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比较分析

摘要: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亚地区掀起一股谈判和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潮。继中国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区文件后，日本与东盟也签署了《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比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贸易地位、优势及合作模式、面临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5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53-02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 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 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 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 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 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 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 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 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 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 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 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 + 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 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 进而统一， 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