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述论

[关键词] 宁夏地方当局 政策措施 畜牧业初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宁夏畜牧业经济问题，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探讨。 ①迄今为止，未见学术界对近代宁夏的畜牧业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结合档案史料及各种文献资料，对宁夏地方当局等所采取的促进畜牧业经济运行之具体措施及其作用加以考察，以冀补充近代宁夏经济史研究之不足。

一

在“开发西北”之呼声下，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曾予包括宁夏在内之西北畜牧业建设以诸多关注与支持。1934年底，在国民政府向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所做行政工作报告中即指出，“现值开发西北之际，畜牧问题，极为重要，未便任何废弛”，要求重视畜牧建设。[1]（第75辑第282页）农林部曾派员对宁夏等省区畜牧及疫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第102辑第12-13页）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署曾给予宁夏等西北省区畜牧建设以人力、物力支持。经济委员会曾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计划在宁夏设立畜牧改良分场；[1]（第90辑第575-576页）如设于兰州的农林部西北兽疫防治处及西北羊毛改进处，亦曾给予宁夏一定的技术及人员支持。

新的宁夏地方政府组建后，为增强其各方面实力，推出一系列促进畜牧业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措施之一，为筹建畜牧行政管理、畜疫防治机构，配备、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1933年新的宁夏省政府组建后 ，即设立省建设厅、各县建设科主管经济建设事宜。1940年，又在省建设厅下设宁夏农业改进所，负责省农、林、牧业建设。不久，在该所基础上建立的农林处又直属宁夏省政府，专负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林业建设之责，从而初步完善了农牧等业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为保证畜牧业生产顺利进行，宁夏卫生实验处在洪广营附近成立宁夏兽疫（医）防治所，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协商，派孟培元技士来宁夏协助开展工作。[2]（第七册第49页）1939年宁夏畜牧总场成立后，在该场设兽疫防治员，各县配设兽医人员分别负责场、县畜疫预防工作。后来，又将宁夏兽疫防治所改组为西北兽疫防治处第四防治队，孟培元出任队长。1941年底，该队改组为宁夏兽医工作站。除进行畜牧机构建设外，还鉴于农牧技术人员奇缺的情况，招揽来一批技术人才，如罗时宁、谷耀宇、张守先、安得顺、张圻、梅白逵等，并安排在重要岗位，以实施和加强畜牧行政管理，进行技术革新。另外，为培训畜牧兽医等技术人员起见，宁夏地方当局还取得国民政府农林、教育等部支持，在宁夏城建立国立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设畜牧等科，开讲《兽医大意》课程，培养出一批初级兽医工作人员。[2]（第五册第218页）从1943年至1947年，西北兽疫防治处还从宁夏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参加为期7个半月的畜牧兽医职业培训班；宁夏农林处也曾与该处在银川联合举办两期兽疫防治人员短期训练班，请有关专家主讲“山羊化牛瘟病毒之原理及应用方法”和 新的兽医知识等，先后有军医、西兽医、民间兽医、职业学校学生等近50人受训。[3](第109页)，[4]（大事记）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促使当时宁夏畜牧兽医人员的业务能力有所提高。上述宁夏近代畜牧管理、畜疫防治机构的建立及技术人才的招徕、培养，使有关畜牧业生产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实施成为可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亦促进宁夏省内畜疫防治及畜牧业经济的恢复。

措施之二，为制定鼓励、保护畜牧生产的章则。省建设厅曾派部分人员调查家养牲畜数目，造册备案；并规定对每年增养马、牛、羊、猪、骆驼达到一定数额者，所养牲畜无疫病、死亡者，养优良护羊犬达到五至十头者，奖予一定数额的现金和匾牌等；后来又令各县对齿龄在二岁以上十岁以下健壮牲畜予以注册登记，禁止屠售。 [1]（第90辑第72-73页）宁夏地方当局还曾几次下令保护耕牛等牲畜，并规定除婚丧、节假外，平时屠售牲畜必须到当地税务局取得执照并纳税，以限制、禁止屠售牲畜；[2]（第三册第266页） 另外，也曾向农牧民贷款扶持其饲养牛、马、猪、羊，还曾为无力购买者代购种畜[5]（第109页）。1946年，为鼓励当地农民牧羊之兴趣，“阐述养羊之科学知识”、“指导羊病之防治”，宣传畜牧事业及羊毛改进之意义，在宁夏中宁县组织牧民训练班，并在该县第一至五乡组织成立养羊协进会；次年又筹措奖金四万元，在该县白马、恩和举行第一至五乡400户牧民绵羊比赛会，分甲乙丙三等对获胜羊只予以奖励[6]。这些章则的实施，既基本保持住所养各种牲畜数量，又有助于扩大畜牧业生产规模。

措施之三为改进饲养方法，改良牲畜品种。为促进饲养管理，宁夏省政府先后筹办起宁夏畜牧总场和八里桥林牧场，所建畜舍注意光线充足、通风等，以为示范[7]； 曾“编印畜牧改良浅说分发各县”，亦“利用集市庙会进行讲解”，务使家喻户晓[8]。并要求建筑畜舍，“讲求厩舍卫生，精心养育种、幼畜”；倡导“农牧民放牧刈青，增种杂粮以补充饲料”，秋季要储备干草；也提倡在饲料中加放食盐等[3]（第118页）；还曾派人调查牧草、毒草种类，在各官办林牧场栽培优良牧草，并提倡在省内其他地区种植牧草，以恢复、保护草原[3]（第106页）。

同时，也比较重视牲畜品种改良。宁夏畜牧总场成立之初，即从陕、甘、青、绥等省区选购一批种马、牛及数千只山、绵羊等，着手进行大牲畜品种改良试验[7]；此外，当时曾将侧重点放在宁夏羊只的品种改良方面。虽然宁夏羊种以滩羊闻名于世，皮可作保暖皮衣，滩羊毛弯曲美观，适于制作地毯，但不适于为较高档次毛纺织品原料（如高级毛呢料、毛毯等）。宁夏省农林处成立后，利用甘肃科学教育馆赠“软不来”公羊5只，与从本地精选的优良牝羊200只杂交，结果从1943年至1945年共培育新品种牝羊117只，并继续进行该品种羊只试验[3]（第118页）。另外，该处还与西北羊毛改进处联合，在宁夏中宁县成立宁夏羊毛改进推广站，以中卫、中宁县为改良区，以改进宁夏羊毛粗劣品质，使其成为制作精细毛纺织品的原料[3]（第122页）。1946年，鉴于陕西“同羊”体格高大，毛质较细，产毛、肉均多，有大量繁殖必要起见，宁夏推广站还引进“同羊”种羊2只，在中宁县与宁夏滩母羊6只进行杂交试验，第二年春产下6只杂种羊羔，实验获得成功。为继续进行推广试验，宁夏推广站还曾进行“同羊”夏秋精液初步保存实验[9]。上述官办畜牧场的建立，采用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也利用近代医疗手段进行畜疫防治；并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与品种，进行羊只品种改良等试验，也为推动宁夏畜牧业生产的改进创造了技术条件。

措施之四为组织牲畜卫生、疫病调查和防治。如果说上述措施对地方畜牧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当时的畜疫防治则应是宁夏畜牧业经济初兴的有力保障。宁夏畜牧管理、防疫机构建立后，即联合着手进行省内牲畜疫病调查，共查出包括口蹄疫、牛瘟、牛肺疫、马鼻疽及寄生虫病等18种畜疫病[3]（第104页）；宁夏省农林处曾对阿拉善旗、永宁等县55户农牧民饲养的1万余头家畜进行卫生、疫病检查，对所发现重病畜进行隔离，对一般病畜则令农牧民带至宁夏兽医防治站或土兽医处诊疗；同时，还针对上述疫病专派畜疫防治队前往各县、旗注射预防疫苗。如从1941年至1945年，共注射牛瘟疫苗7528只；注射牛出血性败血病疫苗8118只；注射骡、马、牛、羊炭疽疫苗20935只[3]（第109页）。当时还通过有关杂志或报纸，较系统地介绍一些畜疫防治知识，成立临时疫病防治队等措施，来加强省内各县牲畜疫病的检查、预防、治疗[4]（第3页）。这些措施的推行，说明当时的畜疫防治，由于受医疗技术和水平等限制，虽然是以预防为主的，但它保证了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顺利发展。

20世纪40年代，在当时采取的建立近代畜牧管理防疫机构、任用和培训科技人员、利用近代医药技术防治牲畜疫病等措施的推行，标志着当时宁夏畜牧业经济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这也促使一定的自然资源发挥其经济作用，并带来宁夏畜牧业经济的初步兴起。

二

20世纪40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较前有所进步。30年代初，宁夏畜牧业生产仍相当落后，还完全停留于粗放生产状态。当时宁夏行政区划包括宁夏等十余县和阿拉善、额济纳旗，畜牧区域有游牧、半农半牧区。游牧区蒙民一般不分昼夜冬夏，不论风雹雨雪，均将牛羊“皆千百成群置于旷野，”因不贮冬草，牲畜每“至冬末春初时，则死亡枕籍。”家畜也无厩舍；而牲畜的繁殖，则任其自由交配，素不讲求以优良牲畜配种及改良品种。半农半牧区各县牲畜饲养的有些方法虽略为先进，但也有沿袭旧习之处。其中大牲畜厩舍多有门无窗，空气流通不畅，缺乏日光照射，甚至还与厕所相伴，致使牲畜厩舍多阴湿、秽臭，结果造成牲畜易滋生各种疾病；农民对牲畜饲料从不懂加入食盐；对饲料中夹杂土、石等物，也不知道清除，以致酿成牲畜因病死亡；当时也不讲求使用优良种畜交配繁殖及幼畜养护[3]（第101页）。

40年代初宁夏畜牧业生产较前已有明显进展。其中，饲养及管理方法已有明显改进。比如，为保持羊只数量，农牧民在饲料配给时，尤其关照交配前公羊、哺羔母羊和弱、瘦、老羊等；“关于盐份供给，普遍行之，尤以正值成长之羊特别注意，每隔相当时间，必须喂盐” [10]（第36页）， 以增白羊皮毛色及增强各种牲畜的体质。至于“其固定之羊舍均设于沿山草原地带，以向阳避风地势干燥为条件，”羊圈皆以土墙围建，墙上大多压有柴草和土块；对选种和繁殖，农牧民皆“爱好品质良好之公羊作为种用” [10]（第37页），马的品种经改良后，主要是蒙古马，也有青海马和南番马等；牛也有蒙古、陕西等品种[2]（第5册第341页）。

40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方法的改进，还表现在各种牲畜头数较前有所增加。据统计，1934年宁夏省所辖9县共有牛35503头，马25000匹，骆驼14800峰，羊478060[11]。 1940年除二旗外宁夏省各县共有牛94196头，马33035匹，驴102732，骆驼9934峰，骡8680头，猪84078头，羊559469只[3]（第100页）。1943年，宁夏省辖下各县已共计有牛98196头，马42033匹，驴106232头，骆驼163934峰，猪84408头，羊899469只[12]（第62页）。其中，羊只、马匹、骆驼等头数有明显增加。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牲畜存栏总头数有132万多头[13]。另外，加上如下所列20世纪40年代前期对主要畜产品数量统计[3]（第103页），均说明当时宁夏的畜牧业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年代|绵羊毛（斤）|山羊毛（斤）|驼 毛（斤） |绵羊皮（张）|羔 皮 （张）|牛皮 （张）|猪鬃（斤）

1940|1048584|192298 |61838|150000|208000|11200|2060

1941|1207420|103450|54029|170000|204000|12340|1048

1942|1047500|119005|48700|154150|245300|12000|1754

1943|1130970|134500|42500|140321|251470|10045|1454

1944|1320570|192300|51048|158000|210400|15000|1804

1945|1150600|187055|49200|134870|275000|17000|2015

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初步兴起，对当时的宁夏社会经济及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畜产品成为宁夏近代轻工业的重要生产原料之一。据记载，“本省羊毛，战前输出约百分之八十，战后以棉花布匹之缺乏，及本省毛织工业之发达，羊毛输出较战前为少，年约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为本地所消费” [12]（第65）。大多作为当时近10家机器纺织工厂的生产原料。而牛皮战前输出大约百分之五十，战时则不出口[12] （第71页）。 主要供应宁夏被服厂制革组制熟皮之用。可见，即使是较为落后的宁夏畜牧业经济，对宁夏近代经济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二，大牲畜则成为当时交通、商业贸易、农业的主要运输及役使工具。由于汽车运输力有限，且费用高昂，汽油缺乏，于是无论省政府还是一般民众多以马、骆驼、毛驴、牛等大牲畜为货运交通工具。如当时的官驼队有骆驼数千峰[5]（第84页）。商人经常用骆驼队或马队贩运货物。农牧民则多役使毛驴、牛等进行农业生产，并以处理后的牲畜粪便，作为农作物种植的主要肥料。

其三，畜牧业经济的初兴，使其成为宁夏区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畜产品出口也对国家外汇积累有所贡献。虽然当时宁夏税收名目几经变动，但与畜牧业及其产品有关的税目，一直有六、七种之多，历年税收数额均相当可观。1938年，宁夏地方当局令宁夏省银行派出分支机构或人员常驻省内各县、旗，并由各级政府及税务机关协助收购畜产品；同时“以所收购数量颇钜，乃商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所有宁夏主要产品之出口，俱由该行统制收购，交由贸委会西北办事处转运出口。[14]”以换取外汇。尽管宁夏地方当局之主观动机乃是聚敛财富，但由政府来组织收购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这彻底宣告外国洋行及买办控制宁夏畜产品出口历史的结束，可谓宁夏地方政府经管外贸之历史即始于此。

其四，当时宁夏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民生活。如农牧民所饲养家畜禽羊、猪、鸡、鸭等[3]（第101页）， 不仅为他们提供肉食品，羊毛、羊皮可制作棉衣[15]，更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家畜或畜产品的出售、以物换物，也有助于农牧民维持生计。

同时，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初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宁夏地方当局的经济、军事实力。当时各种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完全为宁夏地方当局控制的宁夏银行及富宁公司所垄断，并连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另据时人所见，第十七集团军基本上为骑兵，这至少说明军队中马匹的配备较多。这些均成为宁夏地方当局维护及巩固其在宁夏统治政治基础。

如上所述，我们指出宁夏畜牧业经济建设缓慢走向近代，根据上述史实指出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重要作用，绝不是过高估计宁夏畜牧业经济性质及作用。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与同期西北其他省区畜牧业相比，宁夏畜牧业建设水平与科技应用层次较低。如在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在甘肃省设有畜牧改良场、军牧场两处，有各种良种牛、羊、马、驴约共计1800头。[1]（第90辑第589-590页）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先后在陕西省设立第一役马繁殖场，另设配种站二处，免费为民马配种。[1]（第102辑第145页）另在青海专门设立兽疫防治处。但是，传统的宁夏畜牧业经济毕竟已含有包括科技因素在内的近代经济成份。这是不以当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当时宁夏畜牧业经济建设的近代化程度较低。从总体特征看，当时宁夏畜牧业生产仍比较落后，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其中有的饲养方法照沿旧习，如当时“农村一般农民，对于家畜卫生类多不事讲求”，对其所养牲畜厩舍也不事打扫，设计也不考虑阳光照射、通风干燥等，致使其中阴湿、污臭，因而牲畜易染疫病乃至死亡[12]（第70页）。加上游牧区仍是游牧生产方式，均不重视贮备冬草，补充饲料，造成严重生产损失[16]。说明当时的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对良好饲养方法倡导不够。另外，畜疫防治效果也欠佳。如对牛肺疫的紧急预防措施即属不力[3]（第108页）。而对发生严重疫病之牲畜，则更难以治疗。其中牛瘟时有发生，致使牛之死亡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据调查，1938年贺兰县通昌牛瘟死亡率竟达90%。[12]（第70页）说明当时对牲畜严重疫情几乎无法控制。而宁夏地方当局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又对宁夏畜牧业采取掠夺政策，最终致使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很快走向衰落。尽管如此，但我们仍应该看到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中所具有的新因素及其历史作用。

张天政，1962年生，男，汉族，宁夏盐池人，宁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1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及宁夏近代史研究。

[1]秦孝仪.革命文献[Z].台北，1978.

[2]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宁夏省农林处.宁夏省农政七年[M].1946.

[4]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编写组.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5]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6 [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6] 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宁夏推广站举办中宁一、二、三、四、五乡绵羊比赛会报告(1946—1947)[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档案[Z].档案号四一三671.

[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宁夏文史·2[J].1986.199.

[8]宁夏省农林处工作报告(1944年) [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Z].档案号五（1）699

[9]宁夏推广站同羊父系淤滩母羊系杂交试验第一代结果报告(1946—1947) [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档案[Z]，档案号四一三671.

[10]张载泽.宁夏省滩羊产区访问记[J].西北畜牧，1943(2).

[11]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M]. 南京:正中书局1934.

[12]宁夏省政府.宁夏资源志[M].1946.

[13] 宁夏农业地理编写组.宁夏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186

[14] 郭荣生.中国省银行史略[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9[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164

[15] 叶祖灏.宁夏纪要[M].南京.正论出版社1947 .56.

[16] 徐旺生.近代中国牧草的调查、引进及栽培试验综述.中国农史.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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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关于该时期宁夏畜牧业经济的研究，仅见胡平生著《民国时期的宁夏省（1929-1949）》（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一书，有关物产一章中，对宁夏畜群结构及畜产品种类有所提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编写组编《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基本上记述解放后的有关情况，仅在大事记中零星罗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畜禽疫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