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时、准战时状态对晚清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战时、准战时状态存在的原因

所谓战时、准战时状态，一是指直接的战争状态，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战争、清末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二是指战争威胁和潜在的战争状态，如西方列强以战争和瓜分威胁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等。简单地说，战时、准战时状态在晚清时期的长期存在，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进而言之，这又与当时的全球性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化趋势密切相关。

在资本--帝国主义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各地区或民族，主要面临三种趋向或可能：资本主义化、殖民化和现代化。

资本主义化，顾名思义，就是追求资本积累的无穷性，资本在全球流动，利润向中心国家集中。"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1] "正是资本持有者的这种无休止的、奇异的自顾自的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资本，以及这一资本持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过程"[2] 。

殖民化，在宗主国（中心强国）是侵占别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资源；在殖民地国家则是惨遭屠杀、奴役和陷入贫困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兴起的上，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过对别国的殖民掠夺和侵略。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是西方兴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他们那里，似乎有一点"内圣外王"的味道--对内是曲折的民主化过程，对外是野蛮的殖民化。内外有别。殖民化是以武力征服和暴力掠夺为特征的。几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是列强殖民掠夺的对象；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他们也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当然，反殖民化的过程也几乎同时发生。

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追求非人格化、理性化和合理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分工与合作的扩大，市场的扩展，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使全球联为一体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内部，明清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因素。[3] 这与西欧的历史进程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明清政府不支持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更不提海外殖民了。但是，专制主义的压制，也不能完全扼杀经济中的自发自由的因素。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加速，一部分中国人也领略到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好处，有了学西方的思想和行动。"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振聋发聩的吁喊，代表了经世制用思潮的正确方向。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也会在和平的环境中慢慢地西方文明的精华。

显然，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三者之间又互相交叉，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新兴资本家阶级无休止地追求积累更多的资本，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夺。在宗主国，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化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过程。美洲的"发现"，非洲的殖民地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强大推力。此外，市场经济发育最为充分、成熟者，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是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支撑了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又扩展了市场的边界。不过，资本主义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资本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早已存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经济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长。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积累的无穷性，现代化则以竞争和合理化为主要特征。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两者"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4] "市场经济处在竞争的影响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5]

在全球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东亚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均衡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西方殖民者的打击下瓦解了。东亚小国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完全抛弃了东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把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那套基督教的、暴力的和霸道的资本主义方式"学习"、吸收了。日本逐渐崛起，并与西方列强沆瀣一气，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的霸权势力，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则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霸权和殖民支配下的新秩序在东亚形成。[6]

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动也带来了战争危机。农民战争早已宣告：清朝统治者再也不能按原样继续统治下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表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要求日益强烈。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形成浪潮。民主共和，无非是一种保障经济正常发展、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创新。

在上述全球性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发生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 反清斗争和清政府的镇压、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贯穿其间，使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的动荡状态。这种战时、准战时状态，无疑对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影响。本文不讨论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而是在战时、准战时的动荡条件下，政府的经济对策。

二、战时、准战时状态对晚清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1．洋务运动时期致力于筹饷、造船、练兵、制器

在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创巨痛深"的双重打击后，清政府被迫举办"自强新政"，试图通过"内须变法"的改革措施，克服"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危机。自强新政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应付危局，相继采取了举办新式军用和民用工业等重大措施，并带动了部分私人资本投资于新式产业，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关注起"洋务"来。中国社会过去是林则徐、魏源等个别"先觉"者的吁喊，曲高和寡；此时已有一批进步的士大夫议论、思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重大。于是，由政府主持的"自强新政"引起联动，形成历史所称的"洋务运动"。[8]

洋务派首脑李鸿章认为中国已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9] 认定不自强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张抓住机会，不能拖延。"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10] 最高统治者也承认："外国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11]

不过，清政府、洋务派图谋自强，实际目标则是"保和局"。李鸿章承认："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2] "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13] 他主张"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14]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与退让求和的一贯方策直接相关。正所谓"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求和。[15]

图强是为了保和局。求富主要是为了"浚饷源"。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16] 沈葆桢则称："筹饷为自强之纲。"[17] 所谓"振兴商务"不过是"浚饷源"的一种手段。

当然，求富也有"稍分洋商之利"的设想。李鸿章讲到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理由时说："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翼稍分洋商之利。"[18] 又说，举办工矿业可以"开发利源"，"免致外人觊觎"，"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之气，使之废然而返。"[19]

求富之中还包含有"富民"的想法。李鸿章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固。"[20] 又说："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21] 当然，这是从"浚饷源"的角度谈富民的。

洋务运动时期造船、练兵、制器的措施，也是有一定成效的。[22] 但是，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在西方列强的支持和纵容下，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清政府既缺乏持久抗战的决心，更没有动员组织全国资源的能力；"力保和局"的国防战略破产，不得不接受战败求和的耻辱。清政府必须调整其政策。

２．甲午战后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

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反省"过去的政策措施。顺天府尹胡燏棻、给事中褚成博、新疆巡抚陶模、洋务派的后起首脑张之洞等，都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23] 不过，更多的官僚还是认为自强新政之所以成效不大，恰恰在于新政不够深入、全面，他们认为，像铁路、银行、邮政、制造、开矿等等新政，有的"屡议屡废"，有的付诸阙如。主张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官员在"反省"过去之后，开出了各自的"药方"。 张之洞、胡燏棻、刘坤一等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24] 他们所建议的措施，相当一部分是在洋务新政中已办或办无成效、或议而未办的。只有军工包给民办的建议较有新意；开设学堂已触及传统制度的改革。 种种主张表明，过去清政府力图通过洋务派牢牢控制住新政，而现在一些高级官僚则有意将富强要政之门稍稍打开一点，让普通商民参与进来，甚至军火也可由民间制造，认识转变的幅度并不算小。但同时又对洋商寄与很大希望，严重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心。至于如何改革腐败的政治制度，则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只在育人才方面，稍有涉及。

面对战败求和的困境，根据"中外臣工"的意见，清政府表示："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新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主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25]

上谕列举的14条措施，核心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这是甲午战后清政府基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从前洋务派"浚饷源"的思路，此时仍在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试图变祖宗"成法"，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建立振兴工商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国力，消除瓜分危机。[26]

３．辛丑后日益依赖外力维持

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清政府重祭变法的大旗。但"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政策目标并未改变。因为战败赔款、推行新政需要加倍地筹饷，镇压反清革命需要整练军备。而恤商惠工，开辟财源，在此时更加重要。

当然，受时势所迫，清政府不得不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1901年1月，清廷下变法诏。[27] 不久，又设立督办政务处，负责变法事宜，包括经济方面的变法在内。地方督抚中，参与过"东南互保"的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先后奉谕对政务处的工作"遥为参与"。他们的意见，对清政府的决策影响较大。[28] 标榜"力图复兴"的慈禧太后，再次表示"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要求各督抚按他们所陈择要举办。[29]

背负着沉重赔款负担的清政府，为了解救危机，一方面要推行新政，一方面又要加紧搜刮。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新政的推行，在变革的范围和层次上，都较前一时期有所扩大和提高，由局部和临时措施扩大到政府部门的部分改革和经济法规的系统制定。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较前一时期更明显的游移摇摆和矛盾混乱。[30] 愈到末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愈走向依赖列强的政治力量和资本优势来维持其经济的运转和统治的苟延的穷途末路。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乘机向东北大举出兵，将清王朝的发祥地置于它的势力范围之中。清政府惊慌失措，只得扯起"以夷制夷"的旗帜，盼望列强共同维持。早在1901年3月，张之洞就向清廷电奏救急三策，主张发电旨请英、日、美、德代向俄国恳请推迟中俄签约期限；将东三省全行开方，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利益，俱准各国任便公享；用英国将领练北洋水军，日本将领练山海关奉天陆军；认定中国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字。张的主张得到刘坤一和盛宣怀的赞同。这三位策划过东南互保的重臣联衔上奏，重申开放通商、参用"客卿"（外人）治理东北的主张。[31] 但恳请各国牵制的活动没有任何成效，却发生日本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战争之后，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协定，形成共同瓜分中国之势。美国为插手宰割中国，祭起"门户开放"的大旗。在这种险恶局势下，清政府仍寄希望于"以夷制夷"。1907年8月，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奏，力主东三省速行开放，使之成为各国通商重镇，并大借外债，用于银行、铁路、开矿、垦荒；先联俄日，即英德法美诸邦亦当开诚布公与之联结。[32] 继任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力主挽救东北危局"惟有借债一法"，[33] 认定借债筑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达到"债主代为维持"的目的。[34] 但这个"代为维持"的"救亡政策"，正好满足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权益。

以上就是在战时、准战时状态的压力下，从图强、求富和制器、练兵，到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再到依赖外力维持，晚清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轨迹。

四．战时、准战时状态下政策调整的后果

首先．战时、准战时状态，迫使清政府以筹饷练兵为政策的核心目标。这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

例如，为偿付对日赔款，清政府被迫借了３笔总数合库平银3亿多两的外债，每年要付出263万英磅的本息（约合库平银1700万两）。到辛丑前，清政府每年偿付外债本息的总数高达2400万两左右，占国家岁出的份额也从甲午战前的每年10%上升到25%左右。辛丑之后，庚子赔款的历年支付数多数年份都在2000万两以上。仅在1903年，庚子赔款实付额和旧欠外债本息共有4512.95万两，占该年收入的43%、或支出的33%。[35] 为支付巨额债款，清政府不惜"痛加搜刮"，加重人民的负担；同时，的财税自主权也惨遭列强控制。侵华战争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举动，还直接导致清政府的统治危机。甲午战争使本就步履维艰的自强新政的努力付诸东流；瓜分中国的危机引发中国的动荡，直至庚子事变爆发；《辛丑条约》使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清革命风起云涌。在这里，内因与外因的分野已相当模糊，外力已经成为十足的变化的根据。

其次，清政府奉行"外须和戎"和"结与国之欢心"的决策，政策不能自主。

清政府奉行"外须和戎"和"结与国之欢心"的对外政策，对战争赔款，它竭力偿还，不惜搜刮本国商民；对列强输出资本的活动，它再三退让、迎合，不惜压制本国商民的投资活动；最后，为维持衰弱的统治，它寄希望于列强的"代为维持"，正好落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锁链。外国列强、商人也凭借系列不平等条约、商业合同、国中之国的海关税务司和租界、租借地，使其侵略野心、手段楔入清政府的官方政策之内；清政府制定任何一项国内政策（如税收政策，铁路、矿务政策等），都必须考虑它们。这导致外部转化为内部因素，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带有不完全自主的特点。结果是列强的利益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强权之下，国际条约国内政策化了；反过来，国内经济政策国际化了。中国制定国内政策要看外国人的脸色；列强的要求往往也反映在中国的国内政策中。甚至中外私商之间的争议往往变成政府之间的交涉；贸易往来常常演变为事件。晚清经济政策的不完全自主性、半殖民化的特点，无疑对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以及化、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政府始终把筹款当作"急务"，经济政策带有短期行为的特点，这并不是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缺乏稳定的预期所导致的，而主要是因为战争赔款必须不折不扣地按期偿还；稳定的预期造成了行为短期化的后果。这是列强入侵、全球殖民化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扭曲。因此，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能仅仅视为外部条件；它已经部分地成为清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组成环节。这造成经济政策不能考虑、效率等目标，造成政府行为的短期化。

当然，政策的混乱，也与清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有关。

在全球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经济政策也有实现转型、推动本国现代化，从而根本摆脱战争威胁的契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势"的变化，几乎未采取任何应变措施。[36] 直到六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清王朝带来"创巨痛深"的打击，一部分官僚才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所认识。

洋务运动时期也有政策转型的契机。对清政府的举措，民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政府应该作的，如奖励工商，引进专利制度；裁并厘金，改革税制；修改不平等条约；设立商部，颁定商律；等等。希望以此来通商惠工。更进一步，他们还要求改革封建政教，设议院，办学堂，西方的富强之本。对新政中的，清政府也有过修补措施。一些洋务派官僚还曾提议兴修铁路，以扩大自强新政的规模，最后因意见不统一而长时间搁置。至于开议院，废科举，触动祖宗成法，更是不敢实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以妥协退让、"外须和戎"为代价，有过相当一段的所谓"中外和好"时期。自强新政就是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新政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官僚集团内有所察觉，民间也议论纷纷。此时，清政府理应不失时机地转变政策，一方面认真整顿军用工业，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减少官方控制和直接插手新式工业的做法，大力扶持民间资本的发展，甚至改革"政教"，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便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就能走上合理的国家干预之路。然而，清政府明知新政弊端丛生，也未采取有效措施，更不敢中断新政，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而西太后的万寿庆典仍在紧锣密鼓地筹办；颐和园中也正大兴土木。如果不是列强环伺，清政府这样也能苟且相当长的时间。不幸，侵略中国的战争危险正步步逼近。甲午战争的炮声即将响起。

日本工业化的历程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在经济上加紧"殖产兴业"，毅然采取扶植民间私人资本的措施，加快了其工业化的步伐。更有甚者，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效法西方殖民者，在其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时期），一直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以便为其工业化"加油"。十年磨一剑。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中国失败，陷入深重的危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近30年的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和早期现代化奠基的关键时期。错过这个契机，就时不再来！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改革政治制度的时机并不成熟。从现代化进程或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此一时期最急需的是创造条件，让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投资者、厂商、资本家等，从传统社会的官僚、地主、商人，以及近代的买办中分离出来，成长起来；同时为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包括制度）的形成创造条件，让新生的资本家阶级有发展的空间。这样就有了推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这就要求清政府放手让一切有着投资欲望的有产者，自由地投资于他们愿意进入的产业中，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制定相关，促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化，不设置任何障碍。这也就是斯密所说政府的第二项义务。但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有重大缺陷，从而导致发展机遇的丧失。

放手国人自由地投资于现代产业的契机失去后，政策转型的第二次契机，是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而来的。幼年期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变法参与国家政权。从当时的形势看，这一时期是"亟筹兴革""变祖宗成法"的较好时机。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都在积极推动维新变法，寄希望于清政府；反清革命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相反，民族危机激起中国人变法自强的紧迫感和决心，多少有些"上下一心"的气象。此时，变法维新，建立富强的制度基础，正是时候。但最高统治者别有所图。光绪皇帝企图掌握实权，不惜挑战西太后的权威；康有为等人也不真正了解宫廷争斗的风云变幻，贸然卷入残酷的权力之争。起初对"变成法"持默认态度的慈禧太后，为维护个人的权威，在顽固派的鼓噪下，竟不顾大局，扼杀了变法运动。到了20世纪最初十年，形势剧变，清朝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其统治的权威已难于维系；反清革命也已势不可挡。此时再谈变法，已失去了社会基础。由此看来，甲午战后"从速变计"的意图虽然切中了要害，实际成效却极为有限。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尽管时势已要求变法维新，但实际措施仍是自强新政的扩大与深入，"变法"的色彩极淡。清末新政已是时不再来的最后挣扎。清政府要么和平交权，要么被革命推翻。

政策调整的失败，本身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后果，同时又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里没有内因与外因的分野。他们既是全球殖民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后果，又是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我们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西方列强主导下的野蛮逻辑。十字军东征，海盗劫掠，征服美洲，黑奴贸易，武装鸦片走私······，西方人信奉弱肉强食。殖民化是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第二，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恰恰就是殖民列强。两次世界大战也是资本主义大国掀起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其他国家无法学习。事实上，西方强国的成功，是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牺牲和贫困为代价的。日本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唯一范例，但亚洲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今日，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持冷战思维。第三，今天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无疑是由强国主导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如果发展中国家应对失策，就有可能陷入困境。

[1]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资本主义》，第2页，出版社1999年。 [3] 经君健先生认为，地主制与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经济史》，１９８７年２期）。王国斌先生认为，１６至１８世纪，中国和西欧都存在"斯密型动力"（ 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 [4] 参见[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722、732页，三联书店1993年。 [5] [法]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 《什么是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6] 参阅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7]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笔者认为，自强新政和洋务运动之间似不宜完全划等号。不能因为自强新政的种种弊病就完全否定了洋务运动；也不能因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化的历程，就完全肯定新政活动。 [9]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24，第1页。 [10]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6。 [11]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上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5页。 [12]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17。 [13]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2。 [14]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24。 [15]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三册，第18页。 [16]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39，第32页。 [17] 沈葆桢："复奏洋务事宜疏"，载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洋务一，第20页。 [18]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43，第43页。 [19]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7，第42页；奏稿，卷45，第32页；奏稿，卷39，第23页。 [20] 李鸿章："试办机器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43。 [21]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19，第50页。 [22]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23] 各人的奏折参见《光绪政要》，卷21，第15页；《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637页；《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37，北平文华斋1928年本，第30页；《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69页。 [24] 张之洞的主张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37；胡燏的意见《光绪政要》，卷21，第15页；刘坤一的方案见《刘坤一遗集》（二），第882－886、890－894页。 [25]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631页。 [26] 关于甲午战后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情况，参见徐卫国：《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历史 教学》（天津）1998年第3期。 [27]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602页。 [28] 参见《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68-2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文襄公全集》卷53，奏53；《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54。 [29]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771页。 [30] 关于新政时期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参见徐卫国：《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1]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济南袁抚台"；"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 开门通商折"，《张文襄公全集》卷82，电奏， 第9-13页；卷171，电牍50，第11页；卷55，奏55。 [32] 参见徐世昌："密陈三省切要办法折"和"附单"，《退耕堂政书》卷10，第15-17页。 [33] 《宣统政纪》卷25，第18-19页。 [34] 《东方杂志》第7卷，第9期。 [35]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4--1927）》中册，第1317～1318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 [36] 梁启超指出："此后二十余年，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六，第21页，中华书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