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及法国总统、学者的反思

[摘要]法国曾经是17—19世纪的欧洲霸主和世界霸主之一。直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仍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之一。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的文化软实力在逐渐地衰落。该文分析法国文化软实力衰落的种种表现，综述法国现总统萨科齐和法国学者们对这一衰落现象的原因及对策的思考。

[关键词]法国；文化软实力；衰落；反思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含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前者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资源潜力，是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有形“硬资源”；而后者包括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同化力，即影响其他国家的意愿、政治导向和发展趋势的能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紧密相连。这种软力量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通过吸引、感召人而不是威胁、强迫人来达到目的。由于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化艺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等，因此可以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称为“文化软实力”。

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来看法国，人们不得不哀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法国曾经是17～19世纪的欧洲霸主和世界霸主之一。研究法国历史文化的法国学者普罗夏松曾这样描述法国曾经的辉煌，“在19世纪，大家可以不去伦敦，不去维也纳、柏林，不去圣彼得堡，也可以不去罗马，但无论是谁，不管他什么出身，也不管他有什么国籍，他却不能不去巴黎”，因为当时，“巴黎是世界的神经中枢，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腊的思想灵魂一样”。

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的文化软实力在逐渐地衰落。2007年12月首期欧洲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封面专题《法国文化已死》一文，报道了法国文化软实力衰落的现状。文章称：这个曾经诞生过无数大师级人物、使得举世称羡的国度，如今其文化影响力正日渐式微。文章引用法国评论家阿兰·哥曼(Alain Quemin)的话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毫无疑问是世界艺术之都，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艺术青年全都慕名而来，而如今，他们纷纷涌向了纽约。”文章认为，“法国文化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现状早已是国际文化舞台上心照不宣的共识”。

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也表现在法语的衰落上。从17世纪末开始，法语就取代拉丁语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时至今日，法语仍然是国际通用语言，法语文本在重要的国际谈判中必不可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全世界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法语的使用率在不断下降，就连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使用英语的次数也比法语多。在目前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法语仅排第13位。当今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80％是用英语写的，在剩下的20％当中，法语只占大约5％。

不但别国观察到了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法国人自己也同样觉察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强大的法国在逐渐走向衰落的法国的“衰落学家”们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1997年，法国历史学家、“衰落论”的“鼻祖”尼古拉·巴维莱兹(Nicolas Baverez)出版了《可怜的30年》一书，称1997年前的30年见证了“没落欧洲内的病态法国”的出现过程。这本书在法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2003年，尼古拉·巴维莱兹出版了《法国在跌倒》一书，进一步指出法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本书在法国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长期占据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位置。从此以后，“衰落论”在法国一发而不可收。《法国的不幸》《告别离去的法国》《高卢的幻想》等持有相同论调的新书争相问世，法国上下一片哗然。2004年夏，《费加罗报》发起了一场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共有40多位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加入讨论。当时，哲学家尚达尔·德尔索(Chan—tal Delsol)的一段经典评论成为众多媒体转载的对象：“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今天，作为法国人的意义就是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而参加讨论的语言学家克罗德·海格戈(ClaudeHagege)则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分不开的。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部主任在总结中写到：过去20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是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

到了2005年7月，巴黎申办2012年奥运会失利后，《世界报》的社论标题让法国人心颤——确实在衰落!

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引起了法国有识之士的深深不安和反思。

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把法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放任主义、散漫主义、享乐主义泛滥成灾，国家的地位和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削弱。萨科齐在2007年竞选总统演讲时就提出：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是一场鼓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挑战国家地位和政府权威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果使法国逐步进入个人主义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被淡化和虚化，国民普遍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懒惰主义、自私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难，民族文化事业步入衰退，整个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他决心当选总统后，要通过改革，使法国社会与这一停滞阶段彻底决裂，重新塑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法国，恢复法国昔日的伟大和光荣，使每一个法国人重新感觉到作为法国人的自豪。萨科齐认为自己继承了戴高乐的执政思想和路线，因此曾经称自己是戴高乐的继承人。

萨科齐获选上台后，决心复兴法国文化，恢复法国的文化大国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新颖的“文化政治观”，可概括为：在国民中培养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重新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公民责任意识，重新确立民族身份，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通过国民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科研事业的进步，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力图使法国在欧盟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恢复法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他提出的政策措施包括：大造舆论，使他的竞选总统的口号“工作更多，挣得更多”深入人心，打破35小时工作制，对增加的工作时间实行免税，努力改变国民懒惰悠闲、贪图享受的习惯，促使国民树立勤劳致富、 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改革法国“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适当削减社会福利，改变国民对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促使国民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在学校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责任感教育；在学校中引入艺术教育，开设艺术课，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进一步保护、开发和利用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法兰西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把文化艺术引入街区，促进群众与艺术家、文化机构的交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法国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法国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进一步扶持各项文化事业，增加文化领域的就业岗位，给予艺术家们减税、提供生活补助和廉租房等优惠措施；增加科研和教育经费，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努力在法国打造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为在资金上保证各项文化发展措施的落实，萨科齐执政后为文化部增加了3.2％的预算，令其总预算达到110亿美元。

与萨科齐不谋而合，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马歇尔·郭雪(Marehel Gauehet)也认为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把法国推入了个人主义社会。他深入反思民主制度，认为当代法国民主以尊重和保障个人的“人权”(即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础，然而对“人权”的过度重视和强调，反而促使个人对“人权”过于贪婪，永远得不到满足，最终使得民主制度陷于瘫痪，运转不灵。他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民主反对民主自身”。他指出，这种怪状导致个人主义否定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集体、社会和国家变成了空壳，政府的权威不复存在，社会凝聚力消失，社会各项事业难以发展。他宣称，进入2000年以来，他看到了“人权”在法国社会的全面胜利，而与此同时，集体的地位、政府的权威如同日食，在慢慢被吞噬、消失。他认为当代法国民主“病”得很重，病根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至于当代法国民主能否解决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危机，他表示不乐观，至少在短时期内他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利伯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进入了一个“空的时代”，即一个个人主义横扫一切，集体、社会和国家的意义被掏空，以往的社会模式、社会规范被蚀空，而新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模式和社会规范又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他还认为，在“空的时代”，法国社会进入了“超现代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超级流动，即社会非常自由，非常灵活，变动不居，与以前的现代社会的稳定的结构原则有了很大的不同；二是超级消费，即消费活动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带着一股浓浓的商业气息，消费和享受成为个人生活的主题；三是超级自恋，即超现代人极端地自我关注，自我爱惜，自我欣赏，以自我为中心，而对别人、对社会漠不关心，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利伯维茨基不否定个人主义，但他强调应把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与公民责任心、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呼吁推行负责任的个人主义，重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雷诺(Main Renaut)认为，在个人主义的不断冲刷和侵袭下，当代法国已经进入一个权威基本消失的社会：公民面前的政府、孩子面前的父母、学生面前的教师、病人面前的医生都几乎丧失了权威。他认为这是民主进程的必然结果：民主社会不再需要强制性的、不平等的权威，而需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平等对话和说服。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皮埃尔·荷让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认为，法国的民主至今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存在着种种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就是个人主义的过于泛滥，导致个人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而丧失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人是组成不了人民的，法国的“人民”消失了，有的只是松散的民众。

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阿兰·凡齐埃尔克霍(Main Finkielkraut)认为，消费型、功利性的当代法国社会使个人沉湎于物质的享受和物质的追求，而逐渐放弃了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个人被“物化”和“异化”了。“物化”的个人的心灵非常空虚，缺乏文化的熏陶和灵魂的寄托，失去了“精神家园”。这种异化现象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个人主义的野蛮”。

当代法国学者罗伯特·罗斯弗特(RobertRochefort)认为，在“光荣的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法国出现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自从7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主义社会开始在法国形成。个人不再以社会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沉湎于消费和享受中，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法国社会在逐渐非政治化。如今的法国人是一个“好的消费者”、“糟糕的公民”。

法国总统和法国学者对法国文化软实力衰落的反思，促使法国人关注法国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如何复兴法国文化，重新找到身为法国人的光荣与自豪；同时也促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关注本国的命运和前途，探讨如何吸取法国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建构本国的文化软实力，走出一条文化大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