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 正 文】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1776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5《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 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488《列传·忠义》。）， 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注：《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 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

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注：我们认为，康熙《四川总志》取材于地方文档，户数较为可信；《清实录》所记康熙十年户数似应为丁额较为合理。）。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顺治十八年）应有约50万人（注：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9～155页。）。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这一结论经常被引用，例如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69页，中华书局，1993。）。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76980 民户（注：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5页。）， 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注：例如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 万之间（注：参阅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41～142页， 所引《明史·地理志》资料，折算明代四川户口比例为6.8～12； 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446页，所引清代四川方志资料， 康熙六年资州户口比例为7，江津户口比例为8.7，兹取平均数。）。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每年约二三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见表中人口数字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据现存资料记载，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注：民国《安县志》卷26《食货·户口》。）。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注：光绪《乐至县乡土志》《户口》，民国元年刻本。）。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著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注：民国《苍溪县志》卷9 《食货志·户口》。）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狝，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注：民国《云阳县志》卷9《财赋》。）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 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 徐善调解之， 不数月“四境晏然”（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官志·政绩》。）。 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6 《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 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350余户”（注：道光《蓬溪县志》卷8《户口》。）。 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注：清代四川五道的划分如下：松茂道辖成都、龙安二府，松潘厅、茂州、绵州及属县；川东道辖重庆、羡州二府，达州、忠州、酉阳州及属县；川北道辖保宁、顺庆、潼川三府；永宁道辖叙州府、建武厅、泸州、资州及属县，雷波卫、黄螂所、九姓司；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州、邛州及属县。）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289.65万， 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 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著，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 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 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 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 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 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 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 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129.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著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 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 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 ”（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743088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注：该资料从乾隆十八年叙起，则“原报”当为乾隆十七年之前，此姑按十七年计；另据《乾隆会典》卷9 《户部·户口》载：乾隆十八年为750785户（见梁方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1 页）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654160户（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乾隆元年新旧户数与流寓户数之和。），增长13.5％，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8.5‰，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 ‰～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注：15‰～20‰为中等水平自然增长率，人口约50年～35年翻一番，平均每年净增长约2％～2.8％；如按8.5‰的净增长率，大约要118年才翻番，这是极不正常的，除非经历战争或饥荒。）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 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6374户，平均每年流入仅2000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4000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7。 ）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5。 ）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注：《清高宗圣训》卷80《乾隆三十年谕军机大臣》。）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著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 四川各督抚， 令其妥协办理”（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4。 ）。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 327万人（654160户）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778 万人（注：乾隆元年人口数按1:5折算，户数资料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4《户口》； 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40年间，人口增长约1.4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100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川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 人（注：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户口》，不包括番户，以便与前对照。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为嘉庆十七年统计，恐误，因卷中含嘉庆十九年户籍资料。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2页， 载嘉庆十七年四川人口数为21435678人，册出《嘉庆会典》卷11，可资比较。）。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如下：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 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长6.4倍，而每户人口却从4.7 人（或5人）减少到4.1人，（注：4.7人 ／户系按乾隆元年丁额户数折抵明代丁额人口比例310万计算，与5人／户相差不多，故也作旁证，推算方法误差不大。）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3.3％。乾隆元年以327万人计（5人／户），80 年间增长到1674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420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注：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 因移民家庭一般不足5口，多数仅2口～3口，上表统计也反映出这种趋势。）。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100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 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320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206％。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12.8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5000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155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 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嘉庆二十年前），四川移民即达420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 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