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
佚名 2006-01-01
一场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使我国一大批小钢铁厂陷入停产,进口到岸的铁矿沙总量大约有几千万吨,堆放于沿海各个港口,销不出去,造成积压。原材料价格剧烈起伏,不少进口商和生产商蒙受损失。江苏铁本项目已经将20多个亿扔进去了,半途而废,如何收拾残局。如此大起大落的宏观调控,所的已经不是国内经济,还有大洋彼岸正在准备投资上新项目的矿主、船主以及一系列供应商。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搞?本人在这里谈点看法。首先是提出土木钢铁经济这个概念,中国正处在土木钢铁经济阶段,甚至连石油经济阶段还没进入。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就是一个重量经济,投资经济,不能绕过,也不能超过。目前国内对中国经济一系列的批评和评论,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关键是大家没有认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
一、中国真的走过“买椟还珠”的阶段了吗?
我在2001年全国掀起经济热、知识经济热的时候,就迎头泼了一盆凉水,当时我写文章说,“今后10年,中国仍然处于土木钢铁经济时期,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不会在吃穿住行基本需求还没满足的时候就去上网玩高”。这句话在网上广为流传,一搜索可以找到几百处。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我也主张多进点我国普通百姓所需求的大宗商品,少进点赶时髦的奢侈产品。我的这种观点引起了学界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身在加拿大的徐滇庆教授就曾写了一篇题为《切莫买椟还珠》的文章来批评我的进出口贸易观点。徐教授的批评或许是对我观点片面性的一种平衡,但我还是要指出:之所以有人买椟还珠,是因为中国还有一大批只要“椟”不要“珠”的人,珠宝对于他们可能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因此,他们宁肯要有用的木盒子而不要那漂亮好看的东西。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和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吃洋饭的先生可能对此没有深刻的理解。
我们要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做进一步的,看看在目前这一历史阶段我们对“椟”更需要还是对“珠”更需要。假如我们把木材、铁矿石、铜、铝一类的原材料称为“椟”,把高科技一类产品称为“珠”的话,那么通过最近一年多来的进出口价格表现,人们可以看到越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越是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商品。进口铁矿石的现货价格上涨了一倍,所有与土木钢铁石油有关的产品价格都在上涨。而那些高科技的产品价格却没有这样大幅度地波动。
价格反映了需求的程度,什么东西涨幅越高,什么东西在市场最需要。这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现实。你说高科技最重要,通胀偏偏出现在生产资料和能源领域。离北京市不远的河北省一个县的农民庄稼不种了,树林砍光了,几乎把地面都扒开了,就是为了挖那点能卖钱的铁矿石。从来没见过矿产资源在中国这么值钱。这个县位于北京的西北部,北京市本来还指望靠这个县的树林植被来防风固沙呢,没想到辛辛苦苦栽了那么多年的树林,当地农民为了几个铁块块,一夜之间就把树林砍得精光。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看一下活生生的事实,还不明白吗?也许你北京人看着那一片片被砍过的露着树桩的林地痛心疾首,而对于当地农民来说,他所需要的与你就根本不一样。对于那些温饱都没解决的农民来说,绿化、景色没有任何意义。这件事最能反映中国当前大量发生的“买椟还珠”的现象。
二、正视中国所处的化历史发展阶段:
土木钢铁经济阶段,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确还需要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学者们的观点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偏差,主要是他们看的有问题。中国的确有少数城市人已经过上与发达国家人民差不多的生活,但至少有80%的人口还处在初期工业化和化阶段。在这一时期,人民最需求的还是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如果说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20年间的努力,中国人民已经在吃和穿上获得了满足,那么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开始进入住房和工具上面来,房地产和汽车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产品。
然而房车的经济与吃穿时代的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那就是:这一时代的经济是一个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经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能源产品,一句话,土木钢铁经济是靠大量的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木材、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堆起来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发达都要经过这一阶段。土木钢铁经济阶段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硬件阶段,没有硬件的建设就根本不可能有软件发挥作用。
我在《这一波通货膨胀的代价谁来支付?》一文中已经说了,吃穿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就是住房问题。人均住房如果达不到30平方米,中国的房地产热就退不下去。现在有些城市的人均住房已经达到18平方米了,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得不均衡,富人的住房人均能达到100平方米,仍有大批的穷人没房住和缺房住。因此,中国城镇和的房子还要盖。这一波住宅热至少还要持续10到20年。
住宅小区建起来后,还要修路、通电、通水、通车、通气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来相配合,住户买了房子后还要搞装修,买家俱和家电等一系列物品。因此,以房地产为龙头的这一波土木钢铁经济建设估计至少需要持续15到20年。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沿海发达地区饱和了,土木钢铁经济会向内地转移。特别是我国还是一个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国家,80年代和90年代留下来的欠帐需要21世纪来还。我国如果早打破户籍樊笼,从80年代便注意转移农民进城,今天的城市化率不会这么低。正因为计划经济传统观念的强大惯性,使我国的城市化任务至今仍然艰巨地摆在面前。如果今后20年内能将2亿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中国的城市面积和住宅面积就要增加出今天面积的1/3。这需要大量的钢铁、木材和混凝土。中国的确还需要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中国土木钢铁需求量如此之高的第二个原因是国际产业分工。我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加工厂,并且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厂,我们所从事的加工业和制造业,都是高耗能、高耗材的产业。发达国家把这样一些产业统统都转移到我国来,这样就加重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尽管我们消耗了占世界30%的钢材、煤炭,只产生了3.5%的世界GDP,但这一按汇率统计的GDP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中国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到国外,最终产生的销售值估计要放大到10几倍。那就是说,去年中国出口了4500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最终发生的销售额估计要在4-5万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占全球GDP的比例就高多了。按这种方法,我国经济的发展成本并不象马凯和姚景源先生描写得那么高,那么吓人。
因此,中国的土木钢铁经济任重道远,方兴未艾!中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耐心来迎接这场挑战。
三、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特点:高投资率和大量利用国外资源,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依马凯同志看,2003年,我国用占全球54%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7%的石油,打造出占全球大约3.5%的GDP来,这未免有点太消耗资源了。实际上马凯先生忽视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节约能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是一回事,土木钢铁经济阶段又是一回事。我国这一历史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国民经济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特点。一旦跨过这一阶段,我国经济肯定会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进入低耗能和低耗材的阶段。
因此,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出现高能耗和高投资率完全不足为奇,根本不必惊慌,并且,这一现象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克服国内资源的短缺,合理利用国外资源。这才是当今中国值得和关注的大事。
先说土木钢铁经济的第一个特点:高投资率。任何国家在经历这一阶段时,都是投资高增长的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张军先生在《投资效率恶化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文中引用杨格先生的话说:“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比率显著上升的阶段,在1960年到1980年,的投资与GDP比率上升了1倍,韩国上升了两倍,而新加坡则上升了3倍。”今天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4倍,比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高,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当年的韩国和新加坡有这么多的加工贸易和海外制造业转移吗?有象中国今天这样的国际分工吗?中国在这些年里出现了较高的投资增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第二,土木钢铁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利用外部资源。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当它处于土木钢铁经济这一历史时期时,都尽可能地利用国外资源,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砍光了东南亚国家大部分的热带雨林,砍得这些国家目前已经没有木材可以出口。美国在从土木钢铁经济转向石油经济之后,自20世纪40年代,便开始利用中东的石油。半个多世纪下来,美国消耗了中东地区出口的大部分石油。日本也不甘落后,后来居上。
我们再把眼光伸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经怀着喜悦的心情写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可以说没有对世界资源的利用,当今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会这么顺利地发展起来的。
然而中国,当中国进入土木钢铁经济时期之后,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当年相对充足的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短缺了。但就目前世界能源资源的情况看,中国还可以赶上最后一班车。以铁矿沙来说,这是个低迷了十几年的市场,只是最近一年,在中国经济的拉动下,才出现了生机,价格才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中国如果在需求上稳住步伐,世界上的这一矿产资源至少可以稳定地支持中国跨越土木钢铁经济阶段。
问题是中国如何来利用国外的资源,是在国内制造经济泡沫,让国际市场出现价格剧烈波动,还是平稳发展,有节制地进口?另外,在需要从国外进行大量购买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始终将本币币值定得过低?只考虑出口不考虑进口的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调整?在这里,我要着重谈一下新的发展战略。
四、不应当走重商主义的老路,
中国要摆脱小农意识,10%的增长速度并不算高,
中国之所以不能沿袭重商主义的老路,主要是国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被过渡破坏的国家,国内资源已经承受不起重商主义战略的重负。老牌重商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是拼命消耗国内资源,砍树,挖山,掘地,拿国内资源来出口换取黄金一类的贵金属。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挖再砍了,禀赋已经消耗殆尽,只有敞开大门利用国外资源。这就需要采取一种合理的进出机制和发展战略。
,我国所需要的石油和铁矿石有一半需要进口来满足,木材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就更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品对国外依赖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因此,中国要制定长远的国际市场战略规划,不能象现在这样仍然是大量的现货贸易。象铁矿石和原油这样的大宗产品,我国要与国外供应商签定长期的定货和供货合同。这就需要国内有一个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忽冷忽热。
检讨前20年我国的发展方式,是典型地通过消耗国内资源、破坏国内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80年代,我国是靠大量地出口国内土特产和能源资源,以牺牲国内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外汇。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加工贸易有了长足的进展,制造业有了一定的出口能力。但现在看我们的国力,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足,加工贸易仍然是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廉价劳动力仍然是我国唯一可以无限出口和无限利用的资源。但廉价劳动力竞争战略不能持久,中国要象日本当年那样尽快在制造业领域走到前头,使制造业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和换汇产品,这样就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国内外进出口循环,进口国外的能源和矿产品,出口加工制成品。另外,中国还应在服务业方面迎头赶上,象印度那样成为服务产品的出口大国。
应当意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土木钢铁经济都是阶段性的,并不会长久,中国也不例外。一旦度过这一阶段,我国的钢产量、能源产量和需求都可能出现下降。但在近一个时期内,我们还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来从事土木钢铁经济,要制定好正确的发展战略来应对土木钢铁经济。不能象小农那样,只想着自己家里这三亩二分地,要有国际化的观念,迎接一个从来未有过的新时代。中国人不是不能翻身,关键是头脑能不能更新和创新。
另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就目前我国这样一副落后状态,10%的增长率根本就不算高。30年代初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我国1930年到1937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12%,回顾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高经济增长,美国19世纪在与英国搞禁运时,国内年增长率曾达到过200%。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均衡的高经济增长,不要大起大落,加速和减速都要缓慢。否则,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忽冷忽热,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不利。中国经济今天也象美国经济一样了,打个喷嚏,全球也要感冒。
五、当前这一波宏观经济调控要适可而止,
要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将经济热点转移到应该热的领域,
譬如将钱花在民工身上、农民身上、穷人身上、生态环保身上,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本人认为既有必要,又要适可而止,不能把一些价格因素和通涨因素看得那么严重。当前我国的经济实际上是冷热不均,一部分领域经济在虚热,虚烧,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实际上是不温不火。上海的房价一年内上涨30%,这与中国更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又有何干?
我在广东一些地方看到,一些商品房档次越来越高,完全是为富人消费服务的豪宅。然而,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来说,他们仍然挤在工棚里,六七个人住在一间又闷又热的房间里。夏天的房间里既无空调,又通风不畅,这对于那些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工人们来说,怎么受得了?我们的工厂主是否想到?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们是否想到?我们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是否想到?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底都在呼唤:中国何时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
当我们城市中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住上宽敞漂亮的豪宅,是否知道还有多少广东东莞、中山、顺德、深圳的打工仔住在闷热难耐、房间狭小的宿舍楼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电视报纸、新闻传媒没有一家报道我们的工人兄弟的生活状况?为什么新闻媒体整天就是围着大款和明星的屁股转?中国今天到底是个什么国家?
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有目的性和性。要煞住那些不该热的领域,激活那些应该热的领域。而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就是提高中国劳工和中国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劳动权利,落实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四项基本劳工权利。没有这样一种制衡制度,中国的经济过热就是一种畸形的过热,因为这种过热的本质是权力和资本对政绩和利润的追逐,它与广大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看看广东东莞市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那气魄和那规模,比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还要雄伟壮丽。这与普通的老百姓和打工仔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发展与以人为本有什么关系?它热也好,不热也好,都有人民群众无关,甚至还会象湖南嘉禾县那样,成为折腾老百姓的经济发展。
说到底,中国是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不该热的,多一点也太热;应该热的,多一点也无妨。中国要少一点伪发展,多一点真发展。我们政府的高层官员要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群众想一想,到底应该怎样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