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惯习”与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惯习”作为一个内化于个体自身的性情倾向和存在于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的各种思想、观念、意识、态度等要素的总和，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视角，一种研究方法来对社会福利、福利文化进行研究，从而找出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的路径，以及探讨社会福利更深层次，更为核心的问题。

[关键词]惯习 福利思想 场域

在注重人力资本发展、在不断提高社会公民生活质量的今天，在日益追求生活品位的现代社会，“社会福利”已愈益受到公民的重视。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在孔子时期就被提出，渊源久远，在当时也颇具影响，但是因种种因素之影响，其发展仍显迟缓，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相比较而言，并不完善。

“社会福利”这个名词，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大部分人并不陌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不仅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它不仅保障物质生活需要，还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给予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使其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

一、如何研究社会福利思想——“惯习”的特质

综观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思想，根据其历史演变、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伦理道德思想等背景的研究，其福利思想、福利制度的制订都是“惯习”的指导与牵引。

“惯习”这一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他认为，“惯习”高于理性，因为它兼顾了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谈论“惯习”就是宣称个体、个人、主体都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理性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人类思维在社会性方面是受到限制的。正如我们认识的社会福利思想一样，它不能是绝对的感性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理性，因此，只有“惯习”这一理论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解读与诠释。

布迪厄的“惯习”观认为：“惯习”是随着个人不断接触的社会境况，经过日积月累而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的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的社会环境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形塑的惯性和外在现实约束的痕迹。

个人是社会最小的组成部分，个人形成组织，形成社会，由个人的感知与渴望滋生，逐渐形成组织的要求，最终由国家立法保证，社会的制度形成并依法实施，经过实践的洗礼，这种个体的要求，个体的性情倾向即“惯习”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大，要求日益紧迫，进而形成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要求，即形成“社会惯习”。并且“惯习”是随着实践的环境而改变的，正如布迪厄在解释“惯习”与“场域”的关系时指出：“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歧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可见，“惯习”受“场域”的制约，福利思想自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把握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只要从它的思想高度出发，把握它的核心思想——它的“惯习”观，就会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初始及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二、研究社会福利的思想——“惯习”的主旨

社会中应存在怎样的福利制度，这些福利制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作用，这些往往都是受个体的需求，政府的政策，社会的思想而决定，然而这些思想与准则并非一成不变，凝固冥化，而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客观物理变化而改变。以布迪厄的“惯习”观出发来探究这一理念，恰到好处。布迪厄的“惯习”所指的不是个体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布迪厄强调“惯习”一词的关键是“禀性”。个体禀性的形成，是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化的结果，我们正是在尊重个体禀性的同时，遵循社会化的规律，遵循社会发生发展的法则，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形成社会福利思想。

不论是社会学家所认为的，社会福利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以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均衡地发展；还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社会福利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是政治学家的社会福利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保证政治秩序，再或者是法学家们所说的，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福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等，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受何种理念支配，其均可归根于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受当时的“社会场域”所制约，所驱使，既有历史的继承与摒弃，又有随当时“社会场域”而重新建构的思想和理念，进而建构其社会福利制度，其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被认为是“福利思想”，其形成可以被认为是“褔利惯习”的支配与主导。

“惯习”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性情倾向、思想观念是在实践中获得，持续不断地发挥各种实践作用，而且又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惯习”这种主观与客观并存、实践与理论并存的特殊理论，是一种颇具意义的理论，并十分有助于应用到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之中。

三、研究社会福利思想的意义——“惯习”的品质

在研究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模式中，很多学者采用福利意识形态作为分类的标准。很明显，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其福利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观念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简单地说，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福利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福利思想明显地体现出阶段性、具体性和微观性，而这恰恰与“惯习”的品质相通，相融合。对于“惯习”的明晰理解就是“惯习”是铭刻于身体之中的、成为一种塑造某种倾向、某种理念的本能技能，并深受实践的制约与导引，是典型的本性与实践相融、相协调的知性理论体系建构，智性的实践体系生成。它具有主动生成性，能够即时把场域或周围环境中的新因素纳入自身，从而进行调整和重塑自身，并重新建构实践对象，作为外在社会性在体内的积淀因素，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操作行为和操作技能。

社会福利思想的不断演变与进步，体现着“惯习”的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要求而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创新，是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最基本的“惯习”。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重建是当下中国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统和现状，并与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相比较，从“惯习”的品质出发：从微观上以人本主义为准则，充分考虑个人的实际需求，以最大能量地满足个体需要；从经验上以实践为立足点，抓紧抓实，以点至全，做到全面而周到；从宏观上以社会进步、经济增长、提高全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晰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惯习”，使人们能够深刻了解和解释社会世界，构建适应中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制度。

［1］丁建定，魏科科.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11.

［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2.

［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48.

［4］ 毕天云.福利文化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