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房屋建筑透视西门庆的家庭文化信息

[论文摘要]《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对家庭生活结构进行完备形态刻画的家庭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房屋建筑不仅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且提供了很多明中后期暴发的商人家庭在财富积累、婚姻形态、道德伦理、开放程度等各方面出现的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相抵触的新的家庭文化信息，同时也为小说作品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

[论文关键词]《金瓶梅》；房屋建筑；家庭文化信息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普通人特别是暴发户商人日常生活为主的家庭小说。其中的房屋建筑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它不仅承担起住所的主要功能，而且还承担着叙事的空间架构和空间拓展的功能。

建筑物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情感的符号，“建筑是人类按照自我形象创造他自己天地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缪朴先生说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带故事的形式”。建筑像小说一样占据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在叙事文学中，建筑的一景一物都织入了或深或浅的潜台词，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寓意象征。

《金瓶梅》的作者在描写西门庆家庭的生活时间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西门庆家庭的空间架构，这在《金瓶梅》之前的任何小说中都是不多见的。评点者张竹坡充分认识到房屋建筑与小说结构的内在关系，他在《杂录小引》中说：“凡看一书，必看其立架处，如《金瓶梅》内，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处也。何则?既要写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开，既难使诸人连合，全合拢，又难使各人的事实入来，且何以见西门豪富?”所以，小说的房屋建构首先为人物的行动支起一个活动空间，“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而唱戏先设一台。”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数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为了让读者明白西门庆房屋对小说人物的重要性，他在《杂录小引》中，还专门对“西门庆的房屋”作了清楚的描述。

张竹坡描述的是西门庆权势、人财鼎盛时期的房屋建筑。明朝为了禁止臣民奢靡逾制的风气，规定商贾住宅不得超过五间门面。西门庆的房屋虽然也是五间门面，但到底七进，在总面积上已超过了法令的规定，更不用说后来单是花园扩充的部分就使他的房产总面积又增加一倍的了。联系初期他的房屋结构可以看出，他的家庭空间的扩展是和财产的增进以及人口的增添同步进行的：“薛媒婆说娶孟三儿”，“西门庆就把西厢房里收拾三间”给孟玉楼住；“西门庆偷娶潘金莲”，“收拾花园内楼下三间与他做房。”由此可见，当时的西门庆家只有两套不大的院落和一个花园。14回花子虚遭难，西门庆用李瓶儿寄存的银子，兑五百四十两买了花家的住居小宅，扩大了一个院落。16回西门庆得到李瓶儿二百两银子的襄助后，开始扩建花园。中途女婿和西门大姐带来噩耗：杨戬被“拿下南牢监禁”，祸及亲家陈洪和西门庆，就要问罪。西门庆只好暂停花园进程，派人向蔡攸、李邦彦行贿，将西门庆改为贾庆万事大吉后，继续建盖花园。到了八月间，花园建造完毕。李瓶儿嫁来后，将花家狮子街的房子带来，又添了一处院子。

西门庆当初只是继承了父亲的一个生药铺，家境一般。正妻死后，他继娶吴月娘，只有妓院出身的李娇儿以及卓丢儿二妾，家庭规模不算很大。但到了后来，他不仅一妻五妾，奴婢成群，而且拥有五个店铺。在权势上，他由一个平民成了炙手可热的执政权要蔡京的干儿子，成了清河县理刑正千户。他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除了经商赚钱、放债获利、为官受贿的发家方式之外，通过西门庆家庭庭院的扩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破落户”出身的城市商人还有一个特殊的致富方式——通过娶妇而生财。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主要方式。而在西门庆的一妻五妾中，除了吴月娘之外，五妾的婚姻都是非正常模式。《礼记·昏义》云：“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易经》：“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封建婚姻的目的，主要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西门庆的婚姻目的却非生子而是生财。孟玉楼原为布贩子杨宗锡之妻，“手头有一分好钱”。西门庆骗取孟玉楼，正是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只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因李逵大闹翠云楼而携一百颗西洋大珠等物往东京投亲。后来嫁给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花太监死后，他的一大笔财产就落在李瓶儿手里。西门庆和她隔墙密约时，李瓶儿就将“四口描金箱柜、莽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和三千两余银，越墙打发过来，送到月娘房里去了。待到出嫁之日，“雇了五六副扛，整抬运了四五日。”20回说：“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到他33岁纵欲身亡时，短短的6年时间，他已经暴发成妻妾成群、奴仆蚁集、拥有近十万银两的巨富商人之家，其房屋建筑也由最初的一个生药铺、两个小院落及一个不大的花园扩展到五个商铺、多处豪宅及一个庞大华丽的花园。

中国封建家庭的建筑讲究长幼有序、高下有等、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每个妻妾的住房就是她的身份。吴月娘虽是继室，但她是明媒正娶的主家婆，地位在众女人中最高，所以住“上房”，被人称为“上房的”。第几房的称谓实质上是标识其身份地位的符号代码。但是在西门庆家，这种封建伦理等级秩序却并不严格。吴月娘虽为上房，但她却起不到“主内”的作用，五个从妾跟她貌合神离，西门庆也经常冷落她。孙雪娥是西门庆的第三妾，名分排在潘金莲之前，却在后面管理厨房，有时还挨西门庆的拳打脚踢。而最得宠在家里也最有发言权的却是排在最后的第五妾和第六妾。此外，潘金莲和李瓶儿没有按照住宅中的等级安排住在主体建筑之中，而是单住在花园内。每人三间楼，前面各有一个小院子，每家院子各有一个小门与花园相通。在古代文学中，因为花园受外部社会的规章制度和等级观念影响较少，人们的举止只受各自“情”的支配，而暂时不必受现存社会等级关系的制约，因此花园往往成为情欲载体。西门庆的花园就是一个淫欲乱伦的场所，潘、李两人都是先奸后娶。两人住宅的安排一方面反映了儒家传统伦理等级观念在新兴商人家庭的松动和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潘、李二人在西门庆心中异于其它妻妾、与花园“性”意象与“死亡”意向紧密联系的特指趋向。

从西门庆妻妾的住宅安排可以看出他家并没有严格遵循封建伦理的等级秩序，所以西门庆家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族。徐扬杰在《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尤其是从宋代以后，以祠堂、家谱、族田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成了封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之一。”封建家族因为有家训族规等规范来维系和调解家庭内部关系，所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西门庆无父无母，无兄无弟，谈不上什么家训族规。他治理家庭也不是靠礼教家规，而是率性胡为。因此，他的家庭就缺乏封建家庭常有的凝固力。另外，中国典型的宗族式的家庭，往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大宗为核心，以小宗为附庸。而西门庆家的伙计奴仆等，全是外族他姓，没有一个是西门家族中的人。主仆之间同样靠金钱利益来维系，缺少宗族家庭中主仆间的忠诚信义等道德约束。所以，他的家庭虽然豪富，但却脆弱，随着他的断气身亡，这个世俗市井家庭也随之顷刻间败亡。

西门庆家的文化布局，呈现了一种半开放的新趋势，这从西门府房宅的格局及内外门的出入上可以看出。儒家特别强调“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宋司马光详细地阐释了《礼记》“内则”将男女分开的规矩：“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在传统的封建家庭里，庭院之间壁垒森严，内门外门之间有着严格的规定。《红楼梦》中贾府气派华贵，庭院深深，各种门的描写非常突出。当代学者张世君总结《红楼梦》在章回首尾写到门和门的进出的竟然高达116回。仪门、二门、山门、角门等，众多的门造成了局部的封闭和隔离。特别是内闱之地，男性是不准随便进出的。而在西门庆家中，虽然是院落七进，但是各个院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封闭，各种内门几乎都在敞开着。西门庆家礼教的松动与整肃的贾府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西门庆家的门户缺少严格有序的把守，致使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之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其家，这也标示着一种半开放的新趋势。其中不仅有他热结的帮闲篾片，还有与皇帝有关系的皇亲贵戚、显赫炙手的高级官吏，另外还有社会上的三姑六婆、江湖道士等等不一而足，呈现出斑驳混杂的恶俗状态。特别是一向为人所不耻的和尚道士、尼姑媒婆这些社会的渣滓也经常自由出入他家，和西门庆的妻妾们混在一起，帮她们求子念佛、算命相面、胡扯解闷。一些倚门卖笑的妓女也是他家的常客，甚至西门庆夫妇热心做起了妓女李桂儿的干爹干娘而不避讳。这些被社会所不齿的人和当时权贵一样公然出入西门之家，不仅反映了商人之家的开放，而且映射出明中后期传统道德规范的流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恪守仁、义、礼、智、信等准则，而主要以利欲财势为标准。

西门庆家的住宅临近繁华大街，外人很容易走进去，里面的人也很容易走出来。早在唐代，《宋尚宫女论语》就强调了当时女子处于男子视线以外的重要性：“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西门庆家却不是如此，他的妻妾们不再群居深闺，而是走出家门，参与外面的公共社会活动。第l5回吴月娘带领众妾到李瓶儿狮子街楼上观赏灯市风景，她们“都穿著妆花锦绣衣服”。吴月娘穿著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妻妾们花红柳绿，引人注目，以至于使楼下的浮浪子弟产生邪念，浮想翩翩。第24回由女婿陈经济陪同，众妻妾打扮得披红着绿花枝招展，有说有笑地再次在众人密集的目光中毫无顾忌地游赏元宵节。“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当时的地方县志记载：“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白?白侵淫，靡焉勿振。”明代中期以后在思想界兴起的启蒙思想和越理逾制的社会思潮自然波及到家庭，受封建礼教约束稍微松弛的商人家庭更容易也更有经济条件领时代之先，她们在服饰上突破了“皆有定制”的封建规范，追求生活的奢侈绮靡，在道德上也容易出现与时尚相一致的新变。《金瓶梅》描写的西门庆之家无疑是时代现实的剪影。

任何建筑物都是建筑者自我形象的物化。如同一个人的装束服饰是其个性气质的体现一样，房屋住宅、家具摆设、色彩声响也不可避免地染上居住者的生活气息，是居住者个性好恶、文化品位的隐性展示。建筑文化除了房屋等建筑主体外，还包括室内的古玩摆设和布置。《金瓶梅》中描写了多处人物居室，有太师府邸，有豪绅庭院，有娼妓居室，有伙计房舍等等，无不贴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感情。西门庆由一个破落户陡成官场新贵，虽然他连来保抄的普通“字样”都要身边的书童念，但他附会风雅，在花园里设了一个书房。“抹过木香棚，三问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里面一明两暗书房。”张竹坡在此点评：“可惜主人俗。”高雅的书房不仅成为与琴童偷情的尘垢地，而且还是狎妓逢迎酒臭熏天的污浊场所。如果说花木掩映、翠竹吟吟、有小童打扫的书房是污浊不堪的西门庆的反衬的话，那么房间的陈设用品却是使用者性情品位的直接写照。第49回给西门庆提供春药的梵僧“睁眼观看厅堂高远，院宇深沉，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毛线毯子。堂中放一张蜻蜒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两边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张竹坡在此夹批连用了六个问号：“像甚么?…‘像甚么?…‘很像甚么?…‘又像甚么?”“更像甚么?”“还像甚么?《水浒》中人所云一片鸟东西也。”对西门庆的草莽骤富、不伦不类、庸俗不堪进行了尖锐的嘲讽。

很多学者还注意到《金瓶梅》的小说结构和西门庆家建筑单元铺陈的内在关系。浦安迪《中国叙事学》认为，在长篇章回小说中往往有每十回为一个单元的传统，而《金瓶梅》中每个“十回”的单元结构，又按照一定的布局法则拼成了全书。他认为《金瓶梅》的前八十回和后二十回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而首尾各二十回又构成一个明显的对称。首尾二十回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西门庆私宅的院墙之外。在开头的前二十回里，家庭人丁兴旺人财两进，结尾的后二十回，家庭分崩离析人财两亡，二者遥相呼应并形成对比。而小说的中间六十回是《金瓶梅》叙事的核心，作者以高墙大院为中心虚构故事，叙事明显减速变慢。浦安迪教授的解释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西门庆的建筑院落：前十回的重心与主体若即若离，类似于宅居的“影壁”或“门楼”，再十回逐步进入大厅，接近住宅主体。穿过一进一出的院落，到达了最后一进的高楼便完成了中间的六十回家庭主体叙事。而穿过高楼之后的后花园，便是后一个二十回。房屋建筑和小说结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完整的家庭环境塑造，是小说艺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金瓶梅》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切入点、“由一家而及天下”的世情家庭小说，而且还在于它对房屋建筑等空间架构的重视，并能通过房屋建筑来网络小说所能涵盖的各种信息，成功地完成了对西门庆完整形态的家庭环境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并且较之国外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成熟、完整的家庭环境描写早出两个多世纪。

总之，西门庆的房屋建筑不仅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提供了活动空间，也提供了很多明代中后期暴发的商人家庭在财富积累、婚姻形态、道德伦理等各方面出现的与封建伦理道德相抵触的家庭文化信息，同时也为小说作品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并影响着后世家庭小说的创作。它打破了西方传统小说叙事的线性结构和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缀段结构的观念，直接以房屋建筑作为小说横的空间结构，与纵的生活时间相交叉，容纳和涵盖了丰富的信息和内容，为家庭小说的叙事提供了充足的环境和空间，也为后来家庭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叙事空间的日臻完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