王位继承法》等法律和数次议会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议会也最终取代国王成为英国政治中的实际权力中心，但不能否认的是，国王始终没有被推翻，而且存在于英国民主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是实权被不断剥夺。其原因就在于，对权力顺从的政治态度使英国人相信权力一定要被少数精英掌握，也许这样会使他们脱离公众舆论，但能更好地保持社会稳定。而以英王为核心的贵族集团就是这种精英群体的代表。尽管他们丧失了实际权力，但仍然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精神纽带，让人们从心理上自觉地顺从于现有体制，排斥剧烈的变革，使政府避免了采用威权政治的统治方式，也使英国社会避免了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出现严重的动荡甚至分裂。但顺从归根到底不是服从，对君主的保留也不是要实际接受君主制，而是仍然要求统治者按照民主原则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因为，对贵族文化和精英的崇尚毕竟只是一种心理倾向，它并不能代替人们的物质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最终还是要依赖民主制度的成长。所以，当那些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购买爵位和联姻成为新贵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之后，又要在君主制的框架下实践民主制的原则，使这两种本来对立的制度在贵族文化的调和下实现融合，并最终建立起立宪君主制的独特政体。这一政体不仅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治结果，更是英国人对贵族阶层崇拜的文化结果。 (二)渐进主义政治文化与议会内阁制的形成与发展

蕴藏于民族性格之中的理性精神与实用主义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英国人对渐进主义行为方式的坚定信仰，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他们总能通过某种妥协方式处理彼此的分歧，这对英国形成独具特色的议会内阁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国内阁制是以两党制衡为核心的，因此，其形成与发展与两党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1832年之前的英国内阁制发展宛如一辆缺少驭手的马车，时而疾驰，时而缓行，间或倒退。”在此期间，英国两党通过英王任命获得执政权，但也出现了现代内阁制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1721年沃波尔作为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但在1742年辉格党分裂，他得不到多数支持只能自己提出辞职。1781年，诺斯因英军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失利备受抨击，结果率内阁集体辞职，但此时还不是因为失去下院多数信任而集体辞职的。1783年，英王乔治三世启用年仅24岁的小皮特担任首相。为获得信任，小皮特提请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获得议会多数执政，开创了英国政治史上的新惯例。与此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获得了更多席位，从而带来了党派竞争的变化。保守党和自由党都通过整合力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不仅推动了现代政党的出现，而且还增强了它们与王权斗争的实力，这也推动了现代内阁制的形成。1834年，皮尔为获支持仿效小皮特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只能被迫辞职，这进一步强化了内阁要由获得下院多数席位政党组成的惯例。于是1841年，皮尔在缺少王室支持的情况下单靠竞选胜利组成内阁就成为了英国现代内阁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来源已逐渐从国王转向了议会，这是对“君权神授”理论在实践中的否定，也为之后以两党稳定轮流执政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两党始终通过和平竞争方式而不是暴力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反观同一时期的法国，尽管也有宪法与制度的约束，却经过了多次革命和五次共和国才最终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这说明，制度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要有民主的文化与之相配合。在英国政治中，这种文化上的民主就是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理性精神，即渐进主义的行为方式。它使得两党在坚持各自利益的同时总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执己见而导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冲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则能在没有成文宪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惯例正常运转，真正实现了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完美结合。

渐进主义对英国内阁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还通过促进两党政策趋同的过程具体体现出来。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自由竞争使整个英国社会都沉浸在追逐利润、要求民主改革的氛围之中。因此，尽管当时保守党继承了托利党的传统，但除了代表地主贵族以外，还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主要领导人皮尔就出身于大工厂主家庭。这就使他们在对待工业革命和议会改革的问题上更加温和，如承认1832年改革的重大成果，而且在宗教问题上也更加宽容。同时，面对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两党也较容易取得一致，即通过和平更替政权的方式来制造一种民主氛围以缓和阶级矛盾。进入20世纪后，英国两党的政策趋同现象更为明显。首先是二战中各党派在战争政策上的共识；其次是二战后，工党凭借福利政策上台执政，之后保守党主动自我调整，两党形成了30年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再次是20世纪8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的“滞胀”危机，以撒切尔夫人为领袖的保守党重新强调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以此缓解了经济危机并得以长期执政。在压力下工党也不得不作出自我调整，两党由此形成了直到90年代上半叶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到了20世纪末期，“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为这一古老的英国政治传统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一种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价值就是超越“左”“右”之争，将福利国家政策和自由市场政策结合起来，在保证人们基本福利水平的基础上，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发人们的劳动潜能，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布莱尔首相提出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要改变工党一直奉行的公有制激进主张，希望以渐进改革的形象获得更多中产阶级的支持。事实证明，这一改变不仅使工党连续三届击败保守党长期执政，而且也使英国成功地应对了全球化的冲击，科技竞争力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并成为欧盟中近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远高于法、德两国。可见，无论是早期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还是后来的保守党与工党，虽然始终存在政见分歧，但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却一直保持着妥协与渐进变革的政治传统。这就为两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轮流上台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点才真正是两党制和内阁制的核心所在；否则就是只有分立的两党却没有妥协，最后便会导致政治上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的分裂。在充满挑战的全球化时代，一向被认为保守稳重的英国却能比一向激进的法国更主动地变革，这一稳一变中间体现的正是理性精神为大不列颠民族发展所注入的强大生命力。

四、结论

英国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的设计却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其中的立宪君主制、议会内阁制和两党制构成了整个制度的三大支柱。具体来看，立宪君主制是制度的外部框架，虽然在权力运行层面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作用。它既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派别妥协的政治结果，更是英国人对贵族阶层崇拜的文化结果，因此从整体上表现出了英国民主制度独有的大不列颠绅士气派。以下院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通过“国王陛下的内阁”在君主制的框架下运行，是现代民主理论在英国的具体实践，为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地掌握权力进而维护自身和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可能，但它的存在和稳定运行又是以渐进主义行为方式实现两党制衡的英国两党制为基础的。英国两党通过在下院中的理性竞争和渐进改革，尤其是“忠诚的反对党”作用的发挥，既使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英国民主政体真正实现了三权制衡，同时又没有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切实保证了政府在政治管理和社会服务过程中的效能。由此可见，英国民主制度中的三大支柱实际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完整体系，三者在不列颠民族特有文化的聚合作用下环环相扣，彼此影响，既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成为了英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