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绿箱”政策与中国农民教育培训

[摘要]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将发生很大变化。目前的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因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而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产品质量及污染问题，入世后将更加显现。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农村城市化建设，也对农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出了崭新课题。而WTO“绿箱”政策中对农民培训和教育是有很大支持，我们大可以利用这一空间，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WTO “绿箱”政策 农民教育

一、WTO“绿箱”政策框架下，对农业的支持空间及中国农业“绿箱”政策支持措施具有的特征

1。WTO农业协议规定

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转移而来，没有或仅有最微小的贸易扭曲作用，对生产的影响很小的支持措施，以及不具有给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作用的补贴措施，均被认为是“绿箱”政策，属于该类措施的补贴被认为是绿色补贴，可免除削减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政府一般性服务，包括：①农业科研，②病虫害控制，③培训，④推广咨询服务，⑤检验服务，⑥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⑧其他一般性服务； 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 3）粮食援助补贴 ；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 (收入稳定计划)； 5）收入保险计划 ；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 7）农业生产者退休补贴； 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 ；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 ；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 ；11）区域援助计划 (扶贫支出)

“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农业一般服务，为保障粮食安全储备而提供的补贴，国内粮食补贴，单亲家庭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的政府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助，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产补助，通过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性投资性补贴，环境保护下的补贴，区域发展援助计划下的补贴。

中国若增加对农业的国内支持力度，仍须将“绿箱”政策作为主要措施。而“绿箱”政策中，农民的教育培训问题是一个有一定利用空间的方面。

2．中国农业绿箱政策支持措施的特征

绿箱政策措施总支持水平呈增长趋势 。1997年的总支持水平为1312.54亿元，比1996年增加190.76亿元，增幅为17%；1998年的总支持水平为2108.15亿元，比1997年增加795.61亿元，增幅为60.6%.1996-1998年三年的平均支持水平为1514.16亿人民币，相当于183亿美元。比较而言，1997年美国的“绿箱政策”补贴为512亿美元，欧盟为209亿美元，日本为204亿美元。中国的绿箱补贴甚至远低于这三个国家在1986-1988年基期的水平。

“政府一般服务”支持所占比例较大。“政府一般服务”约占绿箱补贴的52%，与日本（82%）、韩国（65%）、加拿大（58%）、澳大利亚（61%）、巴西（72%）等国家的支持结构类似。中国“政府一般服务”支持水平为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其中：

（1）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1996-1998年平均485.9亿人民元（59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32.1%，除低于日本（120.7亿美元，占绿箱支持的59%），比其他国家都高。

（2）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1996-1998年的平均支持水平为62.5亿元（7.6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4%.

（3）已有支持中，支持水平最低的是农业培训服务，1996-1998年的平均支持水平只有2.1亿元，仅占绿箱总支持水平的0.1%，与韩国、阿根廷的情况类似。

（4）农业科研支持。1996-98年三年平均支持水平为40.58亿人民币（4.9亿美元），占绿箱支持的2.7%.

（5）病虫害控制支持：三年平均支持水平为21.32亿人民币，仅占1.4%.

（6）检验服务支持：三年平均支持水平为14.18亿人民币，占0.9%，低于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水平。

（7）市场营销服务支持：中国尚未将此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二、 中国农民培训教育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有些地方对农民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农民只要能完成各项税收任务，不上访闹事就行了。存在这种认识，一是因为有的乡村干部感到现在经济不景气，忙吃饭问题还忙不过来，没有精力抓思想教育；二是因为部分基层干部整天忙于事务，不重视提高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对上级的政策法规钻得不深、吃得不透，教育指导群众工作能力欠缺；三是因为对农民教育的考核力度不够和指标难以量化，使得一些乡（镇）、村干部认为农民教育抓不抓无所谓，反正群众也不懂，让他们干啥就干啥；四是怕群众清楚明白了，以后工作难度更大，因而采取愚民政策，其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引起群众不满。

2．着眼点偏差。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而是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有的调子太高，把道理讲空了，讲偏了，不切实际；有的口气太大，理不在点子上，话不在心坎上，农民不入耳；有的上下一般粗，对干部和农民要求一个样，农民接受不了。所宣传的与农民所思、所盼、所求的相去甚远，因而收效甚微。

3.工作不到位。农村支部不抓教育工作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村支部常年没组织活动，不研究教育工作，；农村党员队伍素质不高问题比较突出，很难发挥骨干作用；少数基层干部自身形象不好，难以令群众信服；承担最基层农民教育工作的村组干部，既是家庭事务的主体，又是村组事务的主体，涉及到利益关系也多数采取草率应付的态度，主动抓农民教育的自觉性不高。

4． 渠道堵塞。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呈逐级弱化的趋势，贯彻上级精神、党的政策，往往是“市县作报告、乡镇听摘要、村里喊口号、群众不知道”。另外由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农民“各自为战”，很难召集在一起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传播渠道断流，思想工作断层，使上级的声音很难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农民中去。

5．阵地萎缩。据了解，有的乡镇电影院、文化站、图书馆比较简陋破旧，而到了村级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设施。思想文化教育阵地的日益萎缩，对农民教育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加入WTO后农民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1．观念问题。“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一向是以氏族村社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我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并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致使其“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农民的这种“小农”意识，与我国“人世”以后的客观要求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小生产观念由来已久。目前，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小，经营单位由改革之初的1.8亿个农户增加到现在的2.4亿个农户，户均农地规模则由8.6亩降至6亩多，不及小规模经营著称于世的日本的一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

期，有关专家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资料计算，50%小农户承包的土地总产出率中的商品率为零，农地主要作为其安身立命的生存保障；另外约35%左右的农户土地总产出率中商品率不到30%，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只有约巧%的农户土地

总产出率中商品率高于30%，而且这种分散的小生产，农产品质量不高，商品率也高不到哪里去。这种状况就必然致使我国农民的小生产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消除，这确与“人世”以后的国内外大市场的要求是格格不人的。

农业资源极度短缺，且“收成”在“天”。从资源上看，我国的人均农业资源十分有限：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足0.08公顷，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已被列为全球12个缺水国家之一。

2．市场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二是缺乏对市场的认识、了解和市场经济知识；三是市场信息匮乏且渠道不畅通；四是市场竞争主体强弱不对称。

3．生产问题

农民对农业生产缺乏完整的成本核算。在农业生产中，绝大多数农民算帐只算除土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外的生产资料投人，而对于土地的价格、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先期投人和活劳动的价值是一概不计人的。

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农村科技不发达，推广体系不完善；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缺乏对科技的吸纳能力，缺乏经营经验和管理知识；加上资源和资金的制约，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很低，同时也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很低，很难在市场上竞争取胜，更谈不上经得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农业生产缺乏科学的操作规程。其结果是，农产品质量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4．经营管理问题

农业经营主体分散，而且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是极其分散的农户，面对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规模小、效率低、缺乏竞争能力等问题将日益突出。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为农户与市场服务的中介组织尚未发育成熟，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无法同那些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的农业进行竞争。

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现行的农业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根据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农产品产加销之间、内外贸之间、产学研推之间、生产与投资管理之间等都存在着相互脱节的问题，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地区封锁、行业分割和部门垄断，很难对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及进出口进行灵活、有效的调控和管理。农产品流通不畅，垄断经营，交易行为不规范，营销手段落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5．农民素质与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 。据测算，我国种植业至多需要劳动力1.77亿，加上林、牧、渔业，现阶段农业部门就业需求为1.96亿人，目前剩余劳动力1.52亿；“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加农村劳动力800多万人；“人世”以后，将使我国一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面临直接冲击，相关生产可能还会收缩，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将有较大幅度减少。据分析，农产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国内将损失20万个农业劳动的就业机会；同时，乡镇企业处于调整转型时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下降。这些因素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

农民的素质较低而且就业主要在农业、在土地上。据调查，目前在我国农村从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15%左右，文盲半文盲占14.01%左右。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4.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农民的这种科技文化素质，显然是难以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特别是难以适应 “人世”以后的农村发展要求。由于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加上经济转轨时期城市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排斥，致使农村劳动力主要依靠农业来消化。目前，农村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约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47.4%，而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9%和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4.4%。因此，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仍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渠道。

有限的非农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滑。据有关资料分析，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5.4%，分别比农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高2个和12.4个百分点；另外，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技术素质构成也较高，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技术特长的占34.7%，比农村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高16.8%；而且外出打工者也大多是强劳动力，其中69%是男性，74%是18-40岁的青壮年。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批有文化、有技术、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家耕种的多是妇女、老人、残疾人以及文化素质不高的劳动者，致使本来素质就不高的农业生产主力军的素质显著下滑。

四、强化农民教育的对策与措施

1．建立和完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

明确目标，形成合力，增强为“三农”服务的观念和意识。统筹协调，优化结构，有效整合农业教育培训资源；要根据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世”后政府支持农业的需要，建立健全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结构优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这一体系要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龙头，以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依托，以农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为目标，以高中等职业技术院校为骨干，以省、地、县、乡、村农民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基础，有效整合农业与农村教育资源。通过这个体系，广泛开展以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的经营管理知识为中心的农民教育培训，为农业培养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要广泛开展工商技术和管理培训，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城市)转移创造条件，同时着力扶持和培养出一批农业企业家，发展示范带动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二是要明确任务，完善功能；三是要进一步加强条件建设，增强服务能力。

2．多形式分层次强化对农民的WTO知识培训

一是加强对农民开展WTO基本知识的普及性培训；二是有重点地对农村经营大户和农产品贸易管理部门与企业主的应对“人世”的专题培训；三是进一步开展对县乡两级主管领导干部和主管部门公务人员的应对“人世”的专题培训；四是要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教育培训者的WTO知识培训。

3．发挥各类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作用，按照农民需求搞好培训。

首先，加大投人，实施好各项 “工程”，切实提高农民教育培训效果 。要以实施“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农科教结合工程”、“农村电波人户工程”以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种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丰收计划、引进计•划、生态家园富民计划等项目为载体，加大投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业教育，全面提高广大农民和农技人员的科技素质。

其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大对农村科技能人和经营大户的培训力度，使其在农村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再次，因地制宜，强化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点对农民进行先进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民能尽快掌握“一技之长”，获得致富的本领。

5.加强训后示范和服务，切实提高农民对科技与经管知识的吸纳能力

一是充分利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直观感受；二是注重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培养和提高，强化其带动功能；三是加强对农民的训后服务，增强农民对科技和经管知识的吸纳能力。

6．转变农民的就业观念，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一，借助“人世”以后的产业调整，加强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入世”后，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增加，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也将扩大。根据中美及中欧达成的中国“入世”协议，中国将扩大进口美国和欧洲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多边纤维协定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逐年增加直至最终解除限制，我国可以不断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我们要围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农村劳动力开展技术和技能培训，促进其非农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二，根据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强化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需要大批高素质人口，特别是具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向小城镇聚集，使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要根据小城镇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进城劳动力的法制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缩短他们进城的“适应期”，促进农村“三化”建设。

第三，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其“终生受雇”的能力。广大农村劳动力要根据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变化，终生不间断地学习和提高生产技能，增强被解雇的承受能力和被解雇后能尽快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的“终生受雇”能力，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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