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的众声喧哗1.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2.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三大新变

［摘要］本文为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浪漫主义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导论部分。此书从标题到研究思路沿袭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对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伴随而来的消费革命的梳理与分析，探寻现代消费主义的起源，试图将文学浪漫主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获取与花费”相联接。通过对文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例证，坎贝尔提出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特征不仅源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也与获取快感和白日梦的浪漫艺术相关。此书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也是研究消费文化的必读书目。此书在消费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领域影响深远。在导论一节中，作者主要介绍了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及其思路形成过程。 ［关键词］浪漫/消费（主义）/现代化/马克思·韦伯 ［中图分类号］B 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4—0001—07 牛津英语辞典对浪漫的定义是“标志为、暗示为、赋予为罗曼史的，想象的，远离经验的，幻想的，以及（与文学与艺术方法相关）指高贵或是激情或是不寻常的美”。这些注释与冠以“消费”之名的行为看上去没有关系。① 恰恰相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例如我们购买大件物品，如房子和汽车，我们通常将挑选、购买与使用商品和服务全都视为无趣和平淡的日常行为。消费作为经济行为的一种形式，在生活中通常被放在我们所认定的“浪漫”的对立面。这种对立的合理性很容易掩人耳目，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有一种重要的现代现象将两者直接相联，事情就变得明晰了。 这种现象就是广告，只要粗粗浏览几页时尚杂志，瞅上几眼商业电视，就会发现有多少广告与“浪漫”主题相联，多少影像和拷贝与“远离日常经验的”、“想象的”、暗示为“高贵或是激情”的场景相联。在涉及香水、香烟或是女式内衣的广告中，狭义的浪漫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有些图像与故事中，更典型地使用着异国情调的、想像的、理想化的等广义的浪漫。而广告的实际目的当然是诱使我们购买它们所表现的物品，换句话说，就是消费。② 基本的“浪漫”文化物质通常以这种方式用于广告，这一点经常被注意到，因此，可以说，对“浪漫主义”与“消费”之间联系的共识业已存在。在包括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设想，即认为正是广告商出于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商的利益，决定了物品的用途，因而，应当认为在这种关系中，“浪漫的”的想法、灵感与态度对“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③ 的利益有用。本书稍后将挑战这种观念（不过没有拒绝），本书主张在将文化的“浪漫”因素（romantic ingredient）视为现代消费主义本身发展的重要部分的同时，也对相反的关系加以详察。其实，消费（consumption）可以决定需求（demand）和需求供给（demand supply），可以认为， 浪漫主义本身在推动工业革命时地位突出，在现代经济特征中拥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主张，因而，我一开始将解释我是如何到达这一立场的。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导致了本书写作。如同众多的欧洲与北美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者，我认为那一时期动荡不安、充满挑战，有时甚至振奋人心。大学校园处于代际战争的前沿，在这场战争中，拥有特权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仿佛将历史的进程偏移到前途未卜的轨道上。没有学者，至少没有社会学家，能经历这一场知识（intellectual）与文化的动乱，而不促使自己反思并重验指导他们专业与个人行为的假想。我的有些同行，经过适当的自我权衡，决定加入年轻的“反文化者”（counter-culturalist）， 然而有些人对他们称之为年轻人反常规的疯狂（youthful antinomian madness）④，采取了更加顽固的立场（entrenched position）。我本人，对于给个人带来两难困境的现象更为兴趣盎然；对我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我在宽容（condone）与声讨（condemn）之间难定取舍；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令人不知所措的文化剧变的研究。尽管一开始，这只是一个个人调查，对于它很快成为具备专业观照的事情，实际上，我后来发现，它对我的专业意味更多。 在后来几年中，我的研究主要采取了阅读文献方式，我不仅阅读“水瓶座时代”⑤ 的先驱们所炮制和青睐的文献，甚至阅读比他们更早一些的卫道士们的作品。我力图通过阅读这两者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观。⑥同时，我也考虑到了数量有限，然而日益增长的社会学专论，它们也声称将阐释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新现象。⑦ 二战后既有的社会学常识（其实是此前一代）建立的基础是认定现代社会将继续沿着理性、唯物主义和世俗的道路演进。这使得后者格外困难。让人预料不到也无法解释的是，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转向了巫术、神秘事物与海外宗教，明显地偏离理性文化，坚决地反清教徒主义。对此现象的叙述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没有直接挑战长期“理性化”（longterm“rationalization”）的大前提。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性，是学科创始人以及他们现在的大多数执行者坚持的原则，即使解释对这种假想的挑战，已经是对原则的质疑了。 不久前，我才确信类似的文化革命曾经发生过，反文化者所支持的世界观只有用“浪漫”来修饰才充分。我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念的人，在上一轮“浪漫热”（romantic fever）爆发时已经有支持者与批判者偶尔比较过浪漫运动了。⑧ 不过看起来，我是唯一将这种同一性（identification）当作问题延伸而非问题答案的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现象，一向引发强烈的情感，很明显许多评论者能够给反文化戴上如此标签不仅仅是去除它的神秘色彩（demystify），而是解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这种比较值得注意之处在于， 他们试图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来讨论当代文化变迁（也就是说，可以回指到浪漫的对应物，或是将第一次浪漫运动的信念与态度投射到后继者的观念上），这种被认定的同一性的后果却几乎没有论及。由于我能找到的对浪漫运动的这些“解释”在形式上侧重探究历史，强调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类的特殊事件，将反文化认定为“浪漫”并不能解释它为何发生。 并不是说，学者们对于浪漫运动、浪漫主义者及其作品缺乏学术兴趣，恰恰相反，这类作品多得惊人。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形式上是文学、美学和哲学的，另外附上些社会政治史或知识分类史（intellectual variety），尽管我发觉很多学者的工作是无法估价的，然而并没有像样的社会学讨论。也就是说，学者们至少将浪漫主义视为社会文化运动，将其在功能上与新兴的工业社会相联系，然而，我却找不到任何对所谓现代生活的“浪漫因素”的检视，将“浪漫”与“理性”相对。如果60年代和70年初的事件仅仅被作为浪漫主义的最新宣言来看待，很明显，它需要被理解为现代文化一个持续的元素。 我发现浪漫思想对于社会学的影响经常被讨论，但是很少有相应的浪漫主义社会学来加以平衡。浪漫思想与启蒙⑨ 运动的观念和态度（至少部分地作为一种反动），是将社会学造就为一门学科的主要知识材料。这门学科的大部分创始人仿佛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浪漫趋向，采取了进步论的历史观，将浪漫主义视为不同于现代生活中的任一“反动”因素，视为一种植根于过去而为文化和社会的理性因素之手灭绝的现象。正如曼海姆阐述的，这已经被当作一种既定的常识。 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结晶的那些年，我的精力转向研究新、旧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我教授宗教社会学的课程，那是我兴趣所在的主要领域，我的社会学事业也从此起步。很自然地，我开始关注与韦伯作品相关的问题，“清教伦理论”成为我研究的天然焦点。在我教授这一课程期间，我对伦理的命运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论题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强。尽管社会学家并未将此作为详细研究的对象，其他领域以及理由充分的大众常识却提出了要求，共同致力创建一种观点，韦伯所确定的伦理，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已不再是主流的社会伦理，取而代之的是与之相对的“其他方向的”、“社会的”或是“表现性”的伦理。我一开始并不倾向挑战“清教伦理论”，我只是被这个论题所呈现的众多困境和矛盾所困扰。 首先，那些被当作支持“新教伦理衰落论”（decline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仅凭印象和新闻式的特征。更令人困扰的事实在于，正如怀特（White）所说，大部分的作者涉入发展一种“知识意识形态”（intellectual ideology），他们涉及的是对文化变迁方向的悲叹而不是描绘。其次，任何研究必然存在着方法论的困境，尽管它本身在时间上仅仅只是一张“快照”，却被用作评述历史过程，由于缺乏适当的纵向研究，必然导致对过去和现在的假设。似乎这些困境仍不足够，此后许多争论显示极少有讨论是关于新教伦理如何甚至何时在想像中被推翻的。曾经有人宣布关于眼前的和即将到来的新教伦理之“死”一系列声明，奇怪的是，另一天它又活过一次，死去一回。更有甚者，伦理是如何被斩尽杀绝，到底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该对“谋杀”伦理承担更多责任，存在相当的观点差异。此外，从16世纪初新教伦理首次被阐明到20世纪它被宣布推翻存在令人困惑的历史脱节问题。难道它真的在四百年间始终丝毫也未受到挑战？由于这些原因，我开始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