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经济的区域增长极之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发展质量、国际化能力和全球主导力，也直接影响大规模灾后重建的效益以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入手，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路径。关键词 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路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突破。近年来，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耀眼的区域经济增长极。虽然在2008年我国同时遭受了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我国的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滞后于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在弱化。汶川大地震对西部产业的摧毁性破坏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巨大冲击，显示出我国作为全球区域经济增长极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同时“二次危机论”时有提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表现出一种似强而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的长期和短期不协调表现得极为明显。我国必 须从粗放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开放、高效的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最终实现富民兴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目标。 二、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一)GDP增长实现“V”型反转 我国GDP增长率自到达2007年第二季度的峰值14.0％后，受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路下滑，再加之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这一非周期性因素的作用(经济非周期性因素指在经济周期运行中干扰经济正常波动，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波动轨迹的诸因素)，使得2008年第三季度的跌速更快，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6.1％)。而后，在中央4万亿投资的拉动等因素下，开始回温，到2009年第四季度达到9.7％，我国经济的波动呈现出较明显的“V”型走势，如图1所示。 (二)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减速阀”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逐年上升。2001年后，这种贡献表现尤为显著。以2006年为例，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41％，中国经济的贡献为1.62％，远高于美国的0.56％，日本的0.13％，欧盟的0.42％。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及汶川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下，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处于下滑阶段的世界经济起到了“减速阀”的作用。 (三)新旧长波交替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叠合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降阶段，该阶段预计于2035年结束，然后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步入第六次长波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二十五年是世界经济新兴产业的酝酿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需要确定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在下一轮长波开始前着力解决好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 三、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产业链尚需优化 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阻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比重不断缩小，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是依然没有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工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结构。特别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等偏远地区，一、二产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润滑”效应不充分，导致产业衔接脱节，三次产业独自艰难发展，产业链条无法建立或者无法发挥作用，产业之间的互动互促流于形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二)内需结构不断完善，但经济推动力不强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品种类齐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总量快速增长。但消费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量仍未改观，本应作为“三驾马车”的主推力拉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高档消费和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马太效应”明显。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所以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其本质上并非一般性的内需扩大，主要引致因素有二：其一是CPI指数高启，5，9％的CPI增长率虚抬了零售总额；其二是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带来的临时需求，这并不能说明一般性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提高，更无法概说内需的扩大。 (三)储蓄和投资总量不断扩大。但二者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 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传统观念，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我国居民储蓄总量连年剧增。受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影响，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大导致了2008年居民储蓄出现25，3％的反常增长。而同年投资主要偏向金融、商贸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主要是金融危机的引致作用。虽然储蓄和投资的总量及增长速度在不断扩大，但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少且不畅。2008年我国储蓄余额超过21万亿，但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居民储蓄。从近几年的投资情况看，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债务、企业内援资金以及外来资金。农村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储蓄和投资的非融合、难转化也引致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

(一)深厚的历史根源及地理区位的差异性 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战争摧残，以及“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经济形态和体制的畸形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基础差、底子薄、在国际经济舞台上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等问题使得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此外，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城乡差异都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无论在自身发展方式的优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头，而地域更辽阔的中西部丘陵和山区却依然停留在发展的边缘，区域中心极的影响和拉动作用有限，区域产业链条无法向更远的地区延伸，以至于内地许多偏远地区被动隔离，经济发展方式失去变革的动力。 (二)金融体制发展不完善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衍生的滥用和金融监管的放松。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起步较晚，发育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发展体制不完善，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缺少必要的金融发展体系，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够强，无法连接内外；这种陈旧融资体系的弊端充分表现在灾后重建间断、缓慢的融资服务上。二是区域突围力量不强，当前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呼声虽然日益强烈，但是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依然缓慢，使得我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和主导力无法发挥和显现，同时也弱化了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金融无法实现区域突围，必然导致经济的区域联系不紧密，也必然丧失在大环境中转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机会。 (三)社会保障及思维观念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程度不高，局部性的区域不均衡，再加上人口多，基数大等因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水平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使得人们在收入不确定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心理。由于特大地震灾害和金融风暴的突袭，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的人们在忙于自救的时候无暇顾及发展方式的转变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导致发展方式的转变失去了中坚支柱。同时，各地政府在贯彻国家经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时候过多追求总量而忽视质量，在区域产业承接转移上较少考虑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大众观点认为：能挣总比不挣好，转变发展方式不能以降低发展速度为代价。 以上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的一个主要阻滞因素体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个阻滞体系，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措施 要变革当前我国发展方式中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而达到富民兴区的最终目的，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明确的政策目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新经济发展的思维理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更新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扬弃旧有的形式来适应新的实践的要求”(刘万贵、路广平，1998)。我们要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 第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需要将高技术和产业化有机融合起来，大力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质量和效益，缩短工业化时间；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的发展成果，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各产业的综合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第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一套完整的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考核要转向就业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环境保护的增强以及民主、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进步；要强调如何更有效的降低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本，避免资源浪费与资源约束并存；必须冲破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树立新的以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代价过大、资源消耗过高、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加剧破坏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全面降低发展的成本。 (二)以改革为动力，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制度框架 经济体制的转轨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和制度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进的关键，需要进行深入的制度改革，包括能源价格制度、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应以服务型政府为主，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依托，强调和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加快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第一，全面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打破条块分割下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相互掣肘，加快市场的统一进程，在充分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培育金融、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在制度上确保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在竞争性市场上的自主流动性、可得性和选择性，使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存量、收入存量、劳动力存量可通过市场调整、重组和优化，达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实现各市场和主体的紧密联系，构建反应灵敏的灾害和危机预警及应对机制。 第二，健全市场规则，强化风险控制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调整市场布局，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确保市场对经济运行调节功能的发挥；充分建立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预警机制，增强国家应急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笔者选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出口、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全球资本形成总额、全球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全球进口六个指标，利用五年期、十年期相对强弱指数和随机指数计算方法构建的“我国与世界监测与预警模型”，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联动进行连续性的监测和预警具有一定实际意义)；要尽快健全和规范各种社会中介机构，使由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失业保险和劳动服务四大支柱组成的就业体系成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或失业的压力。 (三)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中心环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一，以技术创新为纽带，促使科技与生产要素密切结合并不断由旧质向新质转变。技术创新过程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从而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应不断增加科研与开发的资金投入，使科技进步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一方面国家要加大财政资金投人，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科技事业的投入高于当年的财政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并通过银行贷款、民间集资等方式拓展投入渠道，优化投入方向。同时，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科技系统和人才机制的结构调整，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第二，以技术创新促进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创新要求用信息技术改造机器设备，改造生产线和企业，实现机电一体化和生产自动化。这不仅可以使企业灵活多样化，适应市场的变化，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办公自动化、信息化要求新技术进办公室，应用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编制、保管、检索文件，计算数据，开展人事联络，组织会议，实施与检查计划，从而可以准确、迅速、及时处理各种事务，提高工作效率；家庭自动化使新技术进入家庭，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劳动者素质，而且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四)以全球绿色经济为经验借鉴，发展循环经济，开拓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里面的最优“经济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以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表面上看，跨国公司的行为促进了全球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中国只有广泛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大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为主的绿色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灾后重建中更要注意渗透绿色观念和环保观念，重视节能减排，不能走传统的经济发展之路。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选择。 (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优势效应 市场的自主调节可以高效率的调节资源配置，但是在金融危机等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政府适度地运用反周期措施进行宏观调控，结合市场调节的优势，可以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优化资源配置。 第一，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运作机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选择和结合，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和市场效率，降低市场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在近期，要通过利率和税收等手段防范通胀风险，尤其要注意埋藏在股市、楼市中的资产泡沫。第二，加强对石油、钢铁等资源价格机制的管理和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体系，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到更有效的产业和领域，充分提高产出效率。第三，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内和国外“双渠道”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发展对等贸易，对于目前部分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既要理性对待、保持克制，又要采取一定反制措施，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倾向的泛滥。第四，全面扩大内需，改善投资结构，由单一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大型垄断国企向医疗、教育、脱贫等民生领域转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选择地将投资投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农民工的就地择业，解决“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反复出现问题。 总之，汶川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虽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进程造成了破坏，但也推动了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重新组合与构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遇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