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投入增加的制约条件与相关因素分析

摘要：以粮食为基本对象，分析了当前农业问题的相关背景，阐述了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因素，并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指出中国的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还是大包干以后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即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关键词：农业；科技 ；投入； 条件；分析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有两个重要情况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是中国加入WTO谈判曾经在2000年初受阻于农业补贴，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对粮食的补贴出口。同期，粮食占压信贷资金和政府财政对库存亏损补贴大幅度增加的问题，不仅引发了国内政策研究领域的反思，也导致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长期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4年增长速度下降，反映出农民群体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表现出“边缘化”趋势，因此，人们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讨论也成为新的热点。

以上两个重要情况，对政府加强农业投入政策和对农业的科技进步的评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表现出一种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进步”等话语体系无法解释的矛盾：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的物质技术投入增加幅度显著高于80年代，据测算其中农业的科技贡献度超过40％；这往往被作为农业的重大进步而予以宣传。

另一方面，农业的直接成本上升超过10％，包括技术在内的服务成本上升9％，其中，不仅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投入产出已经是负效益，而且基本农产品也已经因为成本上升而丧失国际竞争力。

有鉴于此，中国的所谓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显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其实还是大包干以后就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以粮食这个农业主产品为基本分析对象。

一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的讨论与相关背景分析

人们在分析1996年以来粮食高产和库存超过2亿5千万吨的问题的时候，对造成粮食过剩的背景讨论不够。并且，有关部门在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时，也仍然强调旧有的“增加投入”的思路。尽管其中增加科技投入的建议，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相对积极的政策意义，但技术部门的知识局限难以解释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系数提高的同时、效益却在下降的道理。因此，需要从经济角度讨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

（一）中国粮食增产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关因素的讨论

中国改革的20年中，粮食增产分3个阶段，其阶段性特征明显，相关的不同意见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物质这两种影响因素何者为主的分析上。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把粮食增产分四个阶段（参见表1、表2）。

（1）其他物质投入，包括种子、农机、农膜、农药等

（2）此处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措施、制度变革和经营管理等内容

第一阶段是在1978－1984年的6年中，我国粮食从1978年的3047.6亿公斤提高到1984年的4073.1亿公斤，总量增长32.6%，最为显著的是单产从168.5公斤/亩增加到240.6公斤/亩，增长42.8%。对此，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认为，以农村大包干为主的制度创新因素的贡献度占40％。不过，后来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价格刺激和物质投入两个方面，补充、或者修改他的结论：

其一，1979－1982年政府把粮食综合价格提高了49％。人们指出，这是在约20年不变的长期计划价格压抑下，在单一粮食产业上具有突破意义的短期价格调整，因此，必然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特别大的刺激作用。

其二，据农业部的研究，这个阶段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物质投入的作用是重要的。例如，化肥增加了100多万吨，其中仅1982－1984年期间化肥在增产中的贡献度就达到49％；用电增加30多亿千瓦，农机总动力增加1000多万千瓦，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是26％；技术进步的贡献是31％。

以上补充虽然可以被认为是不同意见，但由于提高价格也属于政策变动，因此，人们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仍然承认，农村改革是第一阶段增产的主要因素。

第二阶段是1985－1993年的9年，期间，由于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1985年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自发地减少了7千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2700万吨。由此导致政府转变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而主要采取了加强投入和部分恢复以“合同定购”为名的强制收购政策。据农业部资料，这9年中，有效灌溉面积年递增1％以上，化肥年递增6.8%，贡献度达到47％；农电年递增11.6%，农机年增5.6%，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为13％；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是33％；财政资金年增13.5%。

但是，尽管物质技术投入比第一阶段大幅度增加，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小，容易受到市场抑制，其产量还是“长期徘徊”；尤其是单产，9年中仅从240.6公斤/亩增加到275.4公斤/亩，仅为14.5%，比上个阶段下降了28个百分点。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粮食才随需求拉动造成的价格上涨，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增产，达到4564.8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2％。

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的3年内，粮食产量从4564.8亿公斤迅速增加到5045.3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0.5%；不过，单产仅增长到298.9公斤，幅度仅为8％。进一步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个阶段的大幅度增产与投入和科技贡献并不相关。据测算，化肥+6.7%，农电+13.4%，农机+6.6%，财政+16.7%。与上一阶段相比，物质投入增加的幅度没有明显增长；而且，科技进步的贡献度明显下降到17％，气候的贡献度却高达31％。

尽管有关部门测算的结果仍然表明了物质技术投入的重要性，但这些投入与产出和效益之间是否显著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其实，在此期间内，人们公认的最有影响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物质技术，更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府。因为政府不仅在因丰收而形成的供给增加的3年内，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96年与1993年相比提高幅度达105％），导致农民抛售存粮；而且还在此后连续3年强调全额收购。

通过对20年的三个阶段粮食增产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主要增产因素是制度；第二阶段产量徘徊的影响因素是市场；第三阶段产量过快增长的推动因素是政府价格和相关政策。可见，物质技术投入至少在近期内还难以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二）农业投入的负作用

据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成果，物质投入不仅已经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且导致成本收益率逐渐下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粮食生产已经变成负效益。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1996年粮食产量从3000亿公斤到5000亿公斤的增长中，物质投入增加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播种面积下降6.7%、减少803.9万公顷的条件下，有效灌溉面积+12％、达641.6万公顷；化肥+333％，施用量增加2943.9万吨；农电+615％，1559.6亿千瓦时；农机+228％，总动力增加26797万千瓦；农业财政支出+364％、增加549.77亿元。

其中虽然有不可比因素，但这种农业投入的显著增加，在创造出高产量的同时，也使得物质成本不断上涨，20世纪90年代农业成本增加幅度超过10％。而由于同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

在这种高投入的促进作用下，我国1996年粮食产量超前4年达到2000年的目标。但是，在人口以及与人口高度相关的、弹性很小的粮食消费需求却不可能超前增加的压抑下，就必然导致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连带发生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问题。可见，价格提高和投入增加这两个被一般人看作是“好政策”的实际作用，在现行体制下恰恰是负面的。

上述情况，也是近年来粮食积压造成财政补贴和银行坏账增加问题，并且引起全社会大讨论的背景。

二 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重要修改：我曾经认为20世纪80年代农村以“大包干”为名的改革，其实质是“农民得到了从集体经济的退出权”。90年代以来的经验过程表明，农村之所以能够改革，其实是“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这是由于集体经济条件下农业低效益、高负债。

这个观点也用于可以解释大多数农业技术部门在大包干以后的20年中都面临的困难局面：由于政府退出而导致的农技服务体系衰败。

（一）技术和投入的体制障碍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已经属于负效益产业的情况下，政府难道能够重新进入吗？答案显然是不乐观的。本文因此希望重新以下讨论人们习惯接受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其一，一般情况下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大多数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技术，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难以提高。其二，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是要拿来卖个好价钱的。更何况，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第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很合理的办法。但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