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摘要：本文分析中国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和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严重的官僚主义、太多的政府干预、内耗嫉妒、墨守成规、封闭保守、自立性较差等消极因素与中国经济滞后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兴利除弊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

关键词：中国经济滞后性中国文化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媚外，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官僚主义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十年动乱。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十年动乱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