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评述

摘 要：近代以来，伴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美国农业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我国的近代农业始于19世纪90年代，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工作，在初期主要通过翻译刻印西方农书、延聘外国教员和派遣留学生等途径来引进和吸取外国的先进农学知识，同时也引进了不少近代农业科技的物质和技术成果，如农机具、育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近代中国从美国引进的作物优良品种、先进农业技术以及全新的农业科研教育模式，可谓一枝独秀、影响深远。

关键词：近代；美国；农业科技；引进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建国到现在也不过220多年的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逐步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次具有民族解放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独立战争的胜利，推翻了殖民统治，清除了国内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开始确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竭力向西部扩张，到19世纪中叶，已将国境线扩展到太平洋沿岸。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陆续到来的移民，不断引进了新的作物和牲畜品种，带来了欧洲的农业技术；西部的垦殖促进了农具的改良。

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南方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资本主义在美国各方面充分发展起来。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农场已在美国占据主要地位，农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伴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农业中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美国农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马拉农业机器代替了人畜力的落后工具；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在农业中运用，诸如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作物和牲畜品种的改良、灌溉农业的出现等；此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地区分工亦已形成。第二次美国农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主要标志是农业实现了基本机械化和杂交玉米等技术改革的发展。

综观美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近代时期是美国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对世界农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时期的中国农业，却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鸦片战争之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侵入我国。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胁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使他们在中国攫取了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促使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进入20世纪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压榨下，中国的农业经济进一步衰退。

按照农史学界一般的观点，中国近代农业出现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它比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要晚半个世纪（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16页）①。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多数属于生物技术，这是我国近代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而美国因其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历史条件，18、19世纪一直以农立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因而近代中国从美国引进的动植物优良品种、先进农机具以及全新的农业科研教育模式，可谓一枝独秀、影响深远。

一、美国优良作物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作物品种资源

中国从美国引进与改良作物品种的工作起步早、成果多，特别是棉花、小麦、玉米等作物的引进与改良，更是成绩显著。

从美国所引进和改良的作物品种中，以美棉为最早，也以推广美棉最见成效，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最大。下面我们以美棉为例，探讨美国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如何丰富了我国的作物品种资源。

美棉，又叫陆地棉、高原棉，原产于美洲。我国近代棉花品种改良的成绩主要归功于美棉的引种。

甲午战争前后，英、日等国相继在我国兴建纱厂，与此同时，中国的近代棉纺织业也开始兴起。纺织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对原棉的急剧需求。但由于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的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

美棉引进之初，因多数未经驯化和提纯，导致品种严重退化而归于失败。有鉴于此，人们认识到引种之前必须用科学的方法事先经过实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914年，实业家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长，特在正定、上海、武昌、北京等地开办棉作试验场，以试验引种陆地棉为其主要任务。其后棉种改良研究工作逐渐集中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以及30年代初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等机关，先后育成了一些改良品种。

在棉种改良过程中，一些来华外国专家对这一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15年北洋政府聘请美国专家约翰逊（H.H.Johnson）为顾问指导棉花改良工作。1919年美国棉作专家柯克（O.F.Cook）受金陵大学之聘来华指导试验，确定“脱字棉”和“爱字棉”为最适宜中国引种的两个美棉品种。金大农科于1920年成立棉作改良部，在美籍教授郭仁风（J.B.Griffing）主持下，也驯化“脱字棉”和“爱字棉”等，并选取单铃，育成“百万华棉”，于20年代中叶开始推广。当时，东南大学农学院为开展棉花育种，过探先、王善铨、孙恩麟等教授，以其留美之所学，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棉花选育程序，以及试验上的各种制度，以后又逐年改进，至1923年渐具规模。

1931年美国育种专家洛夫（H.H.Love）受聘为实业部顾问兼任中农所总技师，来华主持棉种区域试验。自1933年起，从国内外征集了31个美棉品种，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12个地方联合试验，最后确认“斯字棉”和“德字棉”更优于“脱字棉”和“爱字棉”，从而确定了这两个美棉品种自40年代后为我国最主要的两个推广品种的地位[1] 。

1939年，我国又从美国引进“珂字棉”，40年代又引进了“岱字棉”。经试种，它们的产量和品质均优于“斯字棉”和“德字棉”。“珂字棉”和“岱字棉”在建国后取代“斯字棉”和“德字棉”而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棉种。

除了引进美棉外，1899年，江苏扬州地区还引进美国小麦良种，将之与本地麦种作对比试验[2] 。1914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芮思娄还从美国引进“双恩小麦”[3] 。

玉米原产美洲，16世纪以后经海路和陆路传到中国，以后常常是我国山区农民的主粮。1930年，山西铭贤学院农科主任穆懿尔（R.T.Moyer）和霍席卿等在1930年从美国中西部引进金皇后、银皇后等12个优良玉米马齿品种，经过5年的品种比较试验，表明金皇后的丰产特性超过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所栽培的各个玉米品种，乃于1936年开始在山西示范推广，以后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1941年西北农学院王绶等从美国引进50多个玉米品种并育成7个自交系，选出武功白玉米和综交白玉米，1942～1946年扩大育种3390亩，比当地品种增产20～30%。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品种对促进我国玉米生产发展和作为杂交育种材料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他如水稻、大豆、高粱、花生、烟草等，在品种引进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先进农业技术的传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农业科技的水平

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工作，在初期主要通过翻译刻印西方农书、延聘外国教员和派遣留学生等途径，同时也引进了不少近代农业科技的物质和技术成果，如农机具、育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一）先进的农机具

在16、17世纪之前，我国的农具在世界上居于先进的行列，可是以后的三、四百年中便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多大发展，而欧美各国在近二、三个世纪中，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昌明，创制了多种农业机器。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由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陆续发明并采用了一系列新型农机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自19世纪初开始使用畜力机械，耘田机、播种机、刈草机、收割机、脱谷机等相继问世；30年代起铁犁迅速代替木犁被普遍采用，到19世纪50年代，马拉农具已经普遍使用。

1850年美国开始使用蒸汽机，20世纪初，内燃机获得较快地发展。1910年，美国已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成为世界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最早的国家。

美国先进农机具的发展，对于中国特别是有大片待垦土地的东北地区，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国从美国引进农机具，从晚清时期即已开始。如 1906年，山东农事试验场曾由美国购进农机具20余种；1907年前后，奉天农事试验场曾从美国、日本等购买各种犁耙、刈麦器、刈草器、玉米播种机等多种农具[4] ；1908年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先后在海参崴、哈尔滨开设支店，向我国东北地区销售农机具。

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国购回2台铁轮水田用拖拉机及配套犁耙等农机具，后交浙江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1915年，黑龙江呼玛的三大公司，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海参崴支店购入拖拉机5部和其他机械农具进行大农式经营，这是我国引进拖拉机的最早记录。其后，绥滨、泰来等地的农垦公司又陆续购进三台拖拉机和其他一些大型农具[5] 。这些农垦公司大豆采用近代农业机具进行生产，开垦了大片荒地。1929年山西农事试验场购买美国农具公司所制最新式的拖车，带二行犁及三行犁、双行四盘耙、条播机、割捆机等。

在近代农业机械中，引进的抽水机在我国的推广应用比较成功。1925年前后，江浙两省连年苦旱，美商慎昌洋行进口美国小火油引擎（发动机）和水泵，在嘉善、无锡一带推销。

不过，由于机灌事业多应抗旱救灾的特殊需要而产生，并非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而不可避免带有暂时性与局限性，使用范围始终限于江苏一省及浙江、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

（二）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

我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创始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奠基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等三个阶段[6] 。在这三个阶段中，美国先进的作物育种技术的传入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国最早学习美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选育良种的作物是小麦。最先开展小麦近代育种研究的是金陵大学，随后是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中央大学农学院）。康乃尔大学农科博士沈宗瀚1925年从南京城外农田选得单穗，经过多年培育，于1934年育成著名的“金大2905号”小麦，是我国以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良小麦品种，推广极为普遍，1934～1937年推广面积达130多万亩，是我国当时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改良品种。

我国用近代科学的育种方法进行水稻品种的改良工作，始于1920年前后，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首创，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继起，金陵大学农学院也于此时在育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稻作育种方法上，当时主要采用了纯系育种和杂交育种[7] 。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洛夫应江、浙二省之聘再度来华讲学，并受聘为中农所总技师。1935年，又成立了全国稻麦改进所[8] ，成为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的指挥机关，我国稻作育种自此走上了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

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去雄是一项关键技术。美国育种学家海斯（H.K.Hayes）在《作物育种学》（“Breeding Crop Plants”，1933）一书中记述了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提出的一种优于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术。赵提议，去雄应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时进行，才能避免在阳光下去雄而散发花粉。在1939～1940年间，潘简良等撰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水稻去雄技术——温汤去雄法，这一技术是美国乔登（Jodon）在1934～1938年间试验成功的，自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是水稻杂交中的常用去雄技术，沿用至今[9] 。

棉花育种已如上文所述，此不赘言。

（三）防治病虫害技术

从1840年到1911年是我国作物病虫害的传统防治时期，主要采用我国传统的防治方法。从民国初年起，我国的作物病虫害防治进入了应用近代技术防治时期。

在防治虫害方面，2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了多家研究机构，这其中以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的成绩最为显著。

江苏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当时江苏南通地区棉田遭受虫害，损失严重。为此，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1916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建议由江苏省公署、上海商业银行和东南大学农科合作，成立江苏昆虫局，以加强虫害的治理。1922年，江苏昆虫局在南京成立，首任局长由美国加州大学昆虫系主任兼加州农事试验场主任吴伟士（C.W.Woodworth）担任，并聘请美国技师三人以及国内的张巨伯、邹树文等为技师。浙江昆虫局于1922年成立，首任局长为费耕雨，后由邹树文继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成立于1933年，主任为吴福祯。

在防治病害方面，民国初年，一些高等院校就开设了植物病理学课程。如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成回国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邹秉文并写出《植物病理学概要》一书，稍后由戴芳澜接替他的工作。1924年，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博德（R.H.Porter）来华，在金陵大学建立中国农科大学第一个植物病理学组。30年代初，俞大绂自美回国，在金陵大学授课，1934年又转到清华大学。

张巨伯、邹树文、邹秉文、谢家声、戴芳澜、俞大绂等均为留学美国的病虫害防治专家，他们及其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为中国近代的病虫害防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后来的科学防治作物病虫害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先进农业教育体系的引入，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模式

相对而言，近代美国的农业教育体系比中国先进，表现在：

（一）农机具教学与研究

除了较早从美国引进先进的农机具之外，我国对于农机具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较为重视。早在1914～1920年间，北京农专（后改称北京农业大学）便有农具学课程的设置。1920年，南高师农科接受美国万国农具公司捐赠的3000元为选购和改进农具之用，并于1922年建成农具院。1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设置农具课程，由美国人林查理（C.H.Riggs）讲授。

1944年，邹秉文在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驻美国代表期间，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歇根、衣阿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和研究培训基金，由中华农学会派出留学进修人员攻读农业与农业工程。1944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同意资助的“向中国农业导入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合作协约。根据协约，设立奖学金，供20名中国研究生在美国学习农业工程和实习，共3年；聘请4位美国资深农业工程专家组成农业工程委员会，指导中国的农业工程技术；美国向中国3个学校和研究所提供农业工程研究教学用的样机、资料、试验设备和试制设备[10] 。

美国农机商为了便于战后向我国推销农机具，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将多种新式农用机器和工厂设备赠送给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美国联合叉锄公司也赠送全套手用农具，其他如美国杜邦公司也有农机具的捐助。两校农机设备日见充实，遂于40年代后期成立了农业工程系，其他部分高等农业学校也开设了农机具课程。

1946年，中美两国政府同意由两国农业专家联合组成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农业的恢复、发展，进行调查论证，提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报告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中提出“中国农业工程建设项目”，指出农业工程系将各种工程原理应用于农业机械、农舍建筑、农村工业及电化农村等工作。

（二）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在人员培训方面，训练了一批中国作物育种专家，推动全国作物改良事业；由于康大作物育种教授来金大主持育种计划，训练中国学生很多，以致中国许多学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读育种学。

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接受上海储蓄银行委托，创办农村金融与合作讲座，聘请美国专家史蒂芬（W.M.Stevens）讲授“运销合作组织”与“中国实用合作会计”，并设置奖学金，首开我国合作培训农业经济干部的先河。

1944年秋，美国政府决定就租借法案下拨480万美元训练我国农工矿技术人员1200人，其中农林方面200人[11] 。

美国对于我国农技人员的培训，其影响是深远且广泛。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曾经对1925～1931年的中美作物改良合作发表书面评论：“康大与金大合作事业的成功，促进了康大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的合作，这合作对于菲律宾农业与经济发展及该学院均大有利益”[12] 。

（三）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也对中国农业教育体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农业教育体系通过两个“莫利尔法案”（1862、1890）逐步建立，农业研究体系通过“哈奇法案”（1887）建立，农业推广体系通过“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建立，到1920年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而稳定的系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是通过不同的法案先后建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相互隔绝，而是紧密联系。其结合部就在农学院，即由农学院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工作。州农学院皆设有董事会，聘请州政府官员、农业企业经理、农业专家等各方面代表参加，以便保持学院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州试验站由农学院管理，在全州各地设立分站或分场，结合当地的生产课题进行研究；联邦及州、县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县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推广工作由农业部和农学院共同领导，但由农学院具体负责。总之，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实行统一管理。

中国农业教育与科研的体制化进程起步晚，因各种原因，进展也较缓慢。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多取法日本，民国五年（1916）以后随着我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专习农科的学者归来及美国教会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介入，美国模式影响日烈。这一变化起源于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办的金陵大学增设农科，其后私立学校有岭南大学农科、燕京大学农科及南通农科大学等，也都采用美国学制。

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增设农科，对我国农业教育体制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都是美国教会兴办的学校，同时，中国赴欧美留学生也纷纷回国执教，其体制都用美国的一套，学校内部建制也多仿效美国，教师最初以美国人为主；“南高师”、东南大学农科及中山大学农科等国立大学筹建时也参照美国教育体制，所聘教师大多是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美国的这一套制度，对于我国的近代农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样，这种农科教三结合模式对我国目前及今后的农业教育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教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行政区域建立起来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职能重复、效率不高是其主要特点，在管理和运行方式上逐渐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农业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央部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和农业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基层地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教育除了中央部属的农业院校外，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院校和农业广播学校等；农业推广主要有中央、省、地、县、乡等各级政府内设立的农业推广技术机构。可以说，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尽管非常庞大，但不够精干，三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分别自成体系。

因此，农科教三结合模式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中国农业科教体制的建设未必一定要学习美国模式，但将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更加紧密地结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农业应当是一种方向”[13] 。

综上所述，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影响。实际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极大地制约了美国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首先，近代以来，连年的天灾与人祸，使农业生产一片凋敝，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之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还长期支持中国各派系军阀进行混战和镇压人民革命，造成烽火不断、战争连年的悲惨局面。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我国的武装侵略，破坏更为惨重。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役使和摧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大肆掠夺耕畜和农具，大量侵占和毁坏农田及生产设施，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即使育成了一些新的品种，仿制和研制了一批农业机械，也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和普及。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近代农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近代农业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此，我国引进的美国的先进的农业科技，其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美国的农业科技的输出，也多从美国需要出发，为其提供农产品原料、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尤其表现在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方面。基本上是为美国殖民资本主义所服务的，中国农村对美国及世界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农产品的商品化偏向于畸形发展，中国经济极易受到严重冲击。并且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受凌辱的地位，在同列强之间所进行的农产贸易中，毋庸置疑地要受到种种欺诈和侵夺。1929～1933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美英等国为了转嫁危机的后果，对中国等许多殖民地国家大肆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即使是获得广泛好评的多项农业经济调查，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搜集大量资料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服务。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

注释

①

[1] 洛夫是美国康乃尔大学颇具声望的作物育种学教授。1931年受聘为中国实业部顾问兼任中农所总技师，视察江苏、浙江的主要农事试验场，提出了关于我国农作物试验制度和试验方法的改进方案。同年夏天，在金陵大学举办的农作物讨论会上，洛夫主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田间试验的新技术介绍给我国作物育种界；同时又用中国材料编著《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应我国作物育种工作者的需要。

[2] 曹幸穗：《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3期。

[3] 芮思娄：《金陵大学之改良小麦》，1928年。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4] 《奉天农事试验场报告》第一、二册，光绪三十四（1908）年。

[5]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9年，第359～360页。

[6] 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7] 纯系育种法由美国育种专家洛夫所倡导，方法是：单株（穗）选择（第一年）——单行试验（第二年）——二行试验（第三年）——五行试验（第四年）——十行试验（第五年）——高级试验（第六年）——繁殖推广（第七年）。这也是我国最初十多年稻麦育种的基本方法。

[8] 全国稻麦改进所是国民政府所设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的一个机构，它的很多业务与中农所相同；1938年起并入中农所。

[9] 孙义伟：《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水稻育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10] 华恕主编：《邹秉文纪念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219～225页。

[11] 费旭等编：《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第34页。

[12] 转引自沈宗瀚：《中美农业技术合作》，载《沈宗瀚晚年文录》。

[13] 王思明：《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