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俄两国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俄共和中共在探索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过实质相似的经历。这集中地表现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它们都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某种“退却”。说明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 正 文 】 一 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是摆在列宁为代表的俄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十分迫切而又重大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俄国共产党人必须面临这些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去探索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初，列宁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付诸实践，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列宁强调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来实施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来实现过渡。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占了上风。战时共产主义主张在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工业体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有化，经济关系上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劳务关系上，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是迫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不得已为之。使国家迅速掌握了全国一切经济命脉，商品活动全部停顿，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关系全被取消。这些正好与俄共领导人头脑里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既然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应急措施，而且成为俄共利用这一特殊政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 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观依据的。但同时又不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局限性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别开来，以只为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实生活也表明俄共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战争结束后，农民的不满几乎要发生暴动，列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P176）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2]（P208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3]（P70）因此，列宁打算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错误。”[4]（P539）列宁的伟大，在于他不固守某些传统，他又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把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付给佣金）推销国家的商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等等。其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 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与此前单一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是一种“退却”。列宁认为“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4]（P620—621）从本质上看，这种退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超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简单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 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上层领导人是一致赞同的，但对其理解却不一致，大多数人把这一政策看作是克服眼前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一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权宜之计。是形势所迫而对资本主义作的暂时的退让。列宁的高瞻远瞩，就在于他没有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因此，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认识展开了一场争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买卖，就会大大助长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5]（P86—87）许多人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他们患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怀旧病，十分欣赏那时的无商品、无货币的“直接过渡”，认为那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美好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活，外国资本家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前途的丧失。当他们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的时候，认为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甚至有些革命家为此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6]（P86—87）面对这些混乱，列宁却非常冷静，不为所动，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去？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注意还要退到商业上去。”[1] （P514）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列宁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最初他也主张不通过货币和自由贸易，而是将拥有的工业品同农民手里的剩余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实行粮食税后，农民根本不理睬有组织地同国家交换工业品，直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变成商品涌入市场，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于是，商业问题提上了日程。对此，列宁因势利导，转变观念，调整政策。因而提出“退却”，退到商业上去。认为党和国家要全力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共产党员要学会经营，苏维埃国家要做精明的批发商。 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是一个重要分歧点。有人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一概不能采用。列宁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说：“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7]（P252 ）他主张无产阶级就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8] （P49） 尽管这里列宁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砖头”，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思想，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二 比俄国还要落后，还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如同俄共一样走过了一条探索之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从他在建国前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要先搞一段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9]（P17）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再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前两种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10]（P1060）刘少奇更是发挥了这一思想， 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青年时代，革命性是主要的。为了矫枉过正，他甚至提出了“剥削有功”之说。[11]（P10）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正确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文化水平低于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制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的低起点。这种现实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必须在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去发展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因此，新民主主义应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民主化。这一设想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基本相似。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建国头3年我们的各项工作也是按照这一理论实施的。但是， 在取得建国后第一批胜利成果以后，在要不要坚持既定方针的选择上，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即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还是改变以前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举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些不同认识并没有展开讨论，就作出了决定。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立即把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具体行动。虽然说在制定总路线时，也规定18年逐步过渡，这里既没有急躁情绪，也并非单纯抓生产关系。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步离开了他原来的设想。这表现在：（1）认定发展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1953年夏， 毛泽东开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了，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批评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12]（P81—82 ）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倾向”。（2 ）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1955年9月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的提法， 将新中国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13]（P243）这就拔高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3）急于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甚至断言：1955年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定胜负的一年，10月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12]（P233，198）由于这些变化，就必然夸大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 势必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忽视发展生产力，结果“一化”不见了，“三改”的步伐却一再加快，原定的15年，结果仅4年就一步到位， 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家经济恢复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一些同志便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土改完成后，国民经济恢复了，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即农村土改后打破了对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状态，拉开了不大的贫富差距，中农要求发家致富，个别中农上升为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的现象。对此，党的判断是农村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农民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同时，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党认为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的斗争严重起来。因此，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消极因素过分夸大和看重。其实，这些现象从今天来看，只不过是商品经济活跃之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党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经验，就又回到熟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了。 但是，此时党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旦发现急躁、冒进了，便会停止政治运动，来调整经济建设。由于“改造”过于彻底，给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遗留问题，突出表现为公有制经济模式单一、僵化，政企合一和缺乏活力；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应紧张，不仅人民生活不便，国家也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即生产和流通中留下了许多空隙无物填补，许多小商品生产在市场上不见了。对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有认识的，1956年12月毛泽东找统战部、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话，他谈话的中心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具体含义有三：（1）允许国家市场的对立物自由市场存在； 允许合法企业的对立物地下工厂、允许私营工厂出现；允许华侨投资办厂开店。毛泽东解释说这就是“新经济政策”。（2 ）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保留私营工商业职工也少了。（3）提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搞10 年、20年，即对私营工厂， 订条约不没收， 而对华侨投资还可以放宽到100年不没收。[14]（P308）同一时期， 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有类似的讲话。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倡经济成分多样化；搞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15]遗憾的是，这一好的思想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左”倾，政治运动不断升级而放弃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这就是50年代鲜为人知的昙花一现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

三 通过上述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的考察，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二者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不同，涉及的均是一些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对待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商品化、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二者的历史命运相同。列宁曾经预言，俄国将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可是，苏联的现实却是新经济政策仅执行了八九年就废止了。对此，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6]（P151，16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也只有3年就中断了。 总路线提出之初，虽然也说要十多年时间，但存在着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日益急躁，急于过渡，逐渐向战时共产主义靠拢。 第三，二者理论发展的态势不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预先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就提出了构想。从这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比俄国更有准备，更有预见性，这与中国共产党有比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有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有关。可惜，并这一长处没有发扬下去。 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差，中国是先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后有总路线；苏联是先有战时共产主义，后有新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有比较稳妥的过渡，但是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却大大加快过渡的步伐；以后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又提出调整、整顿，但最终又放弃了。这个反复的过程是，稳妥—急躁—再稳妥—再急躁。苏联是先有急于过渡，大大进了一步，发现了问题又退了回来，稳步过渡（后来斯大林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前进了，实际是遗留了许多问题，加重了以后经济建设的负担。 第四，对商品经济、市场、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不同。对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在20～3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是认识不清的；对土改后出现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活跃，在50～6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也是认识不清的。总的来说，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它将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工厂。社会主义经济将是计划性极强的一种产品经济，它同商品的竞争、买卖、交换、流通，同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但列宁没有拘守于书本教条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调整和改变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主张用商品、市场、货币这些“砖头”，用资本主义的“专家”来建设我们的大厦。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后，对本国的国情认识是清醒的。毛泽东在建国初年，曾经几度纠正有人急于要消灭私营经济的情绪；改造完成后，也一度产生像苏联那样的退却，让私营、个体、商品活跃起来。可惜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毛泽东最终还是把商品、市场划入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总想割掉这条“尾巴”。这表明提出一个新的、独创性的理论，固然不易，可是要付诸实践更难。我们虽然在理论上能不断提出好的思想，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显示出其更加绚丽的光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就是对列宁、毛泽东有益探索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