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视阈内的中国民主文化转型

[摘要]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主要包括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民主文化指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构成基本影响。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中国民主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对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优化。

[关键词]经济；民主文化；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民主文化转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主题。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出发，认真分析中国民主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民主法治，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汉译，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也可译作“社会改造”、“社会转变”。在我国，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者们多有不同见解。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指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即社会内容发生的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所以，社会转型有社会形态转型和社会内容转型之分。其中，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转型内容各不相同。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来看，无论是总体的社会历程，还是局部地区的社会历程，都存在着必须依次经历的社会形态，并且，虽然各局部地区的社会形态转型步调可能不一致，但都不能省略任何一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称之为普适性社会形态。就普适性社会形态而言，可以依据产业技术特征，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全面自动化社会(也可称作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称之为社会技术形态。同时，也可以依据社会横向经济联系方式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系列，可称之为社会交换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系列均体现出经济形态的共性，都被视作社会经济形态。本文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交换形态的总称，相应地，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就包括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

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体现着人类总体的社会历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任何局部地区都不能省略，但这不能排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事实上，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我国就体现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当前，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必须经由二元“农业——工业”结构，变成“农业——工业——信息业”的三元结构，这就是说社会转型不是单纯工业化过程的“单层社会转型”，而是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在内的“两重转型”。其次，改革开放后，社会交换形态转型主要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在现时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仍是实现生产社会化最有效的形式。所以，目前中国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又表现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

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

民主文化的概念有着多种界定。在阿尔蒙德和维伯看来，民主文化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则，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决策的方式，他们的规范和态度，普通公民的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我国学者王忠武认为，“民主文化主要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形态的积极的民主成果的总和”。

本文将民主文化界定为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们关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观意向和态度，包括民主认知、民主情感、民主评价和民主信任与宽容。民主行为指人们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民主活动，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表达和民主合作。民主效能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对作用的主观判断，包括主观民主效能或民主效能感和客观民主效能，前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感觉，后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实际影响。作为民主文化的要素，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在不同的样态组合中，形成不同的民主文化类型。民主文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从一种民主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民主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

在民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其构成基本的影响：第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方式。社会交换形态转型通过经济活动中蕴涵的平等、竞争、自由意识的渗透促使民主文化转型，社会技术形态转型通过增加技术能力和科学理性在主体意识中的比重实现民主文化的转型。第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程度。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程度越深，由此引起的民主文化转型也就越深刻，反之，则较轻微些。第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性质。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型民主文化，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工业型民主文化，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则导致知识型民主文化的诞生。

这样，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角度出发，我国当前的民主文化转型就体现为：在“两重转型”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中，从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从与农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和与信息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的双重转型。

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过程，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又体现在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上，这种作用机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类型民主文化的特征。

就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而言，这里主要讨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由工业社会到全面自动化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因为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这两个转型阶段。在前一阶段，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及对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的依附，依靠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自在因素的自发生存状态也随之进入到依据理性、知识、契约等自觉要素的创造性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同传统土地劳作相生的封建意识的消退及相应民主文化的生成。随着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工业社会逐步向知识社会转型，个人对身份、地位、资本的依赖下降，人必须努力学习，这必将进一步唤起人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和权利意识；知识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和通讯，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沟通和科学地借鉴，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合法。知识社会对政治事务的知识性、技术性要求会越来越高，从而有利于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生活的知识化和技术化，使民主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就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的作用机理而言，由于产品经济社会尚属理想中的社会，所以，主要考察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这种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对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要素的催生和养成上，如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观念的催生及由此导致的民主行为方式的养成上。马克思说：“作为纯粹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商品交换的实现而得以促进，人们渐渐祛除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格中对血缘关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独立性。独立人格的确立蕴涵着对平等和自由的地位与权利的需求，商品竞争因而需要供给相应的协调、监督和服务，这个供给的过程自始至终需要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制约，这已涉及了市场经济社会民主文化的核心。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的运作又离不开裁判原则，这就是法治。市场经济使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全都依赖市场来进行，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社会成员逐渐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束缚，个性和主体自由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显著增强，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 由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形成积极的动力作用，使民主文化在不同的社会转型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辩证来看，这里所讨论的作用机理必然伴随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负面作用，即民主文化转型又常常受制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即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无序程度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转型必然有其无序的一面。这里，由于主要反映民主文化转型的总趋势，所以对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暂时不作具体分析。

对中国来说，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和民主文化转型都有着自身的特征，特别是中国并不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文化也并不是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但据上文至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民主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新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体现出相应的人类普适性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同时，中国民主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受到社会转型熵效应的影响。下文中将分别对这种熵效应作出分析，并探讨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因为这种熵效应是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熵效应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因而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也就有着具体的中国内容。

四、在克服社会技术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通过工业化发展工业文明精神，通过信息化发展信息文明精神(知识文明精神)，解决由文明精神冲突所造成的民主文化价值取向冲突。在我国，受社会技术形态“两重转型”的影响，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自由自主和创造性等与农业文明精神所崇尚的圣贤至上等价值取向存在冲突，而知识文明精神所要求的更高价值取向与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价值取向又形成张力。三种文明精神同时作用，其交织而成的价值取向冲突反映在民主文化上，即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冲突。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省略社会技术形态中的任何一种，所以，对我国来说，从符合社会转型的总趋势上看，克服上述不利社会环境的较佳选择就只能是加快工业化步伐，逐步祛除农业社会对民主文化的影响，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使人们逐渐摆脱工业化状态下对身份、地位、资本等的依赖，并且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矛盾中壮大信息化的力量，使人们获得更大的自主性，逐步解决体现在民主文化中的农业文明成分、工业文明成分和知识文明成分之间的矛盾。

其二，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提高人的主体性。工业化可以孕育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工业化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缺陷”。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人可以说已经被现代技术的精神和气质所占领了。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制造着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这种情感体现在民主文化中就会冲淡民主的人文价值。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加强，人对于社会而言已是“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齿”，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仅是越来越小的量，对异己的社会力量总以为强于个人而对民主信心不足。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就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灌入科技发展之中，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把人从科学技术的异化和社会的弱化中解放出来。 其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促进民主文化转型。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当代中国，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获得较快发展，但由于两者的双刃剑作用，多种社会风险也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由此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627158起，死亡112822人。对于社会风险，当公民常将其归因于政治体系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就会降低。因此，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采取积极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例如，构建合理适度的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建立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规制等，降低社会风险。另外，还应积极实现可持续发展民主化，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落实民主原则，包括落实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健康清洁的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平等参与有关环境治理的决策和行动的权利。

其四，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讲，在科技发展民主化中促进民主文化建设也十分必要。科技发展民主化主要是指，在科技体制方面，以民主机制作保证，消弭科研资源的“马太效应”(多者愈多)现象，打破科学垄断，让科学得到多层面的、开放的和社会化的选择，进而营造公平的、竞争的科研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毋庸讳言，由于信息获取不平衡、信息资源较为集中、科技工作人员易受个人功利目标驱动等原因，我国科技界还存在“马太效应”下的诸多非民主现象，如少数发达地区或少数科技工作者的垄断意识较强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科技发展民主化，实现科学与民主的良性结合，不仅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民主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在社会总体民主文化中不断增加科学理性与民主理性协调发展的成分。

五、在克服社会交换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建构市场民主，促进民主文化良性发展。由于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较为突出，经济生活领域的制假、卖假、护假等问题较为突出，社会可信气氛受到冲击，民主文化难以获得广泛而牢固的信任支撑，而由于代表时代精神的经济精英道德失范现象的大量存在，往往使社会个体对民主制度的利益导向价值大打折扣。针对这样的实际，提高市场的民主化程度就很有必要。这需要通过健全经济法规，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寻租、设租等市场腐败对参政行为造成的扭曲；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培育体现民主价值的市场。此外，也需要加强广告管理，打造民主媒介。对于政府来说，还应极力抵制金融资本对改革选择的支配作用，限制金融市场的反民主化力量。

其二，协调利益分配，减小利益分化对民主文化的副作用。改革开放在客观上造成贫富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悬殊，容易引起大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怀疑，更有甚者还会寻求以种种方式发泄不满，对社会构成巨大压力。所以，应该施以有效均衡的必要措施。另外，根据一项调查，全国仅有少数的人被纳入到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私营企业中的雇工、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绝大多数农民得不到社会保障，成为群体民主文化分化的主要诱因。因此，应当通过构筑多元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系统。就业是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如果人们为失业所困，难免对党和政府存有抱怨。一项调查显示：有85.5％的人认为在找工作当中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情况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到58％。为此，可采取政府购买就业岗位、再就业贷款、发展社区服务等多途径安置就业。就业问题的较好解决可以使民众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进而增强对改革的信心和认同。

其三，制定相应的社会分层调节性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分层趋势凸现。各阶层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采取相应的行为，使得主导民主文化下的亚民主文化广泛存在，民主文化分化加剧。从阶层民主文化的角度看，据国际经验，中间阶层的扩大有利于民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所谓中间阶层，即“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既然中间阶层对民主文化有着重要的结构支撑作用，就有必要积极制定以扩大中间阶层为重心的社会分层调节性政策。比如，努力造就发达的高等教育，扩大社会中间层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给予中间阶层更多的意愿表达空间，倡导中间阶层的价值规范；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