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总和一些历史中的一些个人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总是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不可分割。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泽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关系，要比前面提到的两个关系要更紧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来源、理论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来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受中国官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的主流文革史学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文革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毛泽东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改造中国；在文革发动前夕，对当时的形势，包括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等等，做出了的错误估计。二，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听不得批评；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使“正确”的党的集体领导无法阻止毛泽东的“乱来”。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野心参与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介中，和海外反共的舆论中，首次出现观点一致的现象，即同声谴责文革。无论是一些共产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精英，还是海外持坚决反共的人士，在诅咒文革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

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民间知识分子也对文革的动因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多以批判“极权专制”的自由主义语言出现，同时也带着封建文人的潜意识。这些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解释，着重于毛泽东的个人利害关系，如报个人私仇、“清洗功臣”、防止“秘密报告”在中国重演、保持个人名誉等等。

然而，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笼统地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思想，很难说明问题；在文革开始后，两个对立的方面，从中央的两个司令部，到社会上的两大群众派别，都认为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一方，而认为对方是错误、落后乃至反动的一方。从搞形式上的“极左”（也就是所谓的形“左”实右）方面来说，作为“走资派”的刘邓集团和主要由党团积极分子和出身好的人组成的“保守派”可能搞得更多一些。文革斗争，从某种角度讲，已经不是左和右的斗争，而是两种不同的“左”的之间的斗争。第二，用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也无法说明文革的发生。因为，在文革发生的前夕，也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毛泽东的实际权力下降至最低点的时刻。若讲独裁，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把持中央，彭真、陶铸等人垄断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第三，文革发生是被野心家利用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当时的情况。在文革刚开始时，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以及地方和基层的党委对运动方向采取了很大的控制，也深深地影响了文革中派别的形成和后来运动发展的走向。他们所起的初始作用，恐怕比后来“野心家”们起的作用要大。另外，只注意精英层面上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范围内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也不能全面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

任何真正严肃的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探讨，都必然要脱离片面的、修正的、乃至有意歪曲的解释。这里，对文革前夕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对文革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文革前夕的一系列先行斗争加以分析，来探讨文革的来源、动机和理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文革动机的形成和理论准备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它的来源应结合以下三条线索来探讨：一、中苏决裂和反修防修；二、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和干部问题；三、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形成。中苏论战造成了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毛泽东在“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的方向等问题上，在思想上作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毛泽东发现了右倾文化文本和文化官僚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了以文化批评为突破点进行文化大革命。

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

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构思，从产生到成熟，是在中苏论争从内部转为公开、从枝节转向原则、从利益摩擦转到大是大非上的冲突的这十几年。这十几年中，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独立地探索、实验的重大时期。在这十几年中，不仅有同帝国主义首霸硬碰硬的恶战、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及其残存势力的尖锐斗争，也有和苏联领导集团、继承沙皇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舌战和激烈斗争；在国内，在对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之火最后烧进了共产党内。总之，这是一个各种斗争都集中交汇的时期，反帝和反修纠缠在一块，反修和防修交织在一起，国际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国在发展建设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汇集成一个整体的斗争。

中苏两党的论战由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所引发，一开始围绕于斯大林问题和对帝国主义斗争策略问题，但争论的重点很快转移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依靠“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南斯拉夫演变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等重大问题，最后论战上升到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理论和原则，争论的焦点也集中到苏联社会的性质是正在“和平长入”走向共产主义，还是急剧滑向修正主义的“假共产主义”。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分歧，很快地也不可避免地联系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分歧。中共方面很快地指出了问题症结所在，即苏联体制内“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鼓吹者、执行者和受惠者－－苏联的特权阶层，这个正在迅速向已经出现在南斯拉夫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蜕变的集团。

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批判，使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做出了重大的反思。随着和苏联论战的激烈，在人民公社上的争论，有关文化艺术的争论，对来自人民群众对党的官僚主义不满的声音等问题上，国内党内的斗争也尖锐激烈起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学自苏联的“一长制”、“一条腿”走路、物质刺激、专家治国等，开始了全面扬弃和批判。由于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字，和国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批判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文字也交织在一起，如第九评中的总结性思想也出现在国内问题的文件中，如《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选择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随着和反修问题的衔接，其潜在影响和利害关系也变得更加重大。受国际斗争影响的国内斗争，也反过来具有国际意义。中国能否走出独立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能否为广大的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提供经验，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在百多年来受西方冲击、模仿西方、借鉴西方之后，第一次具有向外辐射影响的机会。尽管在帝国主义贸易禁运和军事、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的脉搏息息相通。

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的激烈斗争；不久，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笔记。一九六○年十一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为会议最后声明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系统化了的修正主义纲领写进新党章，中苏的彻底分裂已经不可挽回。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後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一些人指责毛泽东建国以来“犯了一个又一个极左错误”，“一次比一次脱离实际”。可以理解，那些无法认同毛泽东在经济上超越和突破苏联经验的尝试的人，更无法认同毛泽东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诊断。然而，“左祸”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後的思想，和毛泽东五十年代的思想相比已经有重大区别；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发生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可以说毛泽东五十年代还在认识和摸索包括苏联在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六十年代则开始坚决批判当时的苏联体制。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文化艺术部门仍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等思想，自然在哲学基础上和他五十年代以及以前的思想相一致，然而，却和反右、大跃进时期的思想有以下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增产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正因为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革运动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在数量上超英赶美、抢时间、比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尽管其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相比之下，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指出他们随时会配合国民党和美帝反攻大陆。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丧失刚刚夺取到的政权的危险主要来自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种大气氛下开展的。进入六十年代，这一部分前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泽东发现他们竟然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党内那些热衷于引进资本主义、时刻准备和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它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如“四清”社教等，运动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剥削阶级，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假如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中，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急进乐观的，那么，在反修斗争中对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的预期则充满了凶险的挑战和不确定感。毛泽东在他亲自执笔的中共第九评中，在批判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许诺后，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被中外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责为乌托邦空想家。然而，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梅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思想风格中有很强的“反乌托邦”特色（dystopia）。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年以後，毛泽东反复发出有关革命有可能马上会遭到腐蚀和颠覆的梦魇般的预言和警告，如“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中央会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在身边”等等。毛泽东对全党发出震聋发聩的警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无疑，毛泽东这些危言般的警告，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感，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僵化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历史决定论，找回了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历史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种“不经斗争、和平渐进、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

阶级与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在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思想上重大转变和突破中，最突出的新思想是有关阶级与政权的论述。这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部分。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特质。

列宁早已经预见到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土壤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萌芽；列宁也认识到，党外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成为党内的路线斗争。经过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列宁的认识，认为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然而，毛泽东对列宁理论的新发展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再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发挥其政治经济影响，而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尚无法消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通过其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来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要通过在现体制内占重要位置的人来作代言人和代理人，来实现它的利益。

资产阶级法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已被消灭的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员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膨胀，会危及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等级工资制和级别本位主义常常导致对革命热情的丧失，因此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层面上，资产阶级借以存在、发展，并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在执政党内寻求代言人和代理人。这些代言人和代理人，很多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的阶级异己分子。然而，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中，比仅仅的“蜕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要复杂，它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所讨论的党内资产阶级，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一）他们本来就是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二）作为党内政治派别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缺少革命的彻底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三座大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四清《十条》）”（三）以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和更广泛的眼光看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和经典意义下的资产阶级类似，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相联系的一个阶级。这个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作为特权阶层，他们的利益总是掣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尽情实现，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党外的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作妥协、并和他们携手合作；由于他们掌握着从上到下的政治权力，机会成熟，他们就有能力不顾工农群众的反对，大肆引进一切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

显而易见，这三层意义，逐次丰富、全面，以第三层面上的意义最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问题的创新思想。在第一层面上，“党内异己分子”并不是新的问题，因为历史上共产党一直都在和党内的叛徒、特务作斗争。在第二层面上，已经提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文革命题；是在第三层面上，提出了文革的中心命题，就是阶级和政权的主题。在第一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进行复辟，一般需要搞公开的反革命政变。而在第三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能够以极大欺骗性的手法，通过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长久化，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三种层面意义下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文革运动中的文斗和政治斗争中都有所表达。在对“党内资产阶级”意义了解不深、局限在第一层意义的情况之下，运动就被误导成单纯的“揪叛徒、抓特务”的活动（实际上保守派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未能把认识提高到“党内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共生体，也就出现了把运动局限于“揪人革命、罢官革命”的问题。只有基于第三层次上的认识，才把揭露和打击走资派与造反夺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去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资产阶级实现和平演变的制度基础。

也正是从第三层意义上的观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正是在这个说法上，文革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诘责。似乎“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相矛盾的。实际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老干部、“党内民主派”中，不少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农民造反思想，无法接受他们自己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这个事实。在文革初期，对于谁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从中央到基层群众都产生了分歧，是把矛头对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仅仅对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乃至他们的后代，成为分辨造反派和保守派阵营的一个重要分野。将共产党内出现的一个官僚化、等级化的骄横跋扈的特权集团，与被打倒的帝封官势力的复辟企图相联系，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地、孤立地去看待，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最深刻的洞见。作为既是老革命又是新革命的毛泽东，看到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预见到这个高喊革命口号、却逐渐丧失革命热情和革命原则的形“左”实右的“老革命”集团，在尝到了特权和腐化的甜头之后，最后会和他们与之斗争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握手言和，携手合作，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也就是在更深入、更彻底的层次上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剥削思想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把文革的意义仅仅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后代反对歧视、争取人权，甚或更加错误地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起来进行阶级报复、搞翻案、闹翻天，也是因为忽视了毛泽东“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真正含义。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换代”、看成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简单调换位置的观点，与“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观念，是出于一辙的庸俗革命观。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种庸俗革命观的彻底突破。

文化、阶级与政权：“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靠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才取得全国胜利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理论受到了新的考验。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资产阶级赖以依存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决出胜负。在社会主义这个长期的、存在激烈斗争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借以发生影响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有形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占有，转向无形的文化资源占有，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转向分散的、游离的旧思想、旧观念。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找回了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这个被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其它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的阶级与文化关系的理论也决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而恰恰是用一种全面、辩证的动态观点看问题。首先，毛泽东对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的探讨，离不开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经济条件的关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关注。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以一种“落后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资产阶级法权的，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以它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发生其影响：社会主义中特权阶层长期存在，必然要追求玄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消费，给整个社会渐渐带来一种崇拜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会反过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引进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创声势、造舆论，最终打开复辟的闸门，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故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证实。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注意到了文化与政权的关系。他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上层建筑领域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官僚，和以“古人、死人、洋人”为文本的封资修文艺所统治。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在《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文化部门的城市老爷们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很多有关彭真个人生活挥霍、大搞特殊化（《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精英圈子的豪华生活等事实（《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而彭真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曾经“保护了大量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通过他们所垄断的文化渠道，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充斥到“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中去，而这些彭真家里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座上客、等级特权的受惠者，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和这个文化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了。他们传播给社会的信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已经是完全服务于这个既得的等级和利益集团了。

正如同毛泽东发现了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毛泽东也发现了党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默契关系。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们，常常试图去掩盖这种默契关系，甚或把攻击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反动权威”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乃至把文革误导成简单的另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对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深刻认识，正是发现了那些口头上很革命的官僚，实际上是“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文革的理论准备，包括了文化、阶级、政权方面三大主题。在文化层面上，文革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给予“迎头痛击”，然而，由于三大主题的紧密联系，就不能不触及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文革初期的“革命化”、“红海洋”等形式主义就是企图以局限在文化上的方法误导运动的进程。同样，文革之後，有人认为既然文革是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就只不过是托辞借口。这种看法最终导致“文革是场无原则的个人权力斗争”的错误结论。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批评为先导，以文化官僚的“独立王国”为突破口，开始了一场既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又是阶级、政治领域的大搏斗。

文革通过文化作导引爆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後，很快便转到了阶级的主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这就是文革初期“血统”决定阶级还是“立场”决定阶级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传统的阶级概念的得到突破：老革命、革干子弟假如不注意改造思想，成为享受特权的阶层，就意味着在政治思想上背叛了自身的阶级，转变成新的剥削机制的受惠者和维护者。阶级概念中政治思想认识所占的地位变得重要，和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长期动荡起伏、斗争激烈的过渡阶段的论断相吻合：在这个捉摸不定、谁战胜谁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阶段，阶级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而部分地取决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立场和认识。文革运动经过了文化和阶级两大阶段以後，进入了它的第三大主题－－政权，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後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 《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四清《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二十三条》），一九六五年一月）。 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主义头子彭真刘仁的腐朽生活罪行》，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一九六七年九月。《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体育战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