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评价

三、公共供给的历史演化分析 我们对新中国60年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年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平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对我国公共供给有一个整体的、直观的认识。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析 按照我国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我们将财政支出中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项目大体归为以下几类：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等)并不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支出性质。因此，排除在外。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整理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后逐渐降低，直至近年趋于平稳。表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意愿明显减弱。而在公共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显著减小，行政管理费明显增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变化极小，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例有了一定提高。 (二)财政支出的总量分析与国际比较 首先，对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明显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尽管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较小。与1978年之前相比，财政的公共支出能力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达60，73％。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远低于各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 根据分析可知：首先，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下降过快。其次，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态势改变不大。第三，行政管理支出不断攀升，维持性支出不断膨胀，财政消耗过多。第四，科教文卫的支出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比重仍偏低。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几乎都是从一般消费品市场或竞争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公共投入，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仍不足甚至缺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应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得推到市场上，试图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解决，须知市场也有很多无法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四、基本结论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导致其“异化” 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政府掌握了财政资源，在短时间内政府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供给。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后，必须进行适时的转型，否则就会发生变异，出现“异化”现象。“异化”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生产形式的常态化。其次，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供给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态化。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异化”背后的实质是，长期的公共供给高投入导致公共品供给和私人品供给比例的扭曲和消费品短缺的加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是有限的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比较优势。从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政治权力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杠杆直接撬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典型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定价的权力。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惟一经济主体，而且“越位”于竞争性供给市场，参与其中的具体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其长期结果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供给的低效率。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于市场经济。至今，尽管我们已进行30年之久的经济转型，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 (三)对公共供给的作用要给予正确的评价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和异化的问题，但简单对其否定是不可取的，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分为两大时期，简单的割裂同样是不可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反面教训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基础是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来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历史评价。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改革开放进行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不可能取得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如果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共供给，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