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和谐社会

[摘要]：本文通过观察福区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长达八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探讨权利平等性是国家与社会协商民主的主要前提、权利正当性是两者互相赋权的主要条件的现实路径。草根商会通过自身偏好转换主动接近国家，以民主协商方式扩展自身合法性，从而在维权活动和政治参与方面更具有实效；国家通过主动转换偏好接近社会，在政策制订和社会动员方面获取更广泛社会认同。国家与社会通过协商民主，相互赋予对方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权利，以有效避免潜在的冲突。

[关键词]平等性；正当性；协商民主；相互赋权

一、问题的提出

1、冲突：草根商会对政府的“忧虑和担心”

改革开放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型政府，向着服务型政府不断进行角色调整和功能转换。然而，社会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时代浪潮似乎一浪紧过一浪地冲击着旧有观念和传统思维：政府到社会这种单向线型的服务型理念，尽管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但一定条件下也会引发国家与社会潜在的冲突。南方市福街草根商会的兴起就是这样的实例。

南方市成为特区之前，福街[①]属于金州地区宝安县金城公社的一大块农田；1981年成立特区后，1983年它划归北埗工业办事处（1984年易名北埗管理区）。

“福街所在地方，原来叫北埗管理区，那时还没有福区区，福区区是1990年9月时成立的。当时的北埗管理区，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中央把中央部委的一些企业迁到这里，划拨土地给他们。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的成本不断增高，他们搞不下去，就大多迁到关外了。而厂房就租给了一些商家来经营。”[②]

慢慢地，计划中的工业加工区开始了向商业经营区的第二次转型。

“当时，政府不看好这一块商业街，不乐观。福街是工业厂房，后来97年允许改成商业用。当时顺电因不批改造为商业用区而停了三个月。执照办不了，商家通过关系疏通才能被批准。政府的主导思想不支持，他们的想法是把商业中心迁移到市中心。万佳是94年9月份进入福街的。顺电是94年4月份进入福街。万佳仓储式模式打破了传统，租下华联发的仓库，大概是在下半年。当时就有人怀疑万佳能否成功。万佳95年4月开张，带来了人气。其后，很快，其他商家，如国际电子城等也来了。赛格、万佳、女人世界都很红火。95年底，这条街开始初步形成，96年大发展，97年膨胀起来。顺电、国际电子城、女人世界、万佳在94年到95年期间打下了底子，96年大家开始来了，97年大家开始抢了。这才基本形成了商业街。”[③]

福街所在区域的第一次转型，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方案，由原来农耕区转型为“三来一补”工业区。但工业区的远景规划没有如期实现，却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强力下，第二次转型为经商做买卖的商业区。“国”字号企业大规模撤向关外后，出人意料的景象出现了：清冷的工业区突然热闹起来，大批没人要的闲置厂房成了“抢手货”，只有一条9路公交车的街道人流急遽暴涨。的确，这条街诚如其名，实在是“福”气冲天：厂房业主无所事事却日进斗金，政府不“筑巢引凤”却招来巨商大贾，政府投资不多而税金却扶摇直上。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福区政府对福街商业奇迹的既成事实形成了共识，由开始不批准经商、后来任其发展，终于转变为积极引导。福街商业街改造工程也由此挤身市政府1998年“为民办实事”十件好事之列。

“当时的福街那条街啊，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几栋厂房，虽然连成了一条街，但是那确实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啊，它显得陈旧。来南方以后，在我的任期内，应该是在公务员的这个队伍里面，后来我到公务员队伍里面，最耗的几年，就是从事了南方市福街的商业改造。哎，大概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噢，大概就是1998年的6月，就开始进入组织落实。它的思想落实应该是在1998年的3月或年初。真正开始，从组织上组阁、组班子是1998年的6月。”[④]

改造福街的善举，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富民“计划”。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政府做好事老百姓感动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想到有什么麻烦？事前也就没来得及再征求商家业主的意见。但是，问题偏偏就出在了这里：商业街是自发的私营经济膨胀而来，改造前并没有没有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在这里，业主、商家和顾客之间已经习惯于约定成俗的游戏规则，现在政府一期改造工程要强势介入，一下子就要打破既有的利益生态平衡。原来一盘散沙成天想着怎么赚钱的业主商家停下手边的“生意经”，十来家主要大商场的老总们自愿地联合起来，以发函的形式向区政府“反映情况”。

“我们这个福街联谊会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有顺电啊，有金总，有我。我们有个想法，就是开始我们，嗯，没有成立联谊会。开始我们就是一种聚会性质，聚会性质。从98年开始，我们以一种聚会形式，大家互相交流的形式，来轮流坐庄。每个月，比如说，我们所有参加的商家，啊，那么轮流坐庄，一二十人，互相大家经常交流，各商场各单位，他们目前的一些状况，就是互通信息吧。然后呢到那个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牵涉到福街第一期改造。就是政府98年开始吧，就是南方市为民办十件好事，其中就有一个福街的一期改造。我们大家就迫切地认为我们要组织起来。一方面，好维护我们每个商场的正当利益；第二个方面呢，就可以配合政府的各项一些行动。啊，对福街的规划。另外，就是我们的宗旨是，大家互通信息，互相帮助，互相提高。”[⑤]

福街草根商会从要求和政府商量紧急问题的初衷出发，在政府推行“为民办实事”的“计划”中，就这样自发产生了。当时来福街创业的经理阶层，大都有创业精神，知识层次也较高，他们对于“非法”集会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所以活动仅限于“互通信息，互相帮助，互相提高”。

“福区区政府各位领导：……最近，区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向福街部分商家初略地通报了商业街改造方案，并准备年底前动工，但我们认为，实施方案中有些很不妥之处，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忧虑和担心，觉得有必要及时向区政府领导陈述，希望区政府领导慎重考虑。”（以下正文约万余字系具体意见，故略不详）[⑥]

第一封赫然文字署名“福街商家联谊会”[⑦]的准公函，就这样矛头直指当地政府首脑机关，发出了沟通对话的请求。

2、理论：国家与社会在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民间组织一崭露头角即引起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有的从族群角度研究沿海地区传统民间组织的兴起（David Faure ，1986：71），有的则从合作主义角度直面中国民间社团的新现象（王颖等，1993：85-125）。这些研究逐步引发学界从民主价值和管理模式两个主要角度，展开一场理性界定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完善国家统治方式的学术讨论。

首先，民间组织引发了学界对民主价值的再思考。一是国际学界方面。代议制民主制度无法容纳草根组织。草根组织在某些场域具备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甚至行政合法性，但因缺失合法律性而委身国家权威（高丙中，2000：100-109）。另一种传统民主范式即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Bessette，1980：102-116）允许草根组织在交往行为中与其他权利实体包括政府机构产生互动关系。“权力对象说”强调，权力并非国家所独有，甚至不局限于合法社团之域；权力可以扩大到一切同行使权力有关的种种形式，人们只有通过对社会互动体系的描述才能揭示其中存在的影响、力量和权威（莫里斯·迪韦尔热，1987：15-16）。毫无疑问，权力之于国家与草根组织，在道德与规范基础上享有天然平等之地位。按照李普塞特的理解，在民主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会发生磨擦甚至冲突，正是这一点才能构成（协商）民主的基础。有分歧，才能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求得统一与协调；在有限度分歧基础上，通过交往理性和协商民主才能重构社会“和谐”（唐士其，1998：1）。因此，国家与社会可以通过偏好转换而非偏好聚合，在对话协商中将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1989：123）。“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商议性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 ）意在揭示“内在于法律本身之内的那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以克服传统法治国危机（哈贝马斯，2003：358-409）。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注重共同体内多向度的协商机制，以此达成相互妥协、承认、一致，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斯托克，1999：19-29）。协商民主是潜能巨大的治理形式，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Valadez ，2001：30）。二是国内学界方面，同类思潮也彼伏此起。如受中共十三大报告影响，有学者曾提出协商对话制度概念（郑杭生，1988）。此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方兴未艾：沟通与对话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有利于及时准确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具体要求；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监督，有利于提高中国开放社会的国际形象（迟福林，2003）。

其次，民间组织的兴起还引发了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一是国家中心论，即国家根据自主理性在推动民间组织成长中发挥主导作用（Evans 、Rueschemeyer &Skocpol，1985），国内新权威主义回应了此一路径的学理诉求：政府利用国家强制力加快经济发展以获得政治权力（吴稼祥，1989）。但有学者反思：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摧毁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同时，社会领域却‘从无到有’地建设社团计划管理体制（康晓光1999：12）。二是社会中心论。呼吁限制国家行动范围，创造一个具有实质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John Keane，1988：51）。此零和博弈（Migdal，1988）学理对中国民间组织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如清末民初民间商会对公文程式抵制事件即是一个例证（朱英，2002：384-410）。三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论。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国家与社会双方均主动要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Salamon ，1994：16-39）。因为国家与社会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并不断处于适应当中（Migdal，2001：57）。19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主流转向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形成国家行政能力强大、社会组织富有活力的新局面（顾昕，2004：65）。因此，“要创新恰如其分的运行机制，以使国家权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沟通渠道制度化。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乐观结局并非就是理所当然的前景。他们能否抢抓难得的政治机遇，构筑良性的结构性相互赋权，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关键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的精英人物能否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是否深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Wang Xu ，1999：246）

那么，发展中国家“恰如其分的运行机制”在哪里呢？本文尝试通过观察福街草根商会与当地政府长达八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探讨权利平等性是国家与社会协商民主的主要前提、权利正当性则构成两者互相赋权的主要条件的现实路径。满足这些前提条件，则会出现协商民主中互相赋权的共赢局面。

二、权利平等性：协商民主的前提

1、维权

区府制订的商业街改造方案开始不为商家所认同，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该不该设立流动商铺。政府认为，设立流动商铺，既可增加商业气氛，又能增加政府创收，是一举两得。但商家闻讯后十分震惊：

“通报的方案中，计划在福街北段，即兴华联服装天地、女人世界、顺电、男人世界等几栋大商场之间的通道上开辟步行街，加建活动商铺。据说，这些商铺准备由政府设立的商业街管理委员会或另组建某一实体实施管理。我们认为，这一方案十分不妥。如果在这些商场外墙设活动商铺，给人的感觉与商场是一整体，但实际上又不能纳入各大商场的统一管理。这势必造成经营上的混乱，场外的商铺可以轻易利用各商场几年来辛苦创造的知名度抢走商场的顾客，抢走场内商户的生意。这等于是从广大商户辛苦营造的饭碗里抢食吃，是极不公道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这必然会损害投资商和广大商户的利益，引起各投资商和商场商户的极大反感和不满。在南方零售业极度低迷，各商家难以给继的今天，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待商户经营不下去时，必然会引起福街的不安定。

福街原是比较冷清的工业区，是各商家自发地艰苦创业，才使之成为今天的商业街。市政府顺应民意，决定投资改造福街，这本是一件利市利民的好事，有利于促进福街的繁荣，从而有利于增加政府的税收。但是，看到福街繁荣了，政府通过商业街改造工程来与商家分配利益，这样的做法恐怕很难为市民和商家接受，必定后患无穷。本来是要为市民办好事，却造成了很不愉快，甚至是不安定的后果，这还符合政府的初衷吗？“[⑧]

2000年7月，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开始“办公”，之前先行成立的“福街管理服务中心”，[⑨]决定统一制作流动商铺出租，扩大有偿服务的范围。事态继续在恶化，组织起来的商家经过一番讨论和商量，决定把类似公函呈送给更高一级的市委主要领导，话语中透出更多的激愤。

“改造工程开始后，我们一直有一个隐忧，即福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一直想在这条街上加建活动商铺，并沿街摆上数百个流动售货亭。对这项决策，我们商家一直明确予以反对，并与该小组多次进行交涉，但该领导机构执意要这样做，现在已经在万商电器城门前广场摆出了数十辆流动售货车，并且计划在福街沿街摆出数百个这样的流动摊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将葬送福街且影响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的坏主意。”[⑩]

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虽然企业化管理，但主要负责人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因而它的所作所为均代表政府行为。管理服务中心坚持认为流动商铺利大于弊，大量流动商铺一下子出现在了福街。一时间，福街商业形成了两种经营格局：一种是民营商家占主体地位的大商场坚守着阵地，另一种是官方垄断经营的流动售货亭四处“游击”。

“2000年春节，服务中心没有资金来源，初衷是设立流动铺位，于大年30七点多钟才收到16万元，付给保安队8万元，补工资，第二年决定不搞了。”[11]

经过一年多时间折腾，由于商家坚持不懈的强烈反对，加上管理服务中心事后也觉得投入与产生不成比例，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此后这种垄断性的“官办”流动商铺在福街便销声匿迹。

2、沟通

2000年8月，福街草根商会进入第二个发展形态：福街商家联谊会。成立这一天，除了商家会员代表以外，区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市区新闻媒体被邀请列席大会。[12]到访“官员”如此感情投入，并非要拉私人关系；而是开展公务活动需要商界朋友的帮衬。

“当时靠经贸局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打印一个通知，我们自己派我们的公务员一家一家地去送，从福街的这个这个南边，一直送到福街的北边。送来送去，这不对呀，这种方法！不当啊！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人家送去呢要送给一个业员呀，业主呀，或者送给一个经理呀，或者送给一个朋友的。不知道啊！因为你不熟悉啊。我们就希望，最好有一个召集人，有一个代表人物，帮我们做召集啊，把我们的权力上通下达呀，嗯，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大家的想法呀。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个地点，到哪里开会，怎么弄。总得要有个说法，所以就慢慢产生了一个，希望有他们一个组织。在政府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啊，就直接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哪，一交流，他马上就可以很快的时间，这个这个很快的速度，很短的时间，把这个会议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就去表达我们的想法。然后形成一个一呼百应，形成一个召之即来，来之能开会，开会就可以办事，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们政府当中所产生的想法。”[13]

从文化角度来看，福街原来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带，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农村民间习俗和世俗力量迅速退出主流文化；新生的工业文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又被紧随其后纯粹外来的商业气息冲得烟消云散。从管理角度来分析，新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面对的是更多的外来人口、更快的人口流动幅度、更大的私人资本、更高的经济外向度等等变动因素；可以想象，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难以在短时间里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因缺乏文化积淀的支撑而难以运转自如。受政府委派到福街专门负责管理服务工作的第一任、刚开始也是唯一的政府官员黄桂芳副主任很快发现，自己初来乍到，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而已经活跃在商业街的唯一社会性组织草根商会倒是愿意帮助他开展工作，那他自然是求之不得、另眼相看。

“关草国关于成立联谊会的事，民政局不批。关把这件事向我汇报。我说，关草国的联谊会不是‘法轮功’，民政局还是不批准。但关草国的活动是反映他们的需求，是好事。我们政府控制不了全部的商家，他们零敲碎打，无法沟通。我白山军为了工作上的沟通，大力支持他们继续活动。我与民政局沟通过关草国的事，我派武敏去沟通了。民政局说，现在‘法轮功’很乱，社会团体不能搞得太多，怕与政府对抗，所以不批。”[14]

远在区府办公的民政官员没有批准，但近在眼前的福管办官员也不会去强令禁止。商家联谊会照常开展工作，还对外公开招聘了一名专职秘书，负责收取会费、安排会议、处理日常会务，总之要打点联谊会里里外外一揽子的事情。办公地点就放在儿童世界商场五楼的写字间。

“2000年国庆节，大家着急，希望通过联谊会的力量，报批展示（即商业促销）活动。我们写函反映。管委会的领导、区政府的林副区长我接触过。比如，我把有关报送的材料亲手送给林副区长，他很重视，表示支持。福管办的白主任、李主任都跟我们合作，认为这样沟通方便。同时，区里的职能部门，如经发局、贸发局、环保局、城管办等部门也和我们经常沟通。”[15]

有了专职秘书，福街草根商会的工作也“正规”起来。对内通知、对外联络都打起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的招牌，加盖“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字样的菱形公章。这无疑是向内外告白：我们代表商家，有事情可以跟我们沟通商量。

3、合作

2002年7月，福街商家协会在原来商家联谊会的基础上成立，福街商家与政府的对话协商进入一个新阶段。半年多时间后，以商家协会为主办方，以福管办为协办方，双方共同举办了颇具规模的首届福街足球赛。

福管办向上呈报的信息里记载如下：

“福街管委办、福街商家协会于3月29日至4月26日联合举办‘福街商家首届足球邀请赛’，吸引了商业街200多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加。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竞争，新大好、紫荆城、铜锣湾分别获冠、亚、季军。通过开展文体活动，既增强了商业街的文化氛围，又增进了企业间互相了解与沟通。”[16]

福街商家协会一经成立也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取名《福街商家简报》，定期发放给商家协会会员，并呈送给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第七期简报对足球赛有这样报道：

“3月29日，‘福街商家协会首届足球邀请赛’在莲花山展鹏八方足球场顺利开幕！会长白沪深致开幕词，管委会柯主任为此次比赛开球。整个赛程历时22天。”[17]

每一个会员单位即每一家大商场，一般都有近百人甚至更多的员工，组建一支足球队并不困难。福管办加上福街管理服务中心人数就没有那么多，当时他们也准备组建一支自己的球队参赛，但后来放弃了。

“足球赛这个队他们不一定能够组织得起来，都很难组织。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过来，练习的时候也要过来。到最后，实在水平太‘臭’了，他们不敢上场。但是也很支持。颁奖的时候，我都叫他们的主任来颁奖，柯主任来颁奖，他还讲话呢。这些活动呢都是我们协会来做的，独立组织的，自己搞的，经费也是我们自己的。”[18]

第一次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到了年底，他们倡议再次合办福街首届篮球赛。福管办主办的福街商业信息这样记载道：

“12月8日下午，福街管委办组织商家在鹏基广场举办‘福街商家首届篮球赛’，近200名篮球业余爱好者踊跃参加，比赛场面十分热烈。通过此次比赛，活跃了员工的文化生活，增强了企业间的了解与沟通。”[19]

根据协商，福街商家协会承担比赛主要费用。福街商家协会专职秘书在工作日记里有这样的财务记录：

“福街商家联谊会2003年12月费用收支表

一、会费

暂未收集

二、支出

1、11、12月交通费120元

2、购篮球赛物资816元

3、做比赛条幅165元

4、购药品63元

5、比赛用水73元

6、请裁判费3750元

7、请鹏基用餐600元

8、助理12月手机费300元

9、助理12月工资2200元

三、合计

11月余额：9876元

12月支出：8087元

12月余额：1789+5500=7289元“[20]

可见，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之间基于权利平等性基础上的交往与沟通，既方便了经济领域的权益调解，又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合作共事，福街和谐社区的局面已经出现。

三、权利正当性：相互赋权的条件

1、认同国家权威

福街草根商会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注册登记，他们是怎样看待注册的合法性意义呢？据了解，福街草根商会存在的三个不同的形态里，三任主要负责人都曾首先想到把它合法化。在他们心目中，只有登记注了册，才会被国家权威承认。

“97年底，这种一月一聚的活动开始形成；98年初就起草了联谊会《章程》，想正式成立这个商会。我还专门到市民政局想注册。答复说，一是没有主管单位，二是不能跨行业。否定了。但联谊会还在活动，也没说是正式成立。为了注册，就立了个章程；后来注册不成，也就不考虑章程了。”[21]

第一次不能注册，是因为按照当时1989年的社团管理办法，这种区域性草根组织找不到主管单位。

“当时，正值法轮功事件，我和关总于成立不久，就到民政局申请，局长一把手白局长接待。局长说，由于‘法轮功’的影响，批下这个协会比较麻烦，建议过一段时间再说。当时我们是自己主动去的。活动照常开展。”[22]

第二次不能注册，是因为当时社团问题比较敏感。随后，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对于社团的管理办法，一些老的合法社团尝难以继续生存，这些草根组织就更没办法注册登记了。

“福街商会以什么形式来组建？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还是福区区商会下的一个分会？对此，商家多倾向于前者。但是，在《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作为社团组织不被批准独立法人资格的理由之一。而福街商圈所在行政辖区内现已存在‘福区区商会’，那么，福街商会要登记为社团法人就麻烦了。即使福街商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参加福区区商会，也不符合现有的福区区商会章程中关于‘具有法人资格的福区区工商社团，经申请批准后，可加入本会为团体会员’的规定。因为一是福街商会受《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批准条件限制，能否取得社团法人资格待定；二是假定福街商会成为社团法人，那么再加入福区商会的必要性则大为降低，如此等等，使福街商会的组织筹建工作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应该说，此类问题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发展与原有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矛盾的必然反映，它的解决需要进行社团管理体制上的突破与创新。”[23]

这篇福管办主要负责人亲笔撰写的调查报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现存福街商家协会缘何不能顺利注册的体制性障碍所在。同时，笔者调查问卷（B ）也显示：[24]

[问8]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没有注册登记，您认为主要原因是

[答]政策条件不具备

[统计]共有47人，占64.84%.

福街草根商会虽然一直没能注册登记，但他们对于国家权威具有高度的社会认同，并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所在。后来经多方努力，福区区委、区政府赋予区总商会主管该辖区民间商会组织的权限，这一创新政策突破了旧有体制的障碍，经历八年之久的福街商会在2004年底注册登记成功。[25]

2、走出合法化困境

福区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福管办、贸发局、城管办、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对于生存长达八年之久的福街草根商会不仅知情，而且在很多涉及到自身工作事务时，保持着长期的工作业务联系。调查问卷（B ）显示：

[问1]对于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您曾

[答]经常听人说起过、曾经听人说起过

[统计]共有69人，占91.79%.

[问9]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的维护商业利益的活动，您认为

[答]对福街的经济繁荣利大于弊

[统计]共有68人，占89.47%.

福街草根商会能够在合法律性缺失的不利环境中为福区职能部门所认可，在于它通过自身活动证明，它的所作所为对于福街经济繁荣功不可没，这与政府权威的成果预期高度一致。因此，福区职能部门并不追究草根商会程序上的不合法律因素，而是根据它活动内容的权利正当性径直赋予其法定社团甚至政府职能才能够享有的部分实体权力。

[问2]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福街工程改造的讨论会，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参加过、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统计]共有33人，占43.43%.

[问3]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商家户外促销展示活动的讨论会，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参加过、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统计]共有22人，占33.21%.

[问4]福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福街交通、停车场等问题的讨论会，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参加过、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统计]共有31人，占40.79%.

对福街商家经营活动影响最大最多的当属三件事：商业街改造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现在正处于一二期工程改造的交接关口）、交通堵塞停车场严重不足等带来的商业人气问题、商家凡“展示”必审批所带来的权利问题。涉及到这三件事，也就涉及到了商家利益的底线，商家绝不会轻易让步。政府得出的经验是，凡是事前充分征求商家意见，与商家充分沟通，那么政府出台的政策就会更有效地得到实施，也会得到更多商家的支持和欢迎。福区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回避草根商会，而是主动地转换传统的工作方式和传统偏好，使预期政策更能符合实际。

“九、为辖区企业设立各类对话平台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每半年至少安排一次与辖区企业的座谈会，区政府各分管领导至少每季度也要安排一次。通过与企业面对面的交流对话，了解企业所关心的难点、重点问题，广泛征询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制定出台经济政策的基础；区信息中心应设立网上交流平台，每天将企业的意见和问题分类转至各相关业务部门，由该部门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回复，每月将网上交流的问题及处理结果汇总上报区委、区政府；区总商会要充分发挥在对话沟通中的作用，作为辖区民间工商社团的主管单位，区总商会要定期与行业协会进行沟通，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于企业反映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要及时向区政府相关部门直至区政府领导反映和沟通，以便就相关政策改进和完善作出安排，建立福区区企业经理人俱乐部，定期举办‘企业家论坛’和‘企业家沙龙’等活动，拓宽与辖区企业联系的渠道。“[26]

正是这种提倡沟通与对话的政策环境，使得福街草根商会有机会能够与政府合作共事，并围绕繁荣福街经济为核心，有效地释放出各自的潜在能量。

四、讨论与结语

福街草根商会酝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俱乐部形式（虽然也自称联谊会，但无实体组织形式）活动，其后逐步演变发展为公开与政府直接对话的商家联谊会、商家协会。值得注意的是，福区政府于1990年9月正式成立。从时间上看，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在这块全新社区里，几乎同时产生。经济上高度集中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创业者而言，除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还多少有一些印象以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意义的强制力量。换言之，国家权威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冒险家来说，抽象意义远远大于实质作用；地方政府在运用国家权威和旧有管理经验推行政策时，在这片相对陌生的新生社区必然面临较传统社区更大的挑战。陌生的民众对于陌生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输入忠诚？新生的政府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全面地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切身利益？可以想象，经济特区造就的全新社区，既冲破了传统体制和旧有文化的种种束缚与羁绊，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捷径，创造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同时，又产生了传统体制甚至是现有法律都无法解决的社会领域难题。

有鉴于此，传统体制中畅通无阻、威力巨大的政府到民间的单向线型统治模式，所体现的“我管理、你服从；我服务，你接受”式思维习惯，在福街这一新的权力场域并不能起到百试不爽的惯习作用（布尔迪厄，2004：3）。新的场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惯习，即通过使多元行动主体在互相影响中互动的治理方式，来创造所需要的规范结构和道德秩序（Kooiman，Van Vliet ，1993：64）。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确是潜能巨大的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它预示着国家能够凭籍交往的平等性权力和正当性权力，在发挥国家权威方面中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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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Society：Deliberative Democracy Accompanying Mutual Empowerment

——Illustrated by the Grass－root Organization of Commerce in Fu Street，ShengzhengC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eight-year-longmutual action between t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Fu Street，this thesis triesto study the governance of democracy during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mutualempowerment ，and the indication the theoretical route of the co-winning between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during the mutual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equabilityof 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FuStreet has transformed their partiality and approached the Fu District governmenton their own initiative .It is more effective for it to take part in both the social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developing its social legitimacy to political whichoriginated in the morality and regularity to the administrative ones through theway of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Meanwhile，according to the justification of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Fu District government has transformed theirpartiality and approached the 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It also has got so muchmore social identity to make the policy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at it can counteractthe weaknesse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legality on morality and regularity whichhas been politicalized through the way of mutual empowerment .

Key Words ：

the equability of 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the justification of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 ，mutual empowerment

（注：已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作者联系方式：

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00871

E-MAIL：hltq8388@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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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庆，男，安徽宁国人，1965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二站）政治学博士后、社会学系（一站）人类学博士后，副教授。本文写作分别得到：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项目（05JA84001）资助；2）政治学博士后合作导师谢庆奎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4）和（一站）人类学博士后合作导师高丙中教授主持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社团组织研究”（02JAZJD840002）支持。

[①]本文是在对南方市某区某商业街草根商会的田野基础上，对所整理资料的初步分析。本人在该田野期间和其后写作期间，得到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商业街草根商会三届主要负责人、有关人士的鼎力相助，以及笔者合作导师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深表谢忱。为便于表述，取学名某商业街为“福街”，南方市某区为“福区”；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学名。

[②]摘自2005年5月11日上午电话采访南方市福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福管办）协调部部长武敏女士的通话记录。

[③]2004年9月29日采访仁东建（原女人世界总经理、福街商家俱乐部召集人，现为港澳购物城总经理。福街商家俱乐部，即笔者统称为的福街草根商会的第一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为1998年7月末开始的俱乐部形式，采取不收会费，轮流坐庄议事的方式，召集人是女人世界常务副总仁东建。第二种形态为2000年8月25日开始的福街商家联谊会形式，采取收取会费，招聘正式工作秘书，每月一次定期议事的方式，会长是女儿国总经理关草国。第三种形态为2002年7月成立的福街商家协会，会长是顺电常务副总白沪深）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福街商业街北京菜馆北海厅。采访编号：BJ——15.

[④]2004年9月24日下午采访沈北立（原福区贸发局副局长、首期福街改造办公室副主任，现已退休，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录音整理资料。采访地点：南方市敏于行律师事务所沈北立办公室。采访编号：BJ——4.

[⑤]2004年9月26日上午采访关草国（原福街商家联谊会会长，即福街草根商会第二种形态时的主要负责人，现为福街万商集团的总裁助理）的录音整理资料。采访地点：万商电器城会议室。采访编号：BJ——6.

[⑥]摘自1998年12月8日福街商家联谊会给福区区委、区政府领导的一封信——“福街商家联谊会对福街商业街改造的几点意见”，南方女人世界购物广场、南方万商电脑城、南方天高国际电器城、南方金斯泰国际电子城、南方新大好时装城、南方男人世界购物广场、南方大百汇国际商业城、南方兴华联服装天地（以上均加盖各商家公章）；福街商家联谊会（当时并无正式的联谊会，只是俱乐部形式；福街商家联谊会系2000年8月正式成立，故此时无联谊会公章）。采访编号：GH——28.

[⑦]笔者注：其实当时这些商家只是“轮流坐庄”俱乐部式松散型的准组织状态，直到近二年后的2000年8月，才召开了“福街商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他们为了壮壮声势，第一次跟政府对话时，尽管没有刻印公章，但还是打出了“商家联谊会”这面大旗。这说明，尽管当时形成自治组织条件不具备，但他们的组织目标早已明确。

[⑧]摘自1998年12月8日福街商家联谊会给福区委书记刘顺的一封信——“福街商家联谊会对福街商业街改造的几点意见”，南方女人世界购物广场、南方万商电脑城、南方天高国际电器城、南方金斯泰国际电子城、南方新大好时装城、南方男从世界购物广场、南方大百汇国际商业城、南方兴华联服装天地（以上均加盖各商家公章）；福街商家联谊会（当时并无正式的联谊会，只是俱乐部形式，福街商家联谊会系2000年8月正式成立。故此时无联谊会公章）。采访编号：GH——29.

[⑨]“1999年7月成立了‘福街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这是一个在编的事业单位，只有白山军主任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其他招聘人员完全靠自身经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这种体制不健全的。如，我和其他聘用人员采取维护广告，召办各种推销活动的形式争钱，体制不顺。”2004年11月22日上午采访武敏（福管办协调部部长，也是自服务中心成立一直在岗的部门领导）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武敏部长办公室。采访编号：BJ——24.

[⑩]摘自1999年（此信没有注明具体时间，推测为在市为民办实事决策第二年、设流动铺位之后）福街商家联谊会致市委主要领导信。采访编号：GH——31.

[11]2004年12月15日下午采访武敏（福管办协调部部长）。地点：福管办武敏办公室。采访编号：BJ——69.

[12]摘自2000年8月25日《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大会会议议程》“……领导讲话。1、红荔派出所李所长讲话。2、福区经贸局马副局长讲话。3、技术监督局俞副局长讲话。……附部分参会签到人员签名笔录：区经贸局副局长马界凡、区经贸局右文富、区经贸局华右水、区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创建办副主任俞大海、福街服务中心主任白山军、红荔派出所李月草所长和杨强如王军两人、南方特区报、南方晚报、南方电视台张晓东谢立新、南方都市报宋雨虹……）”。采访编号：ZZ——1.

[13]2004年9月24日下午采访沈北立（原福区贸发局副局长、首期福街改造办公室副主任，现已退休，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录音整理资料。采访地点：南方市敏于行律师事务所沈北立办公室。采访编号：BJ——4.

[14]2004年12月21日下午采访白山军（福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福街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福街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白山军主任办公室。采访编号：BJ——79.

[15]2004年9月29日下午采访云雨俊（原福街商家联谊会第一任正式聘任秘书）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福街商业街北京宾馆咖啡厅。编号：BJ——14.

[16]摘自福区政府在线-福街信息（2003-05-08）：福街商业街信息第3期（总第3期），‘福街商家举办足球赛’，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采访编号：GF——66（2）。

[17]摘自《福街商家简报》第7期2003年3月29日刊出，福街商家协会主办。采访编号：JB——8（2版）。

[18]摘自2004年9月21日下午采访白沪深、文山木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福街北京菜馆香山厅。采访编号：BJ——1.

[19]摘自福街商业街信息第8期（2004年1月13日总第7期）南方市福区福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福街商家举办篮球赛。采访编号：GF——70（2）。

[20]摘自采访编号：ZZ——54.

[21]2004年9月29日采访仁东建（原女人世界总经理、福街商家俱乐部召集人，现为港澳购物城总经理。）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福街商业街北京菜馆北海厅。采访编号：BJ——15.

[22]2004年9月29日下午采访云雨俊（原福街商家联谊会第一任正式聘任秘书）的录音整理资料。地点：福街商业街北京宾馆咖啡厅。编号：BJ——14.

[23]柯家凡、武敏，2002年9月28日，“政府与商会：福街商会筹建中若干问题的探讨”，采访编号：GF——58.转引自[因特鹏南商俱乐部]www.interhoo.net ，2004-5-13，15：54：33，“南方第二次腾飞须借第三推动力——关于大力发展民间工商组织的建议案”。采访编号：XW——19.

[24]本问卷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当地政府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何以承认并支持福街草根商会的理由。对象主要是福区区有关职能部门，有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关公安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主要经办部门的科级领导干部32人；其他相关部门、从事福街管理服务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44人，两者合计76人。大部分问卷是进行个人访谈时当场发放的，因为总共只有9个题目，且都是单项选择，所以费时不多，几乎都能当场收回问卷。约有20份左右的问卷（主要指专门负责福街一带城市管理工作和交通工作的女子执法队、市交警大队五中队的问卷是委托其负责人发放并回收的。）采访编号：DY——3调查问卷（B ）。

[25]福区政府在线，2004年12月3日。“福街商会正式挂牌成立：12月3日，我市首家区域性商会——福街商会正式成立”。采访编号：GF——72.

[26]摘自南方市福区人民政府公报2004年第6期（总第10期）（2004-06-18）。福区人民政府印发《福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政府与辖区企业对话沟通制度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天府〔2004〕30号）（P7）。编号：GF——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