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

提要：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时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中国面临一些中国家共有的条件和，也面临独有的挑战与机遇。要保持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就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包括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增长的体制障碍；更加注重就业问题，保证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和稳定；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可持续；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降低开放性增长动力减弱的；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率；加大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投入，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技术瓶颈；更多关注公平和稳定问题，减少发展的阻力和摩擦；维护并积极推动全球资源、技术与产品的自由贸易体制，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

从经济发展的长过程看，中国前20多年的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环境之中：优势因素得到充分发挥，制约因素尚未充分显现，推进改革易于取得共识，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强劲。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转折性特征。这些因素的出现，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未来增长过程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

一、中国经济进入能否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时期

（一）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20年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难度加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 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要在过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础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40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7%以上。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仅有极少数经济体有过这种实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连续40年平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最后40年，是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40年，在这段时间内，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明显加速，增长成就显著，但其中也仅有三个经济体取得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即使那些增长较快的国家（地区），在40年高速增长中也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持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之后，经济往往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低于4%的增长时期。

（二）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1.结构调整中的困难

在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本币升值等因素的出现，原先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支柱产业的国内需求和出口竞争力都开始下降，难以继续支撑高速增长，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升级。然而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基础条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在短期内很难满足，即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不足。此时结构转换出现时滞，出口增长和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慢。

2.抑制增长的体制因素

下面是一组比较有共性的体制因素，其中全部或几个因素的出现，导致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1）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使结构升级中需要大规模社会化融资的产业和发展缓慢。在经济加速的较早时期，多数经济体都缺乏严格的社会化产权保护制度，但这个时期经济活动通常是小规模的。资产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个人、家族投资为主，即自我融资；二是所有者经营者一体化。由于是“自己出钱办自己的事”，即使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投资者也有足够的动力，发展出一套非正式的办法，尽量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侵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新的产业和企业往往需要大规模融资，需要社会化融资体系和资本组织方式，股份制是其典型方式。此时，多数投资者需要将自己的资产交给其他人经营，而且融资组合的链条可能很长，通常存在多层代理关系，投资者对资金运用状况的直接监督几乎不可能。此时，只有当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良好，投资者相信自己的资产不会被其他人违法侵占时，社会化大规模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在不少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缺乏委托代理关系充分发展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企业制度发展缓慢，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制度障碍。

2）体系的不稳定性

经济增长高速时期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资金价格（例如利率）较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放贷。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企业的还款能力下降时，银行贷款开始收紧，导致更多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银企之间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加速二三十年后，都会有程度不同的金融波动出现，如果实体经济健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有可能稳定下来，否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金融危机。

3）大范围的企业重组

高速增长时期的企业习惯于不断扩张的市场条件。当增长速度放缓、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后，企业之间开始激烈竞争。与此同时，这个阶段还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生产方式的调整、不同地区间区位优势改变、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各种要素比价重新定位等重要的新变化。面对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的新环境，相当一部分企业短期内不能适应，经营状况恶化，企业亏损面加大，破产、重组等行为大量发生，整个企业层面处于重构之中。

4）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

经济加速依靠现代生产部门的成长，这个过程必然是渐进式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仅有一部分人能够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生产部门，另一部分人还会留在传统部门中，这个阶段中收入差距会明显扩大，社会稳定的压力加大。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收入差距程度、社会文化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的前景、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管理能力这几项因素，决定着社会稳定所面临压力的大小，有一些经济体在这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经济发展因此停滞不前。

5）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增长加速阶段大量举借外债，其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拉美一些国家。外债使这些国家有能力进口大量的投资品和中间产品，经济增长由此加速，但由于资金使用效率低和出口能力成长不足，还债期到后，这些国家往往不能及时偿还债务，出现债务危机。如果此时伴随着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出，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

二、增长新阶段中面临的共性与特性

与其他中体相比，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

（一）有利因素

1.国内有利条件

1）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多种产业并行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高、中、低技术基础上的产业、产品体系比较齐全。最近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迅速改善，有可能支持产业的快速增长。

2）国内市场规模大。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各国中也名列前位，而且继续保持较快扩张，这使得立足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大型不会碰到市场容量不足的难题，也不易出现一个产业中仅能容纳一、两家企业而带来的垄断问题。3）科研水平和各个层次的技术水平较强。从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微技术等高领域到各类消费品工业技术等各个层次，中国都有相对较高水平的产业技术、工业基础和科研教学基础；中国的普及率及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具有这种能力，有利于国内产业技术创新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

4）具有低成本制造能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比较优势不至于像其他国家那样迅速丧失，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保持这个优势。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不仅限于中低技术制造业，由于国内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大量海外留学生回国服务，我们在各个技术水平层面的人力资源供给都比较丰富，而且具有成本竞争力。

5）保持稳定的条件较好。和一些多年来社会冲突不断、国内状况不稳定、政府管理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相比，我国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条件较好，能力较强，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在我国进行中长期投资。

2.外部有利条件

与其他先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具有一些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处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环境中，有可能比先行者更多、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集成全球优势要素，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科技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及其积极作用。科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先进技术大量跨国转移，以往多年，虽然有大量的技术跨国转移，但先进技术的转移很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加快，技术研发出来后很快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产品同步推向全球市场，有些技术还很快向海外企业转让。这使我们引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增加。我们对美国、欧洲和日本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表明，2002年这些企业在华生产的主导产品和使用的主导技术中，有一半以上在其母国投产时间不足三年，是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还带来一个有利因素：直接投资是长期性的能力投资，与利用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相比，投资者进行投机、在短期内大量撤资的风险要小，使我们可以较低风险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

3.有效组合国内外优势资源的能力较强

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在全球范围内组合资源为我所用，使我国克服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面临的结构调整难题，短短几年内制造业结构迅速升级，与收入上升和需求转变相适应的一批产业成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调整的速度和规模超过其他先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迅速提升，使下一步的增长建立在新的产业与技术平台上。这一批新的主导产业的迅速形成，部分得益于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

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技术资源的引进这两种趋势并行和互动，对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加快推动了我国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国内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的形成、国内企业集成能力的增强、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以及配套产业和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我国在相应产业中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并使核心技术突破后获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加大。

（二）具有共性的约束因素

从约束下一步发展的条件看，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碰到的体制问题在我国几乎都存在，其中一些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

1.产权制度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缺乏有效的现代产权制度，导致符合现阶段以及以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融资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不能顺利地发展，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基础性制度缺失。这方面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由于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不足，直接投资的意愿较弱，更倾向于通过银行这种有国家信用作支撑的媒介进行间接投资。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以来，直接融资的比重始终较低，近几年更是较大幅度地下降。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12.17%下降到2003年的4.27%.

2.企业不适应新的竞争格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大部分产业供给能力大于市场需求，竞争加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较多企业盈利下降、亏损、破产、重组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中相对份额下降的产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3.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风险问题

银行贷款中的不良比例较高，是我国金融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近两年新增贷款较快，使不良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在较高水平。到2003年底，我国M2与GDP 的比重高达1.98∶1，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一方面表明我国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同时也表明资金的产出效率偏低。另一个潜在风险，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在增加，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使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有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4.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稳定性的压力

我国国民收入差距在前些年有所扩大，特别是城市居民与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高位。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非农产业居民收入/农业居民收入的比率，高收入国家为1.3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4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51，低收入国家为2.43，全球平均为1.58，而在2003年，中国的这一比率高达3.12.这种差距在较短时间内将会自动收敛的趋势尚不明显。

（三）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

1.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需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利益冲突增加，难点和风险加大。第二，改革的实质从以资源配置规则变化为主转为以企业行为变化为主的时期。实践表明，规则标准，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可以通过改革措施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而企业行为的变化要难得多。既需要与新规则相匹配的、人才、社会保障制度、行政能力等等，也需要重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标准，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诸多条件的配合，不可能突然改变。

2.就业压力大

我们在尚有大量农业人口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开始了产业升级过程。与前一轮主导产业相比，新的产业资金更密集，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更少，就业的压力加大。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到2002年已经是较大数值的负增长。“高增长低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3.重要资源国内供给缺口加大

从资源角度看，中国前20多年的增长是一个特殊时期，即重要的资源基本上可以自给的时期，这种状况今后不会再现。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油气、铁矿、铜矿等资源，今后要持续且不断增加依靠海外资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买家。

4.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

1980—2003年期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出口国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有可能过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和进口国。随着部分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和基数较大后增长减速等因素的出现，前20多年出口对增长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今后有可能减弱。在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已经较高，同一行业中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批优势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这种状况使外商投资企业近两年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缩小，会减弱外资进入的动力。目前来看，未来几年外商在华投资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但增长速度会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会下降。

5.重要改革开放举措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

对重要改革开放措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是我们前20多年持续增长的重要政治保障。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机遇各不相同，利益诉求差别很大，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使我们这个突出优势面临着某些新的不确定性。

三、保持快速增长的战略选择

1.坚持继续深化改革

前面的表明，下一阶段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体制障碍。深化改革才能保障持续增长和促进全面。未来几年，国有改革、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但我们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否则困扰其他国家的体制也必然成为我们继续快速前进的障碍。推进改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或激化某些经济和社会矛盾，除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之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对这一点大家都很认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肯定会触及利益，改革中的矛盾不可避免，有些代价是改革必须付出的，要为改革者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环境。

2.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鼓励各类产业增加吸纳就业的能力是今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不仅要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要鼓励各类产业包括技术密集的产业尽量多用劳动力，使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更加明显的带动作用。实现上述导向，基础性的条件是使生产要素价格体系能够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比价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改变资金成本不正常偏低、导致企业以资金替代劳动的行为。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在选择要素投入组合时对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保持敏感，在可能的领域中更多地使用劳动力。

3.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我国一些重要资源短缺，其中有些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产品，因此其市场价格本应较高，产生节约使用资源的效果。但是，由于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严重偏低，导致了资源的粗放使用。同时，一些对环境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企业，可以不支付它们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首先要合理确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使用者付出合理的社会成本，使节约使用资源成为企业的内在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制定鼓励节约使用资源的相应政策和措施。

4.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

按照国际口径，总需求分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2001年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 的48%，同年全球平均为61%，低收入国家为70%，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61%.这种结构如果不能改变，依靠内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投资需求，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问题。我国消费率偏低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单一的突破点难以奏效，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和政策配套推进。要从体制和政策环境上启动和促进热点消费，其中住房、汽车、、医疗保健等领域，在体制和政策调整上都有较大的空间。

5.将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与相比，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比例；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重要的是，服务业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没有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问题没有出路。要将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如果抑制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能够消除，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程度能明显提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在“十一五”期间，力争使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高出GDP 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左右，使服务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6.加大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科技投入

产业技术领域从来不是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因为产业技术发展中“市场失效”的领域较多，例如基础领域，被独家或少数企业垄断的重大产业技术领域，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技术领域以及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技术领域，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有一些对我们的发展约束很大、国外科技界不可能替我们提供的技术能力，只能由我们自己通过加大投入来提供。当前特别要关注的是能够密集吸纳就业的技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技术以及低成本公共服务这三类技术能力。

7.更多关注公平和稳定问题

由于我国已经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对维护公平和稳定的投入，以缩短调整时间，保持变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调整时间拉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都具有显著的经济成本，因此，减少阻碍变化和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就具有显著的经济收益，这是加大公共支出的充足理由。对地区、经济落后地区也应给予更多的投入，包括政府较多公共资源投入以改变基础设施条件，制定投资优惠政策和促进就业政策，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等。

8.努力维护并积极推动全球资源、技术与产品的自由贸易体制

作为一个国内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家，中国将长期需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的体系，符合中国的长期和全局利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国际经贸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已经成为出口大国，而且地位还在进一步加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我们需要较多地利用全球资金和技术资源；我们需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各种资源供给能力和其他机会。可以说，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后更加需要其他国家对我们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需要约束其他国家对我们采取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因此，我们的国际经贸战略需要适当调整，在继续利用好已有规则保护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同时，着眼于长远，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利益，宣传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维护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并推动形成更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边规则，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长期利益。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稳定与安全问题，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都有可能出现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但影响因素各不相同。需要面对新的开放格局，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高对国际经贸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加快反应速度，建立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的预警机制等，在对外开放中确保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目前我们仍处于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之中，国内仍然保持着较快增长的能力和环境，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对于处于“千美元”关口的我们来说，这是难得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各项改革和其他重要战略措施得当到位，我们有可能再维持一个20年左右的较快增长。果真如此，中国将会渡过发展中国家成长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时期，成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重要资源全球供给体系稳定形成、产业和技术竞争力跃升、城镇居民成为社会主体阶层，社会利益导向趋于收敛、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通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