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维模式中的系统思维及其对现代管理学的借鉴价值

因此，“理、象、数通了，就能知变、通、达，万事前知了。” [14]由此可见，“万事前知”的前提就是对理、象、数的精确了解。然，理、象、数又相互交融，互成系统。每每之间都有联系，呈现出垂直结构。古人对所占卜的每一个对象都可以从理、象、数三个方面去分析(占卜)，认定考察对象存在、因何存在以及最终走向之后，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会显示出自身的一些规律，这些规律的集合就形成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经验总结及相对科学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如此。贝塔朗菲认为，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它们是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是组成有机体的物质和能量的永恒流动的表现形式。这种“发生”必然随着认知水平的深入而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它是动态的，在某一时期又会维持相对稳态。而我们的先民早就通过对自然、宇宙、环境及社会的认知对此有了注解。 3.4 《黄帝内经》中的朴素易学系统论思想: 《易经》哲学对中医有重要影响。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黄帝内经》就将《易经》的象数概念进行了最为具象的表现。曲黎敏教授在《黄帝内经.养生智慧》中对此有着最为精辟的解释，“中国的圣人为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统统采取了打比方的方法，他不去说这个概念‘是’什么，而是说它‘象’什么，在《易经》里画出卦来让你看它‘象’什么，然后去感悟真理……”[15] 中医的系统性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现代系统学的观点回头看中医的阴阳五行，我们可以发现原来阴阳五行理论，是那个没有仪器和数据的年代，用来描述系统的一种方法……和西方医学相比，中医可以说是运用系统学原理治病的科学。”[16] 《黄帝内经》观察人体和世界具有层次性。在《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总的系统，身体的每个结构为其子系统，生命自身依照道运转。同其他中医理论一样，《黄帝内经》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及功能即命运。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曲黎敏教授指出，“《黄帝内经》讲养生都是在养东方，是慢慢生发起来的一个‘象’。”[17]春天养生的结果要到夏天才有体现，秋冬亦然。这种连环的后续效应体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就是在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要做这一步时想着下一步，同时要想着前一步。”[17]更为重要的是，理、象、数还体现出一种思维方式的层次性，呈现出纵向的结构，从而使我们可以从深度上认识事物并鞭辟入里。 否卦与泰卦体现出系统论的动态性原则。《易经》卦象里的一个卦——，叫否卦，也叫阴阳离绝卦。意思是阴气下行在下面，阳气上行在上面跑走了，这样就属于阴阳离绝。该卦倒转过来就成为泰卦——，它属于阴阳和合卦，因为阴气是下降的，阳气是上升的，这样“阴阳的交合就是人体两大经脉的一种交合，所以人中这个穴位在人的身体当中就显得至关重要。”[18]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阴阳的交相互生，风水古籍《雪心赋》中云: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和阳之间，并不是孤立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相对、依存、消长、转化的关系。而所谓“否极泰来”，还传达出一般系统论中的动态性原则。 同时，《黄帝内经》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的最优结构。中国古代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是一个相生的顺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现在的五行顺序是“金、木、水、火、土”，这个顺序又是相克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既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司命之所属，中医就完全可以根据五行中相生与相克的命理治愈顽疾。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头痛未必医头，脚痛未必医脚。比如得了肝病，中医就会暂时把肝放在一边不治，水生木，水是肾，木是肝。肝病很大程度上是由肾精不足造成的，所以就会把肾水固摄住，让肝精充足了，肝病自然好起来。这种最优性组合以及系统的诊疗方式就很好地阐释出系统论中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的原则。与理、象、数所体现的纵深思维模式不同，五行各要素之间呈现出一种平面交叉互动的系统论模型，阴阳则贯穿于整个事物运行的始终。这种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大系统观，它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理想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思维模式，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强调的“和”的核心思想。而这种“和谐”的大系统观就是一种充满动态平衡的最优结构。 中医中还具有协同性。古代的中医将肺和大肠两个器官视为相同的系统，称为“互为表里”。吴清忠在其所著《人体使用手册》中将中医中系统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肺与大肠互为表里的情形也发生在心与小肠、肝和胆、脾与胃、肾和膀胱。这种‘脏腑互为表里’的归纳方法，把原来的十个器官减少到五个体系，人类系统分析诊断的复杂程度立刻大幅下降。这样也有机会用五行中的五个元素，来描述所有脏和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19]表里是指身体部位而言，表和里相对而存在，如同阴阳的相对存在。按照阴阳划分，表属阳，里属阴。“互为表里”就是一种能够体现系统论归纳方式的科学范式，在一般系统论那里，这种范式可以有效规避“重复发现同样的原理”的弊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具有原始朴素的系统论观点。它通过理、象、数，阴阳和五行鲜明展示出系统论的基本特征——动态、平衡、层次、因果。这些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在把握自然、察知世界中形成的认知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思想模式，它对于我们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 企业管理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企业管理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取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效率。企业经营是指以企业为载体或经济组织的物质资料经营，是指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而运用经济权力用最少的物质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产品的经济活动。 《易经》的系统观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经营是管理的方向，管理是使经营的目标更易达成。经营和管理相辅相成，经营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管理是为了更好的经营。经营对外，属阳，管理对内，属阴，它们体现出鲜明的阴阳观点。比如一个企业出现问题，就从经营和管理两方面去分析问题，这就是管理上的阴阳论。 现代企业存在问题无外乎管理、经营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绝对的分界并不明显。比如经营活动中，销售出现问题往往不仅仅只是体现在销售上，很可能是因为管理出现问题，管理的问题又可能是由于生产活动、营销活动、供应活动、财务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等一系列企业经营活动引起的。这就提醒企业管理者:在企业运行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交叉性和相互间作用，这就是管理学层面上的五行分析。 在对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后，进入问题的核心分析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对营销基本情况的分析，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理;其表现是在哪方面——象;再进一步，我们可以通过对客户数量、客户质量、客户地域分布、客户新的变化等数字性分析全面把握营销问题的实质，揭示出问题的真相——数。 综上，通过运用阴阳、五行和理、象、数对企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从内部产品与开发、供应链管理、渠道建设、应对竞争者方案等来对营销结果产生影响，从而找到企业管理问题的症结，并最终予以解决。 4 现代系统思维方式中的中国元素 易学并非东方哲学所独享。近代文化交往尤其是后期殖民战争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将东方哲学传播于世界。西方世界也曾经掀起“易学热”。邹学熹在《易学易经教材六种》一书中指出，欧洲的爱因斯坦、莱布尼兹、李约瑟都从科学方面，(对《易经》，笔者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和实事求是的肯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了十一个公式推算时空相对增减之数，据蔡福裔《河洛考》的资料，爱氏曾将河洛数理结合相对论推衍，受到很大启发。他从对中国“罗盘”感到惊讶，到场论结束，都对中国易学感兴趣。如爱因斯坦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托的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写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易学、医学和数学都系统地作了总结和正确地作出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取得胜利之所以可能，……这就是达尔文、弗莱则、巴士特、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时代。当这个时代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一系列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