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经济评论》编者按：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企业理论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有着深厚的研究。199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向阳博士对张教授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学术采访。张维迎教授从80年代以来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发展战略。张维迎教授在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到，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只有透彻地认识全球微观经济机制调整的大趋势，并从理论上认清其内在逻辑，才能在推进改革时高瞻远瞩，避免因环境封闭而引起的某些政策不当。

李向阳（以下简称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经济国家都在进行微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例如，在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以企业兼并与收购浪潮为代表，公司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从政界、商界及学术界都在重新反思美国现行的金融法、公司法（破产法）。在日本，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浪潮以及泡沫经济的崩溃，企业的融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导致了企业脱离其主体银行的倾向，长期以来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体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至于转轨经济所做的更多地属于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建。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希望你能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种全球性的微观经济结构调整的特征，背后的原因，并谈谈中国应该从中获得哪些借鉴。 全球微观经济体制调整的4个特征化事实

张维迎（以下简称张）：在我看来，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微观经济结构调整可以概况为4个特征化事实：产权私有化，经营专业化，公司治理结构趋同化，公用事业竞争化。 首先是全球性的私有化运动。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都在放弃由国家拥有并控制企业的做法，尽管它们原有的经济体制分属于不同的类型，私有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可以说是二战后国有化运动的逆转。 其次是公司经营业务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是伴随企业兼并浪潮发生的。比如说，在美国，八十年代发生了一次大的企业兼并浪潮，在九十年代初经历短暂的降温后，最近几年又迅速升温，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兼并浪潮。与1960年代的企业兼并浪潮相比，这两次兼并浪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兼并之后通常把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业务分离出去。有人把60年代的兼并称为“conglomeration”（不同行业的混合兼并，或康采恩化），80年代和90年代的兼并称为“de-conglomeration”（反混合兼并，或非康采恩化）。具体地说，60年代兼并的特征是跨行业的兼并，企业热衷于把一些不相关的业务放在相同的所有制下经营。80年代和90年代的兼并与1960年代的兼并不同，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多样化经营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是相反，通过拆离、重组，将不相关的业务出卖，或变成独立的公司，甚至缩小企业的规模 (down-size)，使之经营专业化。统计显示，盛行于1960年代的跨行业的兼并和多样化经营是一种“价值泡沫”，并不成功；多样化经营企业的效率一般要低于专业化经营的效率，企业的生产率随经营业务范围的增加而显著下降。人们越来越发现，许多多样化企业的市场价值远远小于每一部分拆开出卖的价值之和。所以，到80年代，企业开始逆转多样化经营，集中于主业(re-focus core business)。这种逆转部分是通过现任的经理班子自己干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兼并－拆离来完成的。例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过兼并，经营范围曾横跨多达几十个行业。80年代新的总裁上任后，认识到：尽管我们在每个部门都有赢利，但却无法进入各部门的前三名；仅有赢利并不能保证企业生存，我们必须进入所在部门的前列。为此，该公司先后大规模地进行分离、重组，缩小经营范围，提高专业化经营的程度。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同样，象可口可乐等诸多大公司也都有相似的发展历程。美国学者Frank Lichtenberg的研究表明，80年代后半期大部分消失的企业原来经营的业务范围多于平均数，而同期新出现的企业的经营业务更为集中。总体上看，在他的样本中，一个企业平均经营的行业数量下降了14％，而高度多样化企业的比例下降了37％，专营于一业的企业比例上升了54％。 最近几年的兼并基本上都是同行业的兼并，如波音兼并麦道，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对MCI的兼并，银行之间的兼并。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如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用34亿美元收购美国哥仑比亚影业公司，三菱地所收购洛克菲勒中心，1990年，松下兼并好来坞MCA公司。这些都是失败的例子。有意思的是，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兼并活动除了汽车和家电比较成功外，其他领域均败多胜少。 80年代兼并浪潮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是经营者收购（Management Buyout）。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杠杆收购（LBO）的方式使企业的股权更为集中；某些情况下还会使公众公司（或称上市公司）变为私人公司。 第三个特征化事实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全球趋同化 (Globalization of governance)。经济学家一般将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美模式，一类是德日模式。英美模式强调资本市场上的兼并对公司经理的监督作用（“用脚投票”），相对不重视内部的直接控制机制的作用（“用手投票”）；重视企业股东的作用，相对忽略企业债权人（如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当然，这和美国的银行法禁止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做法有关。德日模式更多的强调的是银行对企业的直接控制，相对忽视其他股东的作用，也不强调资本市场上兼并的功能。此外， 企业的高负债经营也是德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80年代以来，这两种模式呈现出趋同之势，突出表现为：一方面，英美模式开始重视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诸如放松银行对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尤其是投资银行正在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日本模式中原有的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走到了极端化，带来了联锁性倒闭等一系列副作用，于是，日本开始弱化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改变以往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此外，从企业资本结构的角度来看，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的负债率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公司的负债率则呈现下降趋势。比如说，80年代初，日本主要大公司的平均债务－股本比为2.75:1，其中64％的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但到1990年，总的债务－股本比大致为1:1。 第四个特征化事实是，原来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特许私人公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航空运输等，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行业。这些行业过去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受到政府的管制（包括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但现在也不再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政府开始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这一特征化事实是与私有化相伴随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比如说，在英国，80年代之前，电信是由国有的邮电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1980年将邮政和电信分开，成立了英国电信公司（BT），1981年，首先放开增值电信业务，1983年允许私营的Mercury进入电信业与BT竞争，1984年，政府出售51％的股票，将BT私有化。在美国，很长时期。电信业由AT&T垄断经营，1984年，AT&T被分解为几个独立的公司，其他的竞争者也进入电信业。最近，美国政府宣布，电信业向所有的外国企业开放。其他国家的电信业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类似的竞争化过程。 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 李：你谈到这四个特征化事实确实很重要。问题是，全球微观经济结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一个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比如说，电信业由自然垄断变成非自然垄断，就是电信技术革命带来的。有了光纤、通信卫星、计算机等这些新产品，电信业的固定成本已变得很低，不同的通话可以分开计价，独家垄断就没有了成本优势，自然要允许竞争。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竞争的国际化。当然，这也与技术进步有关系。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伴随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演变为制度的竞争，公司治理结构的竞争。国有企业生存的前提是垄断。没有竞争，国有企业或许可以生存，可以赚钱。但一旦有其他更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与其竞争，国有企业就撑不住了。前苏联模式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竞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竞争，苏联模式继续维持三五十年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有美国的竞争，苏联模式就夸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一样。比如，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之所以实行民营化是因为它在世界航空市场上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如果不民营化，就无法生存。在我国，民营化的进程同样也和市场竞争密切相关，只不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上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80年代实行地方分权之后，地区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的结果是，效率决定生存。哪个地区的所有制问题解决得好，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哪个地区的效率就高。结果是民营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就能够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而民营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就被迫加快民营化的进程。由此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民营化的进程。当然，由开放政策导致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也是中国经济民营化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 李：你提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竞争的结果，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那么，什么理论可以支持你的假设？ 张：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难以生存，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如此。 至于理论上讲，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没有办法选择出好的经营者，没有好的办法激励经营者。这方面，我过去谈的很多，这里就不多谈了。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最根本的是使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好的或坏）承担责任。让我以自行车为例说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