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 现代性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话题。这个话题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史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内在构造。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是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关注印刷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意义，关注“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城市文化的意义，考察“颓废”的美学风格，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异于传统的坐标。如果说，“国民性”、乡土中国、左翼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均是我们熟悉的范畴，那么，《现代性的追求》提到的诸多问题显示了新的视域。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在现代性研究中得到程度不同的论述，但是，这些问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意义非凡。当然，如同人们时常发现的那样，洞见与盲区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的视域可能产生新的遮蔽。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性的追求》也存在某些疑问，至少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这肯定将引起一系列后续的对话——这篇书评不妨视为对话之一。

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海外汉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蔚为风潮”，而且能人辈出。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坚一辈的学者中，李欧梵教授的成就，堪称最受瞩目。” ①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样，重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力图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学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对立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视野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特别是“城市-颓废”文学、文化问题的提出，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五四”启蒙为分水岭、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新/旧、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的常识框架，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论线索。《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李欧梵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真的恶声”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印刷业和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问题；第二辑“浪漫的与颓废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所谓“五四浪漫个人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颓废”；第三辑则收入了两篇写作于70年代初的文章，这是他应《剑桥中国史》之邀而作的两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程的长文。第二辑是全书的核心，用王德威的话来说是“最见其个人情性的发挥” ②。其中，《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和《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两篇文章，是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内部诸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

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以下简称《漫谈》）一文中，李欧梵首先指出：“从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谈颓废，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即使从新文化运动所用的词汇来看，一切都是一个‘新’字，气象一新，许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 ③而“颓废”（decadence）却是一个有关于时间和历史逐渐走向衰落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指出，颓废概念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宗教主题——“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 ④。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关于时间、历史的颓废和进步的意识其实构成了一种辩证对立的复杂关系，因为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信仰，使“千年至福的信念”和“末日的阴沉期望”共存于中世纪基督徒的内心意识中。而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信念的确立，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历史是无限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即所谓的“进步神话”，但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同样伴生出一种新的“颓废”观念。“高度技术的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为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觉来经验进步的后果。” ⑤这种“颓废”感从19世纪中后期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性”自身的对立面——“美学现代性”。“这种美学现代性尽管有着种种含混之处，却从根本上对立于另一种本质上属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 ⑥。在这一观念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问题，李欧梵认为，虽然“五四”传统致力于求“新”，但是作为与始发于西方的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代文学，“颓废”却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 ⑦

那么，“颓废”究竟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在所谓的“颓废现代性”和“进步现代性”相对照的问题框架下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国现代文学将呈现出怎样的美学和文化形态？在《漫谈》一文中，李欧梵从时间观念入手，指出“五四”时期《新青年》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启蒙精神的呼唤，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时间观念的冲击，即“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种线性前进的时间想象导致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形态：“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极度的发展（development）和进步（progress）意义。” ⑧因此，“五四”所继承的“现代性”其实是卡氏意义上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所谓的“进步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 ⑨由于“颓废”从未作为“现代性”的另一面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追求视野，因此，在一切都求新的“五四”时代，“颓废”作为一个关于堕落或衰败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不道德的名词”。

李欧梵独重“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因为“颓废”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美学立场，“它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 ⑩。因此，和当年夏志清立足于“纯文学”框架勾画出一条所谓非政治化的现代文学谱系一样，李欧梵则基于“颓废美学”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构建出一条“颓废”文学史线索。在《追求》第二辑的后三篇文章里，李欧梵追寻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谱系，它上接中国晚明文学、《红楼梦》，下接新感觉派、叶灵凤、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鲁迅和郁达夫。虽然中国的“颓废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的作品与西方的“颓废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然而李欧梵却进一步指出，这些城市颓废作家“在模仿英法颓废之余，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其资源仍来自‘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在这张颓废系列图中，他认为只有张爱玲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位女作家作品中的“荒凉感”，包含着对“时间和历史的反思”，是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某些作品已经“跨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门槛”，但是鲁迅的“那种彷徨的心灵并没有完全迷失在虚无主义之中”，最终还是“退回”到中国现实中，加入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那种‘现代化进程’”。）

二

李欧梵引入“颓废”现代性的问题框架，并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条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线索，他还力图据此反思“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整个文化进程。作者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在“进步现代性”的新历史观的影响下，“有人开始去疑古，有人开始对历史分期和中国社会本质展开辩论，而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盘革命化。”为此，他在反思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视野下，指出所谓“五四浪漫个人主义”、30年代的现实主义和最终全面革命化这些似乎具有各自独立性的文学问题背后，存在着相同的现代性态度或者说现代性信仰。第二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等前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五四”的“个人主义”、“孤独的自我”和“情感”等所谓的“浪漫个人主义”问题。作者认为“五四”对“个人主义”的标榜，形成了一种关注“本我”的主观主义的创作潮流。主人公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之间的那种陌生和疏离的关系，“成了早期‘五四’小说的一种典型的安排”。这不仅“对于整个中国文化来说，是相当独特的”，而且对于文艺创作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但是，“五四”的个人主义是在反传统的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是一种更倾向于追求进步、创造新世界的历史姿态，而不是一种有可能趋于“颓废”的美学态度。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内向性的旅程并没有能在最终将这群作家带领到存在主义式的绝望或艺术上的超越现实……对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他们最终的依据依旧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在第三辑的《追求现代性（1895-1927）》这篇总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期的长文的最后部分，李欧梵总结性地指出：无论是20年代前期的主观抒情的泛滥，还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日益政治化的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从未“否弃现实”，并“一直在憧憬着光明的未来”。由于反“进步”的“颓废”态度的缺失，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现实日趋紧张，在“孤独的自我”中游荡了十年的中国现代作家，逐渐放弃了“个人主义”，“由对作者本身狭窄的个人经验转移到另一个更宽广的社会现实上去”，“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 在颓废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物质现代性的矛盾框架下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进程，无疑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问题框架之外，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进程（包括当代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问题视阈。不过，李欧梵在现代文学、文化史研究中引入“颓废”现代性的参照框架并不是企图拒绝“现代性”这一历史、文化平台，也没有表现出用全球经验及其相关的问题性“化约”中国地方经验的“海归”常态（他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设想，其实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经验特别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复杂性，详见下文）。在文学史领域，作者独重“颓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所谓“纯文学”的追求这一美学和艺术倾向密切相关；而在文化史问题上，以“颓废”作为参照批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进步现代性”的片面追求，则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独特认识。在李欧梵看来“‘现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他声称他对概念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工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声、光、化、电等处于日常生活层面的物质表象，作为“集体感性之轮廓和文化产品”，它们“并不一定进入深层思维，但它们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想象’”。在这一前提下，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在西方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物质构造、日常生活表象和复杂的传统文化、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等错综复杂的纠葛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接近于“自发状态”的中国现代性工程，而不是由某种理论体系设计出来的结果。“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而在其中，大众出版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谈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作者指出：“作为‘想象性社区’民族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光是因为像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言了新概念和新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众出版业的影响。”

因此，李欧梵以现代性中的“颓废”为参照，批判“五四”知识分子所片面追求的“进步现代性”，其矛头其实是指向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基础上的、企图凭借某种所谓科学的概念体系设计历史和未来的启蒙精英主义或者说先知主义（左翼思想就是其中的代表，事实上无论在美学还是在文化意义上，李欧梵的“颓废”都包含着对左派文艺的反拨）。对存在于城市日常生活中“自发式现代性进程”的信任，是作者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进程中饱经战争与革命之苦进行自觉反思后的结果（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现代作家“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第一辑中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从《申报》副刊《自由谈》切入，特别强调了晚清和民初的“游戏”文章在“造就新国民”和“开创新的社会的空间”方面的价值。第三辑中的《现代性的追求》一文中，作者更为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晚清刊物和通俗小说实践的现代性意义，“在‘文学革命’前至少二十年，都市文学刊物……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们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同时，编辑和作者们的作品“所获得的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赚钱谋生的职业”；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印刷出版业的推动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精英的共同努力，“崭新的知识生命和政治意义”藉此得以广泛传播。晚清带有严肃的政治目标的“新小说”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到了民初逐渐被“迎合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趣味”的鸳蝴式都市通俗小说所取代。作者认为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文学“遁世主义”的盛行，除了因为人们对民初的国家现实普遍感到失望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的都市生活”的形成，它“反映出都市居民在经历‘环境现代化’——这种急速变化过程中那种心理上的焦虑不安”。但是严肃的启蒙意义的缺失并没有损伤这些小说的现代性意义，恰恰相反，在李欧梵看来，正是在《文明小史》、《玉梨魂》之类的小说所展示的华洋杂处的生活情境和东西混交的叙述形式中，一种塑造中国人的新型文化想象的“大叙述”被创造出来——上海这个由所谓“新的公共构造”和“新的日常物质生活表象”所共同构造出来的现代性文化形态，就是这种自发现代性进程中的典范文本。

为此，他绕过了“五四”启蒙主义，构建了始发于通商口岸的、从民族国家想象到城市-日常生活现代性想象的所谓中国“自发现代性”进程。“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乡村二元框架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基本格局：“中国现代文学中如果有城乡对比的话，乡村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乡土中国’——一个传统的、朴实的、却又落后的世界，而现代化的大城市却只有一个上海”（在这张新型城乡文化地图中，即使是北京也是属于“乡村”）。不过，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是一个知识问题，同时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经验问题。在卡林内斯库那里，“颓废”本身就是经验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现实并抗议这种现实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在积弊重重、内忧外患的20世纪早期，“五四”知识分子选择了“进步现代性”的知识信仰是否有自己的历史-现实经验合理性？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性”知识系统，而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经验现实和知识传统对外来知识不断进行取舍和改造的过程，因此，究竟是从“进步”知识角度还是从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出发来解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从个人主义走向全面革命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考量的问题。

三

由于对“自发现代性”的信任，李欧梵因此特别重视由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日常物质表象所召唤出来的城市——“上海”，以及在这一城市文化条件下形成的现代性另一面——“颓废”文艺。但是在近现代中国复杂的历史-经验背景下，这种以上海——城市为典范的或许是成功的中国现代性经验是否能作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来设想？因为，如果上海是所谓中国集“自发现代性”之大成者，那么需要考虑的是这种“自发性进程”是在什么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条件又包含着怎样的上海内部差异和上海与中国广大内地的差异关系？如果上海的内部阶级分化问题可以视作现代性进程中的不可回避的结果，因而可以避而不谈，而且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谓上海“世界主义”可以兼容华洋，从而消解殖民问题，那么上海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外部差异关系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稍具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上海从开埠以来所经历的所有历史沉浮是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直接结果，它的繁荣与近现代中国复杂的政治进程和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它与殖民特权的关系。有论者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与全球空间构造之间的关系对此曾作过不失精辟的论述：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剥削关系，“资本主义不仅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同时也在殖民地内部重组了‘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关系”。这种在殖民地内部的空间重组不仅导致了上海、孟买等城市的繁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复制了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空间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制造出依附于‘中心’的广阔‘边缘’，以‘边缘’地区的资金、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来滋养殖民都会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以上海为代表的所谓“自发现代性”只是一种在殖民特权保障下的“理想形态”，“上海”和中国广大内地之间构成的所谓“城乡对照”，也因此并不是单纯的在现代性条件下的 新型城乡文化地理划分，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相互冲突的产物。有论者甚至还认为，“‘上海’与中国是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关系’，中国的内地越凋敝，‘上海’的城市越浮华，最极端的，是上海‘沦陷’时期，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上海’社会醉生梦死，畸形地最后地疯狂。”《春蚕》中老通宝一家因丰收而破产的故事，显然可以视作这种近乎不可调和的城乡矛盾关系的经典寓言。因此，如果对以上海-内地关系为代表的、现代性条件下的城乡政治经济学缺乏必要的讨论，所谓的“自发现代性”即使充分照顾到华洋两方面文化和日常经验相互纠葛的复杂性，也只不过是用市民化的“日常生活乌托邦”代替了精英主义的“理论乌托邦”。当然，单就“上海”自身而言，它在所谓的“自发现代性”进程中无疑创造了不失为辉煌的现代性大观。正如李欧梵所提到的那样，这不仅表现在其自身的声、光、化、电以及由此召唤出了城市——颓废文学，而且“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如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一系列文学文化活动如印刷出版业、作家群体活动大多集中在城市（在李欧梵看来即使是轻视城市文学的左翼作家也是“城市的产物”）。由于“城市”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中的特殊地位，在李欧梵建构出来的新型“城乡”文学、文化二元框架下，作者还特别指出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内心对待城市的一种特殊态度。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一文中，李欧梵指出“‘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但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想象世界虽以乡村为主，他们的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到城市的影响；作家心目中的矛盾也就奠基在这个无法调节的城乡对比上”。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与上海——城市之间既依赖又疏离的矛盾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正是这种中国现代作家与城市空间的特殊关系还隐含着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作家身上对“上海——城市”的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式的态度，并不只是城-乡文化冲突的结果，这里面折射出更深层次的中国现代性问题，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是身背着巨大的身份差异（包括地域、语言甚至种族）而聚集于通商口岸。一方面，他们来到上海充分享受着这座城市在思想、创作甚至生活上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他们充满差异的身世背景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切身经验使他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座殖民都会的现代化只不过是殖民特权保障下的中国特殊地域的产物。因此，在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空间的意识条件下，他们的中国身份意识和他们“在上海”的身份意识无疑会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折射出上海/内地之间文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的反映。中国是从一个前现代的帝国转换为现代主权国家，因此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形成，与那种以方言为单位，以单一民族为主要形式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创制过程应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汪晖曾指出：“既不是方言，也不是地方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及其认同，与其说是全新的现代创制，毋宁是民族形成的漫长历史中不断衍生的话语、制度、信仰、神话和生活方式的产物，是民族战争和现代政党政治在民族运动中将地方性文化综合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之中的方式和能力。”李欧梵所设想的由印刷资本主义所推动、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民族国家-城市-现代性日常生活想象”的“自发性进程”也许更适合于单一民族国家。很难想象一个内部存在着族群、地域、语言甚至是人种等方面巨大差异的帝国，没有一种类似儒家文教礼仪的抽象理念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局性的政治动员和观念重组，前清帝国留下的人口、版图和多民族体制可以通过始发于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自发现代性”进程，在不导致分裂的情况下整合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把这些复杂的中国现代历史-经验问题考虑进去，这种所谓的“自发性进程”至多只能形成区域认同，如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上海认同或香港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能够将个人从家族、地方性和其他集体认同机制中抽离出来并直接组织到国家认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精英化的新概念，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否应具有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合理性？中国现代作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最终走向“全面的革命化”，以及1949年以后所谓“城市‘精神状态’的消失”，或许是中国完成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如刘小枫在论述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为何最终采用了政党国家的形式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之革命党的出现，正因为它们承担了为民族共同体争取现代国家形态的历史使命。”

①②王德威：《现代性的追求·编后记》：载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0页。

③⑦⑧⑨⑩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145页、第142页、第146页、第149页、第149页、第166页、第166页、第233页、第238页、第146页、第59页、第47页、第65页、第240页、第66页、第146页、第181页、第191页、第111页、第112页。

④⑤⑥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1页、第167页、第173页。

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第71页、第56页。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上传日期：2003-4-20，http://www.liyangwz.com。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罗岗：《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载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

倪文尖：《再叙述：“上海”及其历史》，载新青年北大在线之文学大讲堂。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8页、第79页。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