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总和一些历史中的一些个人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总是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不可分割。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泽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关系，要比前面提到的两个关系要更紧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来源、理论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受中国官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的主流文革史学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文革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毛泽东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改造中国；在文革发动前夕，对当时的形势，包括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等等，做出了的错误估计。二，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听不得批评；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使“正确”的党的集体领导无法阻止毛泽东的“乱来”。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野心参与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于是，出现了这样

2008-08-05

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界定

笔者对史学界在新中国的历史阶段的分期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划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结论不敢苟同。如按社会主要矛盾及政治斗争的焦点；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主要两大社会派别；开展斗争，即冲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界定在1966--1969年较恰当。主要理由如下：一、从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来看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69年4月1日-24日）为止，该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后来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准确的。由此开始，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开始由"前17年" （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和对他们进

2008-08-06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了。因此，学者们并没有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到1985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决议》的发表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学术

2008-08-06

神学伦理学的当代意义——奥斯维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的真正问题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记忆中，"奥斯维辛"（Auschwitz）和"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深刻地凝结了一切苦难的经验。从而后人无论就何种意义进行追溯和表达，这两个已经符号化的事件都会相互在精神的进路上，使人的存在、创造、理性、信念和价值遭到根本的质询。对于当代人而言，无法面对这一质询的任何思考，都不再具有人文学的性质。"文化大革命"与"奥斯维辛"之间固然存在着种种不同，但是它们至少在两个维度上使东、西方不同的生存经验得以沟通：其一是集体无意识的幻想、狂热及其合力的无可遏制；其二是人类既有价值、秩序和规范的脆弱。正是因此，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才与西方人日益相似。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可沟通的部分，成为东、西方在同一起点上进行思想对话的基础。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实际上已经融入西方人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朋霍非尔（Dietrich Bonhoeffer）、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弗罗姆（Erick Fromm）、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阿兰

2003-04-24

神学伦理学的当代意义——"奥斯维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

2003-04-24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

一、序言日月如梭，转瞬已经是文革三十周年了。这场发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社会革命在这三十年中几经沧桑。自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给文革下了结论，文革便成了“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国内对文革的评价一面倒且不说，海外学术界对文革的评价也多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⑴。许多曾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公开否定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作贱自己，且看下面二段文字：“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昔这段离奇怪诞的恋爱闹剧，我们，包括我自己，应该如何反省呢？这场闹剧纯粹是天真无知与自我多情的结果，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一无是处，应该受到贵遣责与自责。我们在学术上太不严谨，太不成熟，太不诚实。”⑵“学术界对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些过去曾把它们理想化了的人。当然这种变化不仅限于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人再把毛思想当作一回事，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是人类的一场灾难，甚至是历史的罪恶，近乎于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⑶这种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对有些人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出版的各种“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回

2006-01-18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摘要］“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

2003-04-23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内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摘要题】妇女史【关键词】劳动性别分工/蓄水池机制/动员模式文化大革命【正文】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

200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