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组织技术标准化趋势与角色地位的形成

技术标准化趋势是现代西方社会组织的特点，它是由技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所规定的。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它的出现使生活组织中的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的人逐渐让位于角色的规定，这是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本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组织标准化技术理性的批判性分析，研究西方社会组织标准化技术理性控制下人的角色地位的形成过程，同时指出其反人性的本质，从而为知识经济时代对技术和知识的科学运用和人的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社会组织标准化技术理性的确立

近代社会技术革命的发生，使人们看到了技术对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生产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和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一方面刺激了资本家改变资本有机构成，通过扩大技术投入、扩大再生产规模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欲望，迫使所有的资本家在较短的时间内改进生产技术，力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中把技术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发挥到极限；同时，生产上的技术性要求也拓展到其他组织领域，使生产组织以外的组织都参照技术性生产组织的特点进行组织与规划，从而把所有社会组织都演变成为技术化的组织，即为技术的目的而生产、为技术的目的而进行管理的组织形态。这种局面的出现，使所有组织体系中技术比例增长与组织成员相互协调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决定了传统组织理论关于工业企业组织的管理讨论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提高组织效率的环节展开。另一方面，技术在社会组织中的普遍扩展，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极其明确的发展方向。在技术发展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更是有意识地把技术理性加以强化，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统治目标，即依靠技术的手段的威力把技术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变政治的社会规范控制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从而使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演变成为以高技术的进步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内在准则的社会组织状态，技术与效率的逻辑原则成为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唯一准则。可见，当技术自身的发展与特定的组织制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技术理性就成为该社会组织的主要运作原则和普遍的文化统治方式。这也是技术从手工时代、机械化时代到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果。

现代社会由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组织普遍的技术理性的确立，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以技术标准化为标志的文化氛围，可计算性、标准化还原、职能的固定化等等成为一切组织现状的重要特性，也是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的唯一手段。信息时代的这技术种标准化的社会组织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组织中理性知识的比重在不断增长。这种理性知识主要是指关于技术的理性知识，它在技术性的社会组织形态中起着稳定组织结构、协调组织关系和推动组织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把技术看作是巨大的火车头、强有力的加速器，那么就必须把知识看成是它的燃料。”（1）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的技术知识正在成为维系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组织如果缺乏与组织存在与发展相应的知识体系，那么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瓦解的威胁。因此，“弗兰西斯·培根告诉我们：‘知识 ……就是力量。’这句话用当代的术语演绎出来，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就是变化’，而知识积累的加速，为技术这个火车头提供燃料，就等于变化的加速。”（2）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的知识在组织中比重的增长，使组织呈现出某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结构的倾向，所有知识都已经成为具有可计算性、可预测性的确定知识，它引发了规范化的组织设计－－组织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是加速了组织技术一体化的程度，使组织由“人为”的组织变成为“技术化”的标准组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标准化的倾向在现代组织形式中存在着逐渐向社会政治组织渗透的趋势，即如M·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表现为科层制的政治控制的形成。H·马尔库塞在评论M·韦伯的科层制时指出，“科层政治的控制与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是不可分离的；它把工业组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的效率，扩展到整个社会。”“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它是 ‘利用知识进行统治’，即利用可确定的、可预测的知识，利用专门化的知识进行统治。确切地说，这是体制的统治，因为，基于专门化的知识，对这种体制进行扩展，只有当这个机构被完全调整到满足它的技术要求和充分发挥它的潜能的时候才是可能的。”（3）荷兰科技哲学专家E·舒尔曼针对这一现象也进一步指出，一旦计算机技术成为现代组织的物理基础，即计算机技术如果侵入社会的政治生活，以计算机技术理性的知识取代整个社会的知识总体的地位，那么，它就会使社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可怕的后果：“事实上，把有关现实的一个方面的知识与有关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的知识等同起来，或是允许它成为控制性的观念，乃是危险的。然而，当技术－科学思想不仅被绝对化，而且被授予支配其他任何事物的权威，以致于使它扮演着以致帝国主义角色时，事情恰恰就是如此。”“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例如，如果他们卷入政治决策之中的话〕就可以为政治家们制定法律……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4）

第二，组织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增加。在组织中，技术理性的知识体系固然能够把组织的成员相互连结起来，而所有这些专业知识都是由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承担的，现代组织更是如此。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同组织发展的目标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特别是在高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组织结构的主体特征的今天，技术标准化对组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它一方面促使组织大量吸纳具备高科技知识的专业人员以增强组织的立足之本，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势必会促进组织成员内在的社会规范标准的提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组织的分工越来越细，高度技术性的工种把组织的各个成员日益固定在特定的组织目标中的某一环节之上，从而使组织成员“自觉”地把技术的规范看作是自己应该固守的社会规范，技术标准化的社会分工也就日益替代原有的社会分工形式而更加具有垄断性，成为组织主导性的构成方式，这就使社会组织的分工理论获得了其新的形式和内容。

现代社会技术标准化对社会组织形态的构建，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普遍确立，组织专业技术日益的大量增加，促使了西方社会中“技术决定论”思潮的产生。这种局面使现代西方社会组织中的职业分配产生了分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5）现代组织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客观上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组织的成员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技术知识为基础，成为组织统治者或组织技术权威，另一方面，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组织成员则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交付给技术所支配，成为技术化组织中固定的“角色”。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劳动社会化上面，而这种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职能的专业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从事这一生产的每个作坊中各自重复着的职能变为社会化的、集中在一个新作坊的、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职能。”（6）通过这种技术化的职能角色向社会的扩展，于是，整个社会组织就变成了技术化控制的社会组织。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化的组织形态中，这种高度技术化的现实迫使社会政治组织以技术的效率来衡量组织发展的成败，而政治组织对技术的普遍关注则超出了对组织中人的利益的关注程度。M·韦伯指出：这种情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统治“合理性”－－技术的必然性，它是一种以“货币计算的特殊形式”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则是这种技术必然性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历来的重点在于技术发展的经济制约，今天尤其如此。没有合理的计算作为经济的基础，也就是没有极为具体的经济史上的条件，合理的技术也不会产生。”（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理性的发展与制度构建已经是难舍难分，但从总体上说，技术理性的原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 ’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8）哈贝马斯也指出，现代组织，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就是把技术的合理性当作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并日益把它当作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贯穿于“技术统治论”意识的是对人的压抑，它试图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标准化的技术“使用以论证社会生活组织的标准脱离开相互作用所作的合乎规范的调节，并从而将它们非政治化。取而代之，它用一种公认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系统的功能把它们固定下来。”（9）这就清楚地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把标准化的技术当作控制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新的统治形式，这种标准化技术化的社会现实是构成组织理论中“角色理论”的基础。

二、技术标准化与角色理论的产生

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技术标准化的现实的反映，现代组织理论对组织成员研究的主要理论表现是角色理论（Role Theory）。从本质上说，组织角色理论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标准化技术统治作为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天然法则”，组织角色的形成实质上是标准化的技术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体现。因此，组织角色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统治论为先在前提条件的。作为一种操作性的理论，组织角色理论也许可以不讨论组织成员的角色所归属的组织性质，在特定的组织（如工业企业组织）中，经理就是经理，雇员就是雇员，两者界限分明而且天经地义，但事实上，任何组织的成员都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组织角色的形成与发展也无时无刻不受组织成员所处的组织自身的性质和状况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对组织本身性质的研究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在对组织成员归属认定的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在组织理论中，组织成员是组织中的某个角色，作为组织的角色，他（她）必须以对组织的认同为基础和前提，即所谓“角色认知”。如果他接受了组织所赋予的角色，那么他就必须按照给角色所规定的角色行动，因此，“‘参加组织’就意味着承认一种组织角色。”（10）组织的角色说到底就是对组织确定的角色地位的认同。人在未加入某一特定的组织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一旦他加入到某一特定的组织之中，则他就转化成为组织的成员、一个特定的组织“角色”；他必须抛弃自己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个人的本质，才能为组织所接纳，从而完成“个人”向“角色”的转换。这说明，任何组织中的成员或角色都是以失去他作为“人”的独立存在为条件，然后才能被组织所接受，才能成为组织特定的“角色”。在特定的组织中，组织的成员所体现的角色地位是与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可以是无拘无束的，个人的活动与自己的目标是同一的；而如果作为“组织人”，他的行为必须符合组织所指定的规范，遵守组织角色所要求的那些内在约束；作为组织的角色，他必须首先承认组织目标的合理性，在既体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又依靠组织来实现他作为个人的独立的目标。因此，在角色个人目标与组织总体目标的关系上，组织角色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组织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条件：人一旦成为组织的角色，组织目标对于个人来说是不依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个人的角色地位无法改变作为总体存在的组织目标，而只能在组织目标的范围内，借助组织目标的实现来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即实现他之所以加入这一特定组织的愿望和目的。这就是说，是个人适应组织，而不是组织适应个人；相对于个人（组织角色）的目标而言，组织目标具有先在性和决定性。

由此看来，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由于标准化的技术目标的存在和作用的发生，整个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技术理性所规范的标准化组织形态，因此，作为组织成员的组织角色是由技术化的标准来设置定位的，个人自己所担当的角色中尽管也包含有作为个人目标的成份，但归根到底，组织目标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先于个人目标而存在；当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都是以标准化的技术理性作为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理性时，个人也就不得不成为其技术理性所操纵下的组织的某种角色。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所谓个人对组织目标的认同，不是绝对的、全面的认同或等同，而是普遍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无可奈何的有限选择的结果。个人在一定的组织中之所以成为“角色”，乃是与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在标准化的技术性组织中，组织角色就意味着他只能是为组织技术标准化的总目标而服务的个人定位。

在笔者看来，现代社会组织角色的定位至少与以下社会因素有关：

（1）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组织角色的内在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划分组织成员角色的根本依据，具体组织中经理或雇员的角色差别，不在于角色划分的职能分工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在于生产资料占有制的不同。作为组织权威的经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代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组织的领导者，而组织的雇员则只是组织权威凭借其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而使用的工具，他除了自己在组织中被领导的角色以外，别无其他；组织的结构就是依据组织权威的需要而进行的职能分工和安排，组织的目的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制为基础，以组织角色为手段，实现组织的最大化效能。因此，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是组织角色定位的内在逻辑。

（2）技术标准化的现实是组织角色定位的外在归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只是从根本上为组织角色的定位创造了可能的条件，而现实组织中的角色则要依靠具体组织技术性的要求来界定。在现代组织形态中，技术理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存在物，因此，组织角色的定位也就相应地按照技术标准化的要求来加以实现。这种技术标准化的组织角色在政治组织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著名的层级体系为特征的“科层制”；在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表现为组织理论中的“组织结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即“组织图”－－“ 高耸型”（或“垂直型”）（Tall Structure）组织结构、“平坦型”（或“扁平型”）（Flat Structure）组织结构；在军事组织中则明显地表现在从军事统帅、将军等等到列兵为止的固定角色体系。等等。这说明，由于技术标准化对整个社会组织的规范作用，使所有组织形态都以技术标准化的形式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组织角色的定位则表现为以技术化的层级体系来规定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化的形式是实现组织角色定位的外在条件。

（3）角色与组织的联系是以经济的、技术的可计算性为原则的耦合关系。技术标准化的结果是作为个人的组织角色以经济的、技术的可计算性为条件的内在关系，两者结合的基础是由整个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组织的目标与组织成员的目标的统一性。组织成员之所以加入组织，是因为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的目标有着内在的一致的利害关系，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在组织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在技术标准化的社会组织中是以可计算性的方式来计量的。在具体的组织形态中，组织角色对组织的贡献按照他对组织定量化的工作量来表示，组织也是根据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达成过程中的角色工作量的大小，对组织角色的贡献作出衡量，从而确认角色在组织中所存在的价值。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总是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量来确定雇佣工人的劳动价值－－资本主义的工资。在组织理论中，体现组织成员角色存在价值的利害相关程度是以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心”来说明的，这在表面上似乎是以情感方式来联系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但实际上，组织成员的“忠诚心”也可以还原成为可计算的数字形式，如用对组织的认同程度、对组织贡献的大小、组织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组织成员与组织权威观念的理解程度等等数字化的方式来体现。所以，在现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人”被忽略了，他被还原为可计算的、可操作的、通用的和可替代的纯粹“动作”并成为整个社会生活过程所关注的对象，成为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著名的技术统治论专家梅葛洛庞蒂对这种组织存在的方式理解成为“数字化生存”的方式，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

三、角色理论提出的问题－－角色定位与人的全面发展

从理论上说，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组织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两者都是为了求得人的本质的全面发挥和最终实现，但现实却往往与之相反。从上述论述中就可以看出，在现实的社会组织中，无论是技术的发展还是组织自身的发展，都走向了人类自身理性的反面。组织理论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技术理性片面化的导向、组织中人的角色定位，实际上反映了（1）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人在标准化技术组织中的人性缺失的状况；与此相联系，（2）社会规范控制已经变成为技术规范控制的形式。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组织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技术理性的普遍存在和片面化发展，已经成为组织中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一方面，从组织存在的本质而言，人参加组织的目的无非是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与实现提供一种有利的环境，而组织自身由于技术理性片面化的制约，不得不把技术力量的发挥看作组织本身发展的唯一目的，因而强调组织的规范性操作，人在组织中只是起着某种工具的作用。尽管现代组织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中的人性的实现看作组织的义务，重视人的能力的培养（如组织行为学强调“社会人”的观点、对组织成员“激励”原则等等），但与组织技术标准化的本质目的相比，毕竟是组织附带的一种功能，而且这种对组织中人的能力培养的根本目的也只是为了促进组织运作的正常进行，提高组织本身的技术化效率。这就使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愿望与现实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宗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从人存在的本质而言，组织技术发展的目的又迫使组织中的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人作为人而存在价值演变成为组织中角色工具的价值，只为组织技术化的目的而服务；而组织标准化技术的特征又使组织中的人还原成为组织的角色所需的标准化程序，人作为他自身的存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都与组织可计算的技术理性方式相联系，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组织中只剩下可还原的、可计算的标准“ 动作”，这就使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的实现与组织的技术发展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说明，由分工而引起的人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表现为以技术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关系为基础的人性的缺失，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人”在组织中只是体现为“动作”的功能。

H·马尔库塞在他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人性的异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基于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整个社会组织只是表现为单向度性。即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产品的丰富，劳动者花费在劳动组织中的体力和强度都有所减轻，组织中的人在物质需要方面获得了满足，整个社会于是体现为在技术及其成果的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占主导地位的、单一的肯定向度，其结果是蕴含在社会组织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价值等等否定的向度则被技术单一的肯定向度所淹没或同化，这就使社会组织中的人－－劳动者的全面的需要发生了异化：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而人的丰富的个性、人的精神内在的方面被技术的肯定方面所剥夺、所否定，人丧失了对现有工业社会组织的否定的理智批判的功能，反而感到在这种异化的社会组织中的安逸自在和无拘无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在发达工业社会组织形态中就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生产和分配（具有日益增加的自主化因素）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能与其社会和政治后果隔绝开来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统在运转。”（11）正因为整个社会组织都已经成为技术运转的机器，所以，在组织中的人也就成为这部机器的某一角色或零件，完整的人、人的自主性在发达工业社会组织中已经找不到了，他只是自主技术目的的实现工具，只是组织的角色而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技术化的社会，“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在运转。”“这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12）因而，人要在组织中获得解放，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的需要和满足的发展… …自由的实现就依赖于这种征服的手段。”（13）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组织中的个人已经成为技术服从的个体，“他被结合到受管制人们的技术共同体中。”（14）因此，在组织技术标准化实现之前，人要实现他自己的本质和价值是根本不可能的。

荷兰的技术史论专家E·舒尔曼也指出，在现代意义的组织形态中，“劳动者被看作只是起一个技术活动者的同样作用。他通过重复最简单的动作，被设定为摆脱了任何思维和技巧的错误。他不允许作有意识的思想和自由的行动；毋宁说，他必须让自己的本能受控于节奏和日常……这种劳动标准化的后果是对个性的水平化影响；这种劳动使大脑僵死。劳动者在其工作的特殊情形中，被剥夺了对整体的把握。”因此，人在组织中已经成为组织实现其技术标准化目标的工具角色，它使人类劳动的本质发生了贬值；而“人类劳动贬值的结果是：涉及其中的人失去创造性；在这种劳动标准化的前提下，责任和自由成为过去的事物。把人类个性化简成为在先决定的功能，非常容易导致对‘天职’（Calling）感的丧失。工厂教育劳动者，称他的个体性和自由个性有害无益－－这种情形在企业的经济和技术整合下有增无减。”（15）

伴随着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人在组织中成为单一的角色与动作，它不仅使组织中的人性发生缺失，而且也使社会对由角色所组成的组织控制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以社会政治、道德、伦理、法律或宗教思想为统治原则的社会规范，在标准化技术组织中已经演变成为以技术理性为唯一的社会控制规范的统治形式；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方式也被技术的方式所同化，一切都以技术理性、效率逻辑为社会的价值取向，这就促使了整个社会控制的模式由社会规范的形式向技术控制的模式转化，出现了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种“新的控制形式”。它造成的必然后果是组织目的与组织规划的技术化、社会价值理性被组织技术的理性所取代的局面；组织的角色地位固定化，使组织中人的行为规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人在组织中变成了“角色”，因此，人就被迫接受双重的控制：他在受社会规范控制的同时，又必须受组织技术规范的控制，而且后者的控制力量往往大大超出前者对人的损害程度，成为主导性的统治力量；它使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发生全方位的异化，导致组织中人的本质丧失并日益恶化，以致人在组织中再也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只有在组织技术理性的支配下求得其狭小的生存空间。

由此可见，标准化技术理性的发展，对现有组织及组织中的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它使组织中的人成为单一的“角色”，进而把整个社会都转化成为技术控制的社会。在现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中，组织的角色与组织中的人的个人目标是相互分离的，因此，人仅仅是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工具，人的本质及其全面发展在标准化的技术组织中是不能实现的。组织中的角色不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也不是人借以实现自己本质的依据；角色所体现的功能把人与他自己的本质相互割裂，它注重的仅仅是作为组织角色的“动作 ”，而不是体现为完整的人的存在价值；人也只是在组织角色所规定的范围内获得组织所期望的存在价值，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现实所决定的。这说明，只有当整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发生根本的变革时；只有当技术标准化的组织变革成为首先可以实现人的价值，同时又与组织自身的价值相互一致的社会共同体，亦即组织的价值首先是以人赖以实现他真正的价值为取向的共同体时；只有当组织的技术发展成为人实现他自身的价值的物质条件和体现方式、成为与人的本质与价值的实现相互一致的前提时，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

注释：

（1）（2）〔美〕A·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8页、第29－30页。

（3）（8）〔美〕H·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9 5－96页、第106页。

（4）（15）〔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77－ 378页、第43－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页。

（7）〔德〕M·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8页。

（9）〔德〕J·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6页。引自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10）〔美〕H·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11）（12）（13）（14）〔美〕H·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第7、2页、第15页、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