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一个国际性的对比观察

一、介绍

西方的学家们在解释的经济改革时总是遇到一些难题；中国根本不符合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的标准处方。因此，他们经常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它。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3年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的题目为《东亚奇挤的报告。中国代表了东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世界银行本身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已经有了10年多的时间。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篇报告的作者们却有意识地忽略掉中国的情况。甚至是该报告所涵盖的东亚国家的经验，也和西方经济学家们中间正在出现的标准处方不完全一致，这种标准处方后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因此，作者们把这本书命名为《东亚奇挤。奇迹不是人力所为的，它是神力干预的结果。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们来说，对东亚成就的最好解释似乎就是，它是神的一种作为，而不是被看作优秀政策与辛勤劳动的结果。

尽管国际上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仍然不够充分——人民币现在变成了全球经济失败最新的替罪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日益严肃的意图，即理解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从这些改革中为其他中国家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先把中国改革的成功放到过去20年的全球环境中。我们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用作一个基准。在20世纪最近的40年中，这些高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是2.7%，前20年稍微低于后20年。这个增长率意味着每经过30年，新的一代人就会经历一次两倍的收入增长，这当然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渴望。

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奇急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能够维持相对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增长率，尽管该时期结束时发生了危机，但是它们在这40年中的年人均增长率为4.4%。

有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即拉丁美洲，极其严格地遵守华盛顿共识处方——金融规则、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减少了，尽管在90年代时有所恢复，但是其增长率只有80年代之前20年中将近3%增长率的一半。

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奉行“宇宙大爆炸”和“休克疗法”的转型战略，这些国家的经验甚至更加有益。这些经济体于1991年之后大都经历了60%的剧烈的产值崩溃这些产值崩溃以及实际收入在上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的规模和时间长度(8-10年)远远大于1929-1932年的大萧条，当时的产值减少了大约35%，时间是持续了4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尽管改革的广泛程度远不及拉丁美洲，但是前者也追随正统的经济政策。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过去的20年里也减少了。

事实上，1980年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位列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正是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发现了成功进行经济改革的故事。在过去的20年中，两个国家都实施了虽然渐进但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印度自从独立以来第一次得以摆脱“印度增长率”(年人均1%)，人均收入以超过3%的速度增长。作为对一个金融危机的反应，印度于1990-1991年进行了明显经过强化的改革。继此改革之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人均增长接近5%，但是在最近3年里又落回到了3.5%以下。

从这个国际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人均收入的增长平均接近9%，而90年代略低一些，是8.3%。由于这种迅速增长，据估计2亿穷困人口在此期间得以脱贫。

我想在余下的发言时间里，对印度和中国的改革进行一些对比。在发言结束的时候，我还会谈一谈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当然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像中国一样，它也试图从一个苏维埃类型的指令性经济中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而它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将允许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成就。 二、特色的改革

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最经常使用的那句话是对中国改革的最佳描述：“摸着石头过河”

正如这句话所暗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过程是渐进的，对于应走哪条道路，没有任何明晰的想法。曾经有过大量的试验、很多尝试和错误。试验通常是在地方上进行的，但是一旦发现地方上取得了成功，那么该试验就会在整个国家得到迅速的复制。这在改革中是最为明显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候引入了家庭联产责任制。

我记得自己于1980年以世界银行正式官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的情形。在北京，中央当局在他们的“简单介绍”中概括了最近几年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年里准备进行的改革。接下来，我们去了几个省份——甘肃、湖南和江苏。在那里，各省的当局向我们透露他们已经实施了中央当局准备在未来引入的改革，而这是中央当局所不知道的。各个省份粗略地概述了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年里引入的改革。当我们深入这个体的较低层次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再重复。只有当我们接触到公社和生产队的层次时，我们才发现了正在发生着的真实情形。

中国改革的特征一直是实用主义的，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对它的。对改革的反应是根据中国的条件和能力，而不是任何经济或者原理。当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义”的总体目标下，实用主义一直都是指导性的原则。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实用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是太多进行改革的国家都奉行了书本上的教条或者外部的意见，而没有充分考虑它们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这是一个审慎的战略，它认识到了中国的条件，也认识到了改革并不存在经过证明的公式。我记得1982年在浙江莫干山的一次会议上，人们进行过是选择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的争论。最后，该会议，甚至包括外国的与会者们，都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没有多少犯错误的余地，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进行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如果追求大爆炸式的战略，那么出现失误的后果可能是整个人口无法忍受的。10年之后，我们在俄国的经验中为这种担心找到了十足的理由。

三、中国的改革与增长

在改革的初期，中国的战略不是致力于重组现有的国有经济，而是允许以市场为基础的非国有经济出现在边缘地带。这当然就是现在著名的双轨制。举例来说，它不是允许所有的农业价格都直接由市场力量予以决定，而是既定限额之内的产品价格继续在国家设定的水平受到控制。如果农民们能够生产超出该限额的产品，那么他们就能够以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出。基础材料也存在同样的情形，比如煤碳、钢铁和木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限额确定的或者受到计划分配的数量减少了，因此允许价格逐渐移向市场价格的水平。

因此，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着，一种继续中央的计划经济，而另外一种则以市场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国的战略是寻求在市场价格的边缘获得分配计划的效率，而在这同时把变革对现有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所有基础商品都有两种价格，甚至经常是两种以上的价格，而且拥有两种供销系统，这种做法因此给非法的倒卖、追求租金和腐败制造了机会。关于两种价格和两种供销系统的概念是让所有人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人们还担心会产生既定的利益，从而阻碍以后进行的改革。这些担心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结果证明，对经过局部改革的体制的滥用受到了相当较好的包容。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把它归功于这个时期内机构的稳定以及行政系统持续的高效率。这和俄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在政治与公共行政制度崩溃的同时也进行了激烈的改革。

在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过渡的环境中，财富和增长的新来源出现了，它导致的结果是经济的显著增长和贫困的减少。被认为是经济体制弱点的方面在改革时期被转化成了强项。在我们转而讨论印度的情形之前，对此予以简单的总结或许是有所帮助的。

首先是农业的增长。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已经创造出了大量的农村资产广泛的灌溉系统、土地开发、农村基础设施等等。一旦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产生出适当的激励，那么这些资产的存在就会引发农业增长的一场爆发。

随着农业的迅速增长，农村收入发生了实质性的增加，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农业商品和非农业商品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尽管如此，农业生产力增长的释放并非没有引起过领导层的忧虑。我记得在莫干山会议上，经济学家薛暮桥估价说，如果人力资源系统所释放的农业生产力增长继续下去，那么当时中国的3亿农民中，将会只有1亿农民保持充分的农业就业状态，1亿农民将会遭遇就业不足的问题，而余下的1亿农民将会完全失业。于是挑战就变成了如何处理成千上万失业农民的政治后果。

10年之后，随着乡镇的，该经济体的这个弱项竟然变成了一种强项。农业改革解放了劳动力，处于增长状态的农村收入推动着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需求，这种劳动力和消费品需求变成一种动态因素，它导致的结果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建立。事实上，到了大约1990年时，乡镇企业雇佣了差不多1亿工人。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他们占了中国产值的一半以上。

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增长之后，是城市地区各种形式非国有企业的增长。随着市场的开放，并且由于半熟练但是低报酬的劳动力的可资利用，外国的直接投资涌入了中国。因此，外国投资的企业也变成了该经济体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特区”的创建是双轨制战略的另外一个因素，它允许在边缘地带实行激进的改革制度，在这同时却不改变经济体的核心。出口的显著增长连同外国直接投资，也产生了每年大约18%的进口增长率。反过来，这导致了进口商品和资本设备中所包含技术以史无前例的水平流入中国，事实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改革过程引发了变化与增长的一个良性循环。

不过，在拿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之前，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国战略回避了构建一个市场经济时最困难却是必要的一些方面。我已经多年不来中国，但是我的印象是，在重组国有企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尽管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重要的私有化，大中型国有企业也进行了局部整顿和合并，但是低效率的国有经济仍然得到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份额——这导致了分配计划效率低下。对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的保护，还导致了银行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呆坏帐贷款，这是一个仍待解决的难题。在领域里，允许发展(更有效率的)非国有银行和鼓励非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在国家银行系统之外进行金融调停的政策也是必要的。在动态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成了当务之急。最后，在经济所有领域里，不管是国有经济里还是私有经济里，公司管理的发展，以及必要的与规范框架，都是既基本又急迫的。

的确，在经济政策的所有方面，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对市场开放以及自由化措施的依从将意味着改革的实质和步骤可能会部分地受到外因的驱动，而且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是渐进增长式的了。 四、过去20年中印度和改革的对比

1980年，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印度的水平和人均收入处在和中国大约相同的水准上。两个国家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口，特别是贫穷的大多数，过去居住在地区，现在也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改革需要从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开始，或者至少是以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为基础，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导致农村人口中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中国的经验，在那里，农村地区迅猛的收入增长引发了增长和改革的良性循环。

尽管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但是印度从来未能引发过这样的良性循环。首先，农业未能成为改革的发射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好几个原因。

第一，印度激励制度的扭曲程度绝对不像中国改革之前那样严重。中国的扭曲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这些扭曲的纠正导致了增长的爆发。而印度则不属于这种情形，因此农业对改革的反应受到了远远大于中国的限制。

第二，在改革的初期，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从对农村地区的巨大投资上获得益处，包括灌溉、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这些都是在改革开始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农村人口中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远远低于中国。1980年时，非文盲在印度所占的比例低于50%，女性非文盲的人数只占男性非文盲的一半。只有稍微过半的人口能够获得安全用水，而健康指数更接近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水平，而不是亚洲人的水准。因此，印度农村人口利用农村收入增长的能力受到了大得多的限制。

印度在刺激农业快速增长方面缺少能力，这意味着农村的贫困状况只会以非常渐进的方式得到改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广泛而持续的贫困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着政府提供津贴。因此，印度也出现了关于基础商品的双轨制，比如粮食、化肥、水和电力，但是其方式很不同于中国。除市场价格之外，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还提供大量的津贴，向穷困家庭分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如同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滥用和漏洞现象非常普遍。

这些反贫困计划无法接触到贫困人口，这很快就为人所知了。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很少采取行动去改变它们，因为真正的受益者经常是管理这些计划的同一批官僚主义者们以及具有强大纽带的既定利益集团。此类计划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最终拖垮了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补助的压力变成了印度政治的主要特色。说真的，省级的政治活动已经变成了“竞争激烈的人民党主义运动”，在每次选举中，各个政治派别许诺向农村家庭免费提供水、电力、煤油和其他基本商品。，对电力、食品、化肥和汽油的补助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由于如此沉重的预算包袱，一些省份甚至正在面临着支付工资的困难，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发展支出了。

印度持续贫困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反对公共事业部门进行改革的政治压力。因此，公共事业的巨大损失不得不由公共财政予以弥补。

之大可以通过电力部门的事例得到很好的说明。20世纪90年代末，电力部门的财政损失总计达到了每年50亿美元稍多一些。按照比例来说，这个数字是所有省政府当时每年花费在各种上的总投资的一半，相当于它们花费在健康卫生上的2倍，花费在水源供应上的3倍。

印度每年如是的如此巨大的财政损失，如果产生了高质量的电力供应，那么它或许较为可以容忍一些。然而相反的是，它所导致的是投资和维修的不充分。其结果是，就电力供应的可靠性而言，印度处于最差的发展中国家之列。印度的生产制造业因为印度电力部门的政策而遭受双重的损失。它不只是得到的电力供应质量不高，而且还被迫支付高于成本的价格，以便横向补助居家和农业的消费者。印度用电的价格是每千瓦时7—10美分，是世界上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管理改革孳生了折磨电力部门的偷盗和腐败，价格改革确保了价格更加密切反映成本，也更加具有可预见性，这些改革都是改革电力分配的任何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在印度没有异议。但是，从当前形势中受益并以某种方式把该系统中每年损失的40-60亿美元中饱私囊的那些人们代表了强烈反对改革的强大势力。

基础设施的其他部门也同样遭受投资和维修不足之苦。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基础设施服务的不足日益导致增长的缓慢。印度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差异是极其惊人的。1980年，电力和高速公路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很可能好于中国。20年后，印度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举例来说，199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全球竞争能力的报告》在53个被调查基础设施充足情况的国家中，把印度排在最后。

因此，和中国增长与改革的良性循环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印度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低下的农业增长和农村地区低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导致了持续的农村贫困。这产生对农村人口和其他贫困人口进行补助的政治压力，因而从发展支出、基础设施投资与提高增长的活动中抽取资源。这些针对性很差的反贫困计划深受滥用和漏洞之苦，对贫困人口很少起到帮助作用，它们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并且降低了节余和投资的总体水平。因此，快速增长无法得以维持，而贫困的减弱保持很慢的速度。印度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和印度的条件和能力相一致的改革战略——特别是和它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改革战略——这个战略将提高增长率，减少贫困，并且因此建立起对改革的支持。五、俄国的转型与改革

俄罗斯也企图把苏维埃类型的指令性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除了这个事实之外，俄国自从1990年以来的改革经验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不同——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战略以及中间结果。

在俄罗斯，转型初期只有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印度和中国则是70%至80%。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与增长不像印度和中国那样严重依赖地区的。截止当时为止，俄国经济的主体部分是国有经济，它们雇佣了劳动力的90%，而中国当时的劳动力则只有大约20%。俄国指令性经济的程度也远远大于印度和中国。在改革开始之前，当时的苏联通过计划配置体系，对大约60000种商品进行配置，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更接近于600。因此对于俄罗斯的改革来说，国有经济的重组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战略则是依赖新的、非国有的产生增长和收入，在这同时，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却保持相对不变，这种战略是俄罗斯所不具备的，至少肯定达不到同样的程度。

的确，继最初的价格与贸易放开之后，国有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变成无法独立生存。只有极大地受益于价格放开的能源部门可能承担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的作用，向该经济体其他部分提供增长和资源的新来源。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能源部门已经被私人利益集团攫取了，该部门继价格放开之后的很多收益都以资本流失的方式到了国外。其结果是，该经济体的产值崩溃了，固定投资减少了。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的与行政体制保持了连贯一致。和中国的情况不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伴随着，事实上是跟随着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崩溃，包括苏联的解体。上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的双轨制模式产生了通过倒卖和腐败滥用该体制的机会，但是此类机会很大程度上被包容在高效率的公共行政体系之内。而在俄罗斯，国家机构发生了崩溃，缺乏有益于市场运作的制度，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权利都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这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被盗和腐败。

尽管俄罗斯的综合改革酝酿于1991年，但是俄国改革唯一最为重要的特色却是迅速而且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它是休克疗法和大爆炸转型战略的关键步骤。私有化实际上开始于1988年，当时的“自发”私有化计划，允许劳动集体和企业的主管们有效地接管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在对未来所有权缺少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这导致了普遍的资产剥夺以及其他极端化的短期行为。1992年引入了大规模的代金券私有化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给予经理们和工人们(“内部人员”)获得其企业份额主要所有权的激励。经理们因此变成了国有企业占据支配地位的股份持有者。然而，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形势，短期行为在继续着。经理们更感兴趣的是对资产的剥夺和其他眼前收益，而不是重组他们的企业。继代金券计划之后是声名狼藉的股份贷款计划，该计划允许为数很小的一部分内部人员获取该经济体的巨大份额。

俄国自从1992年以来十几年改革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自1992年之后，其经济进入了自由滑落的状态，单是在俄罗斯就萎缩了大约40%，并于1998年达到谷底。在那一年里，政府实际上沦落到了破产状态，它不能履行国内债务，而对于外部债务，总体上也处于不能履行责任的状态。从1998年开始有一个重要的恢复，而国际投资者们正在开始再次在这个国家寻找投资机会。但是甚至是今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仍比前苏联水平低出30%。

总产值的减少极大地弱化了人口主体中收入的减少。从改革之前世界上关于收入差距的一些最小指数来看，俄国以及前苏联的大多数其它国家目前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由吉尼系数在这些国家测得的收入差距增加了1倍。平均收入的减少连同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当然意味着在此期间内贫困严重加剧了。

俄罗斯收入差距和贫困的戏剧性增长，是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追求租金与腐败的结果。国家被一小撮既定利益的团体攫取了，这些小集团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制定政策，限制竞争，并且把他们个人的经济权力集中化。除了这些拥有特权的极少数人之外，占了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们目前却陷身于报酬很低而且经常是没有报酬的工作中，只有通过非正式的活动和自谋职业等不同的手段获取他们的收入。据估计，在1.45亿的人口中，大约有0.4亿被认为属于贫困人口。

处于另外一个收入极端的是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攫取前国家资产，而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据估计，十几个富有的商人控制着该经济的大约一半，其手段是通过他们在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公司中的股份。前俄罗斯贸易部长认为，12个大集团控制着俄国经济的60%。大多数俄国人相信，俄罗斯所有的大钱都是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他们深信，寡头政治执政者们是在私有化中获取财富的，这种私有化表明了对财产的盗窃，而这些财产一度是属于每一个俄国人的《时报》，2003年8月18日，第13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产生了严重的与经济，这些问题的纠正将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六、性的评论

在中国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我先是一个频繁的访问者，然后在后5年里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居民。在这些年里，我享受到了频繁接触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以及参加辩论与争议的特权，讨论改革的速度、方向和实质。我很清楚地记得经济和国际经验在中国关于改革蓝图的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国当时真的是在没有航标的水域里航行。20年过后，中国的经验对所有改革中的国家都是一个借鉴。对于那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中国改革的成就真的是关于智慧和实用主义的一个献礼。当我们把中国的成就和过去20年中其他国家的成就，特别是和印度的成就进行对比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真实——印度虽然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民族，它取得的成绩却如此渺小。而对于俄国，它的情形向我们表明，错误可能会有多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