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

关键字：中国当代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 文化进化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 开放型的民族性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当代的文化建设面临着趋同与求异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存在两种文化理论: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前者只求同而漠视异，后者又只求异而漠视同。但这两种文化理论都不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文化立场和方针应是“开放型的民族性”文化，即在吸收中外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面临着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矛盾。经济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商品的全球化。在全球流通商品中就必然包括文化商品。我们无法拒绝外国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文化商品。西方的文化商品中有思想和艺术品位高的或比较高的，对此我们加以吸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西方的文化商品中，也包括许多趣味低下的腐朽的腐蚀人的心灵的作品，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按照商品流通的法则，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似乎无法完全拒绝低级腐朽的文化商品，因为商品的流通是以利润为转移的，商人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是根本难以消除的;但按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我们又无法接受而必须加以拒绝，这就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困境和问题。或者我们把问题提得更直接一些:中国当代的文化向何处去?中国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还要不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难道我们的文化就真的要融入普适性的世界文化中而失去自己的固有的民族特色吗?这种趋同的走向是不可避免的吗?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寻求一种指导性的文化思想的支持。世界上现时流行两种文化思想，这就是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进化主义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一种理论。文化进化主义最早由19世纪英国思想家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1820—1903)提出，他主要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置换到文化问题上面来，认为文化与生物一样也有低级高级之分，人类天生也有种族优劣的分别，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天生的优等民族，应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文化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进化主义认为文化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文化是可以比较的。他们强调西方文化是具有适应多种环境需要的文化，最文明最先进，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都无法与其相比。在这样一种文化逻辑的推导下，以西方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进化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文化的趋同化，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趋同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旗帜下。西方有品位很高的文化作品，我们对于这这些作品要加以吸收。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美国情调的音乐、舞蹈和电影等，本民族的文化都消融到单一的普适性的文化中，那么我们怎能忍受这种单一性呢?更何况各个民族的文化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将被完全抛弃，是各民族的人民能够接受的吗?当然文化进化主义这种理论受到殖民主义者、第一世界的重视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它可以为他们的殖民、侵略、掠夺和霸权给予理论支持，在今天则可以为他们的新殖民义找到理论支持。

文化相对主义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作为对文化进化主义的反动，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是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1880—1936)提出的。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是彼此隔绝的独立运动，世界有多种文化，它们各自有青年期、兴盛期和衰落期，各民族文化是不可比较的。他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的存在，而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的需要;而且每一种文化都与本民族的独特的环境相适合，有自己独特的评价标准，评价某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只能在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加以确定。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这里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没有文明与原始之分，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保持发展民族的特性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文化的趋异化，主张文化的民族性的延伸与发展。很显然，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为殖民地的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文化霸权寻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这种积极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不是。诚然，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民族文化的形态由于历史、地域、风俗、习惯、宗教等各种力量的作用，其情况是复杂的。就中国古代文化来说，其中确有儒雅的、纯正的、善良的、勤劳的、勇敢的、高尚的、优美的、古朴的、豪放的、婉约的、亲情的、温馨的、诗意的等等符合人性的部分，但也存在着专制的、狭隘的、虚伪的、暴力的、孱弱的、保守的、麻木的、畸形的、教条的、僵死的、非诗意的等等不符合人性的部分，更复杂的是前者与后者有时又难于完全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保持原有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价值标准，而不与别的民族文化碰撞、对话、交流、融合，那么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获得现代性的新质，也不能使民族文化满足更新了的人性的自由发展。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违反人性的旧文化，实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走出一条文化革新的道路来。这实际上是冲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戒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各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性，不可理解性，不可通约性，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换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强调对外民族文化精华的选择和吸收。在今天，如果我们一味采取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价值，别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没有价值，而不去吸收别的民族的文学的养分，那么我们文学的发展也会遇到问题，严重的话岂不要走到狭隘民族主义和闭关锁国的胡同里去吗?

如此看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遭遇到了文化的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紧张。如何来面对这种紧张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一味趋同化，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失去民族的鲜明的个性;如果一味求异化，那么我们的文化虽然保住了民族的个性，却可能会失去文化的民族活力。如何在保持文学的民族性的同时，又能吸收外民族的优秀精华，使我们的文化保持民族的强大活力呢?或者可以更深入地问:我们的文化立场如何才能不接受文化进化主义的谬误，又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偏激呢?

我认为我们要提出一个既与文化进化主义相区别、也与文化相对主义不相同的立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立场应该是基于符合人性发展的“开放型的民族性”。开放型的民族性的理论立场的要点是:

1 开放的民族性要求文化的发展必须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不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泯灭文化的民族个性。中国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民族性，我们有自己的琴棋书画的优良传统，有自己的“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有自己的“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有自己的“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有自己的“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有自己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的伟大作品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有这一切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它们为我们所热爱所喜爱，它们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它们是我们精神的根据地，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开拓文化的新领地新趣味新境界。我们今天的文化秤，尽管也进入了市场，也仍然要保有民族的精神，也要喊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来，但在世界的文化的合唱中或对抗中要有中国的一个声部与众不同，这里要有炎黄子孙的独特的嗓声。全球化不应是一极化，应是多极化之间的对话与汇通。

2 开放的民族性在建设新文化中是开放的流动的，向世界各民族开放，不断地吸收世界一切民族优秀的文化因素，在对话中交流，熔铸出具有现代性的新质的文化来。这种开放应该是真实的，对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形态，我们都要敞开大门。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别人可以吸收，那么别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我们也可以吸收。优秀的文化是无国界的，无论哪个国家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大家可以“共享”。从汉代开始我们对印度的佛教文化就有吸收，两千多年都在吸收新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吸收，吸收并共享别的民族文化的优秀的成分，使人们的文化在或对话或交流或渗透或交融或碰撞或对抗中变异出新的文化形态来，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那么文化的现代化也是必然要求之路，为此我们的文化与世界其他现代化的文化互相对话，不但不是无奈的行为，应该是我们积极的态度。所以向世界文化开放是重塑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文化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吸收的应是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应拒绝那些腐朽的东西。如美国的文化中的霸权文化、种族歧视文化、极端个人主义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举债文化等，应坚决予以拒绝。

3 开放的民族性既然要吸收中国古代的，又要吸收外国的，那么这吸收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标准就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不论中外，我们都要大胆吸收，凡是不符合人性的，我们都要排斥。为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别的东西?因为人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理由。人性的满足使人的生存成为可能;人性的满足又使人的生存变成人的一种精神享受;因此人性的满足既是文化的最低标准，又是人的最高标准。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一种有意识的特殊的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的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性就存在于这种受动和能动的关系之中。人性的浅层要求就是人和动物一样，必须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别的活动。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从人的动物性的欲求和需要来界说人性。他认为人性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的生物性需要。人有各种基本需要，如人具有呼吸需要;通过吸入氧气，排除了组织中的一氧化碳，感到正常;人会饥饿，通过进食，感到满足;人会干渴，通过喝水，就会解渴而愉快;人有性欲，通过交媾，就会消释;人会疲倦，通过休息，就会恢复肌肉和精神能量;人会不安，通过调整活动，不安就会消除;人会困倦，通过睡眠，就会精神饱满;人有膀胱压力，排尿之后，就会消除内压;人有结肠压力，通便之后，就感到放松;人有时也会恐惧，逃离危险后，就觉得放心;人有病痛，通过有效治疗，身体恢复健康。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所讲的人性，就是指个体的生物决定因素，即执行诸如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躯体功能。”[1](Ｐ80)我认为这种关于人性的说法通情达理，平易近人，是可以认同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建设新的文化和文学，在吸收和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和文学的时候，就必须以此人性作为起码的标准。凡是妨碍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文化，我们要加以拒绝。像中古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教条，还有“守寡”、“阉割”、“沉潭”等文化习俗，都扼杀了人的生存的权力，都是违反人性的，不能吸收。尽管这些是中国的，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一切危害人的生存的东西，都是人性的敌人，都是反人性的;如由色情文化所滋生的艾滋病，也起源于西方，也是扼杀人的生命的刽子手，是反人性的，也要加以杜绝;再如殖民文化，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掠夺别的国家人民的财富，不让别的国家人民活得好，对这种违反人性的行为，不能不进行斗争。不能因为西方有科学和民主等文明的东西，就把西方的所有东西都捧上天。像上面这些违反人性的文化，我们必须坚决拒绝。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性是生命之根，凡一切妨碍人的生存的反人性的文化，不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应为我们所唾弃。从上面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生物性需要基础上的人性，可以成为浅层的人性，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最低标准。

但是，人又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有符号的动物。因此人性应该有深度的要求。这深度的要求是属于精神性的。就前面所讲的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也不能停留在起码得到满足上面。实际上，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必然“受到了文化的制约、界定和塑造”[1](Ｐ89)，在文化环境中，简单的生理需要一般是不会孤立存在的。就以“进食”为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塞饱肚子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食物从何而来，食物如何存放，食品如何加工，共同进食时候有何习惯、风俗和礼仪，进食要不要诗意环境和服务，进食中是否还有道德、宗教和地域问题等，总之“进食”这个原本是生物性的行为，已经成为“生物的文化运用”[1](Ｐ88)，这里已经有精神性的文化机制，有了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其他，如呼吸、睡觉、休息、排泄和生殖等，都要经过文化的塑造而变成人的某种精神追求。这些最基本的生物性的人性的每一项都可以衍生为精神性的追求。不但如此，基于这些生物性的需要问题，又会衍生出诸如亲情、人情、友情、乡情、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良知、人文、人道、理想等许多精神维度的价值取向，这些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深度的人性。深度的人性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质量问题，更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标准。因此，在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中，本民族中一切充满亲情、人情、友情、乡情、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良知、人文、人道、诗意、理想的东西，不论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精神，还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庄子的“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绿色思想，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的气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精神，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视野追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气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态度，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哲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为正义事业的牺牲精神，等等，经过我们的理解，难道不可以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前结构”吗?还有，在文论方面，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王充的“意象”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刘勰的“风清骨峻”说，钟嵘的“滋味”说，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苏轼的“胸有成竹”说，严羽的“妙悟”说，李贽的“童心”说，三袁兄弟的“性灵”说，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王国维最后完成的“意境”说，等等，经过我们的阐释，难道不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文论建设的参照吗?当然，本民族中一切符合本民族文化中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要因为是本民族的就视同珍宝，该抛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抛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东西绝不能死灰复燃，看风水占卦求神弄鬼的迷信旧俗绝不能视而不见，包二奶嫖娼宿妓卖淫腐败风气绝不能听之任之;同样对于外国的好的东西，如民主、科学、法制等，如文论上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真实性、典型性、符号论、结构论、解释学等等，不能因为是外国的就加以排斥，而要在认真辨别的基础上加以吸收。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就是要考虑到人的生存与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的经济，满足人的种种需要;人文的维度就是要营造诗意的精神家园，追求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则尤其需要在人性的深度上下功夫，为人民提供能够完善人性、提高人性的优秀作品。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应纳入当代中国整个文化建设中加以思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自身的特点，汉语文学历史更为悠久，它的特点更为突出，许多诗意的微妙的东西不是一般外国人所能理解的，它的读者主要在中国。所以在“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紧张关系中，更应该发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个性，以适应中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在全球化中，全球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国是全球化中一个区域，中国化的问题，在文化和文学问题上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责任编辑张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