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和谐医患关系建构

【关键词】 差异 和谐医患关系

近几年，患者或其家属冲击医院、殴打甚至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在各地不断上演，下面仅举两例：2003年8月24日武汉市同济来福门诊部发生两名医务人员被刺死、四名医务人员被刺伤的惨剧;[1]2005年8月12日福建中医医院戴春福医生在“国医堂”医院坐诊时被一患者用刀捅死。[2]此外，患者或其家属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医患关系恶化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值得我们做深刻的反思。

1 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的差异化表现 人与人之间是具有各种差异的，只有承认这些差异并合理利用，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由于差异背后隐藏着同一，所以仅有差异不可能产生运动，差异不能自己运动，只有差异与同一的矛盾才能造成运动[3]。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在医患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由替代性向共生性的趋近，由差异与同一替代的大波动向小波动发展。所以，医患双方的矛盾也表现为二者的共生、融合。

在中国医患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体现的淋漓尽致。“无伤也，乃仁术也。”[4]孟子指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儒家之道体现在医疗上，就是要求医生应当以仁为怀，思想上树立“人命之重贵于金”的基本理念，悬壶济世。人们称医学界为“杏林”，虽然具有神话色彩，但却赞扬了医务人员的高尚德行，传承的是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此时的医患双方的差异性是很小的，医生往往处于较主动的地位，但毕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条件和水平极其落后，生命被神圣化，因此，古代的医患关系带有泛道德色彩，可总体上医患双方表现为同一，是相对和谐的。

随着近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患关系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医学发展中技术属性与人文属性从此失衡，医疗活动中伦理与良知的视野从此遮蔽与迷失，医学的骄纵与贪婪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5]。因此可以看出，近代医疗设备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经验医学的治疗方法，为医学事业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医生对医疗设备越来越依赖，而与之相对的客体——病人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医患双方的差异性相对加大，同一性则相对减少，医患关系由传统的相对和谐变得紧张起来。

生物医学的发展是医患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医疗技术的膜拜，把药物、手术或其他手术手段的施行作为医疗服务，患者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标本，却忘记了病患不仅是生物学存在，更是社会存在，是具有心理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医学水平的提高，片面增大了医患双方差异的落差，导致了医患矛盾的突显，特别是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医患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多维关系已成为发展趋势。

勿庸置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矛盾运动替代性规律，差异性在一段时间会表现强劲，因此，一些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红包”、“回扣”充斥医院，一方面是看病难、看病贵写满患方。在医患双方的差异中，不论医务人员医术多么精湛，自我期望值多么高，还是患者对自己的权利知之甚少，但在双方的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是医务人员与患方之间同一性的抽象表现对具体医患差异的协调。

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必需状态，没有差异事物是不会发展的，正如水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一样，医患之间正因为存在差异，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才得以发展。面对当今的医患冲突，从一般本质上来讲，如何区分医患之间的积极差异和消极差异，并对既成差异进行合理化的调整，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必须解决的课题。

2 和谐医患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提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向最初发生医疗行为的古代回归，而是一种理性回归，就是在现代医患关系的条件下，寻求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在古代，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关系，医生在尽力为患者治疗和缓解病痛的同时，更注重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使患者体会到一种情感的关照。尽管医生的身份等决定了他与患者的差异，但古代的医生把这种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差异，主动缩小与患者的距离，发展医患双方之间的同一性，唐代的“患坊”，宋代苏东坡创办的“安乐病坊”，无不是这种积极差异精神的体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6]这是对传统医患关系的最好概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差异逐步加大，“求异”的思维模式占据着社会的上风，同样，那种具有泛道德化的医患关系也受到了侵袭，以往那种一对一的医患关系已不复存在，出现了一医对多患或一患对多医的多头关系，医患双方的情感联系相对减弱了。进入飞速发展的现代，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被机器和技术手段几乎隔开了，物化现象极其严重，许多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认识不到患者的权利，只注重自身的利益，而患者又受传统伦理义务论的影响，导致他们之间认知上的偏差，于是医患冲突便在所难免。

医学是人学，是健康学，是围绕人类的健康而建立起来的，而健康作为人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生存和从事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保持和谐的基石。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医患双方作为能动的存在物，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向各种疾病做斗争，才能不被自然所奴役，保持自己(也指整个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唯有如此，医患双方甚至于整个社会才能生存，这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因此，医务人员与患者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医疗水平和条件多么发达，他们之间总是具有同一性，即使现在医患关系存在矛盾和冲突，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差异，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我们要正确面对，对其要进行合理的调节，真正使医患关系走上和谐之路。

关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应该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建立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差异与和谐关系，还应建立医务人员与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针对当前存在的医患冲突问题，国务院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是医患双方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二十字”规范具体在医疗过程中，就是要求医患双方要共同遵守平等、参与、尽责、克制的原则。[7]另外，正常有序的医疗活动是以医生和患者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为基础的，双方也要共同遵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营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的责任，更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在动态过程中建构和谐医患关系 和谐医患关系不是一个既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谐只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的和谐，在动态过程中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关系中的技术层面的差异问题。医患关系实质上具有技术与非技术两个层面的意义，医生之所以称其为医生，因为他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并且运用这样的专业技术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患者相信医生，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给医生，那么，这种托付就产生了一种非技术层面的关系。医患双方技术与非技术层面的差异，是造成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David Ozar把“专业”定义为“一个由于拥有特殊的专门知识而‘自成一家’的职业群体”[8]，医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患者只能属于外行的行列，这是医患差异的客观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医患双方虽然具有所谓技术层面上的差异，但医患之间的托付关系，是以信任为基础，双方都具有独立人格，其关系是自愿建立的，并且相互尊重，这就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在非技术层面上，二者是一种人伦关系，可以进行情感沟通，这种同一性就可以起到替代作用，缓和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从而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异，使医患关系走向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说，医患之间的和谐就是在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达到动态平衡的。

(2)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双方之间的积极差异与消极差异。和谐是差异的和谐，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产生和谐，从医患关系来说，只有利于医患双方生存和发展的积极差异才能带来和谐，不利于双方的消极的差异只能带来矛盾和冲突。传统医患关系以义务论为核心，突出医生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视患者的尊严和权利，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差异，医学伦理要求尊重人的生命和医疗权利，如果医务人员意识不到这一点，构建核心医患关系就无从谈起。

要想使医患关系达到和谐而不冲突，就要及时对各种差异进行调整，避免消极的差异，引导积极的差异，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同一性。中华医学会在1988年10月17日发布的《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宣言》，其中有一项就指出：“医患利益统一，患者利益居先”[9]。由此可以看出，医患双方共同的利益才是二者和谐的根本。

(3)重点研究和把握好医患关系中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差异的关系。就是要在纵向差异中改善横向差异，在发展中改善横向差异。所谓纵向差异，就是医患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所谓横向差异，简单地说，就是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差异，从量上看，这种差异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对双方都有利，医患关系就处于和谐状态，这是一种积极差异;从质上看，这种差异如果太大，冲破和谐状态，就会导致医患矛盾，这是一种消极差异。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纵向的高度发展的差异所带来的利益能够消解横向比较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今天的医患冲突已经很大了，但患者对当今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还是肯定的，因为纵向的发展给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利益，没有人愿意回到虽然医患关系相对和谐但医疗水平极低的古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纵向发展速度的加快弱化了横向的医患差异的对比度。总之，在纵向差异中改善横向差异，就是在医学发展中寻求医患关系的新的和谐。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既要认识到医患双方的各种差异，又要找出其差异的同一性，找到双方利益的吻合点，也就是他们利益的一致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