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厦门对话与中国民主思想的开端刍议

国内学术界谈论民主，已经百余年了，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术对话平台。比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大家还谈不到一块儿。有将言论自由当作民主的，有将领导者倾听群众意见当作民主的，有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当作民主的……；有的说“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1有的说周秦以后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有的说晚清洋务运动有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中国才有了民主思想……南腔北调，不一而足。

即使在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民主概念也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辩论，结果是理性主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被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约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遵循熊彼特的传统，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用这个概念既可以评判现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笔者系心民主开端问题已经十余年，就材料、知识所及，略陈管见，难免贻笑大方。本文拟以熊彼特的严格概念为参照，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时空坐标之中，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精神，作出假设：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中国历史，均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这数千上万年的历史中，既无民主思想，更无民主政体，是民主史前期。4《易纬》“上者专制，下者顺从”5的表述，概括了中国的核心专制思想。所谓“原始民主”、“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之类，不过神话而已。中国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母体的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始知通过竞争选民手中的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他5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瀛环志略》，推崇西方民主价值体系。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创造了“权利”、“民主”、“君主”等民主话语体系。上述两书分两步，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开创中国民主新思维。黑暗的皇家时代，出现公民时代的曙光。民主思想入中国，不过160年的短暂历史。

徐继畬和雅裨理的生平

徐继畬（Xu Jiyu，1795.12.4-1873.3.30），山西五台县人，字健男，号松龛，早年师从将《石头记》增补为《红楼梦》的高鹗作八股文。道光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浮沉宦海43年，任编修，转御使，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 ，次日擢浔州知府。6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员，奋勇抗英。道光帝叠加召见，倚之为长城，战后升任广东按察使，处理战争善后事宜；1843年调福建布政使。五口通商章程初定，以“久任福建道员，曾任广东臬司，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成为钦派专员，专心经办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7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任，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兼署总督。刘韵珂曾上奏：“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以为已有也。”81848年版《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民主化浪潮风行欧洲、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重大史实。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丰帝登位，福州巨绅挑起神光寺事件，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均不安于位。次年春被召回京，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9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吏部追论继畬在闽抚任内军台犯官逃脱未报，请议处，罢官归里。其《瀛环志略》在中国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则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维新。太平军北伐，命继畬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规律，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同治元年回民、捻军起义，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山西各府州团防。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五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六月补授太仆寺卿。10六年正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受挫，日歔欷不自得。11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热情洋溢致辞，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 “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预言民主制度在时空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12七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八年二月（1869.3）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同治十二年值继畬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卒。美国学者称他为世界公民，而他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曾在给咸丰的奏稿中调侃：“奴才生平没有出息，不会赚钱，单爱坟前立的那个石头，刻上些兼满、蒙、西洋三体合成的那唐古忒的些字，甚是别致。”13

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6.12— 1846.9.4)祖籍阿姆斯特丹，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城。1823年毕业于该城皇后学院，立志献身传教，入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就读。1826年毕业后到纽约雅典村任牧师，肺、心等病从此困扰终生。1828年到西印度圣约翰岛布道，次年回纽约。适有美国在华贸易商人奥利芬特得知广州有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的筹设，鼓励雅氏前往工作，捐助他一年生活费用。雅氏与裨治文牧师(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于1828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前赴广州，次年3月25日抵华，二人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教士。其时西方首位来中国大陆新教教士马礼逊（明末即有荷兰新教教士到台湾）正在澳门、广州，对两位美国教士至为热诚，并介绍华人教士梁发相助。雅氏身体欠佳，未及一年就转赴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获英国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接待，深受麦氏感动，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1831年6月到新加坡，与英国汤雅各牧师乘船，到曼谷传教，以派发宗教书册和医疗药物接触华人，及暹罗官员、亲王、僧正。1832年返新加坡，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育、翻译、印刷成就，使雅氏深受鼓舞。雅氏因病于1833年5月离新加坡回美，途经英国、法国、瑞士等地，均到教会访问。1834年返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教士，深得各教会热烈欢迎，应邀前往各神学院、礼拜堂、妇女团体演说，言论轰动一时。雅氏1838年10月17日与应邀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校长的勃朗牧师(Samuel R. Bromn 1810-1880)再度来华，次年2月到澳门。逢林则徐广州禁烟，雅氏与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美国教士留在澳门，藉机学习华文。中英爆发战争，1842年2月7日，雅氏与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am J. Boone 1811-1864)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曾到同安传道。6月文惠廉的妻子、麦拔莱夫妇、甘明医生(Willam H. Cumming)同到厦门。厦门官员宴请了这些外国教士。11月美国长老会的合文(James C. Hepburn 1815-1911)也来厦门，后到日本，是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创人。雅氏1843年10月到漳州漫游。1844年1至2月，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的翻译，与徐继畬认识并多次对话。同年5月又与徐氏促膝交谈。这年秋、冬，他两次到香港调息，又返厦门。11月到金门勘察。同年夏，获新泽西乐泽学院颁赠荣誉神学博士，表扬他在中国传教的成就。因病情恶化，于1844年12月9日离厦门。次年1月从香港启程，4月回美国，于1846年9月4日病逝于他的出生地。2004年是他诞辰200周年。14

厦门对话的历史记录

160年前，徐继畬在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谈判的场合，认识了“西土淹博之士”雅裨理，进行了历史性的厦门对话。自称“曾为史官”、有地理考证爱好、又因鸦片战争中西方和中国的强弱悬殊而深受刺激的徐继畬，与雅裨理这位西方学者、旅行家的连续对话真是天缘巧合，双方对此均很珍视。双方的原始记录，及事后不久的中英文出版物，又幸运地保留至今。

1997年，美国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带领笔者到雅裨理母校新拔兰士威神学院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康斯菲劳德院长(Dr. Norman J. Kansfield， President)和图书馆长布拉克女士(Mrs. Marsha J. Blake)接待下，有幸获观雅裨理1843年至1844年的日记本原件，以及雅裨理带回美国的袖珍中文手写本《金刚经》等遗物。布拉克女士还应请寄来雅裨理日记复印件，并不辞辛劳做了部分誉清。雅裨理这些日记在匆忙中写成，文意不太连贯，却是这次历史性对话的原始记录。谨将有关部分识别、翻译如下：

“（1844年）1月27日 为了交涉平常事件，一位钦派专员来到厦门， 他的目标是确定外国漫游者的活动范围的界线，以防止他们侵犯内地。第一个计划是把外国人限制在厦门的几条街道内。这种待遇是不友好的。但在另一方面，英国领事提出了一个内地旅行日程，并拒绝听从更大的限制范围，他逐步扩大了他的范围。在交换了一两件文件，并经过亲自或由人代理的多次访问之后，他（指徐继畬）逐渐离开了此前已经展开的话题。

我们多次见到阁下。他是我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在他询问了我们许多关于地理和各国情形的问题后，我们提出，带一本地图集来，尽我们所能地给他说明情况。对此他欣然同意。我们与他通过一两个小时，给予他世界上重要国家的概要观点，而且这些事实是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提供给他的。

他已经在他的一本历书中，夹了一些自制的地图，这些是我们给出去的，在里边有基督教的伟大真理。他显然很看重这些。他询问耶稣诞生的国家。我们许诺，赠送他一些基督教书籍，并且在昨天为他打包了一件包裹，其中包括新约全书和我们的几本最好的书籍。

“1月29日 在付出许多劳动和耐心之后，我们终于在厦门获得可以做小礼拜堂和医院的两座商行。大约一星期之前，甘明医生转移到这个地方开始他的业务。其中一所，好像量体裁衣一样合适。合文医生和我用一天的部分时间忙于各自的约会，昨天小礼拜堂开放，大约70人与我们一起礼拜真正的上帝。我们十分感激这一进步，并且谦恭地希望神圣的祝福会注意我们的努力。

“2月19日 昨天（星期天），是中国的新年。今天，我们与满清官员进行新年聚会。当款项分批付出后，在协商好外国人的住处之前，钦派专员未能返回省城。他说，鼓浪屿不是一个问题。皇帝已经降旨，允许外国人逗留在那里，并将给予他们厦门及附近的任何地方。……

我们对钦派专员的访问，令人特别心满意足。他说他已经读了我送给他的基督教书籍，并请教某些事情的数据。他想弄清楚约翰是耶稣的教师，还是信徒——混淆了施洗约翰和心爱的信徒。他询问叛徒犹大为什么还和12使徒数在一起，为什么建筑物上必须贴上彼得拒绝他的（图案）。他谈起斯蒂芬、保罗、亚伯位罕，还询问关于犹地亚——耶路撒冷和拿撒勒。他表现出已经理解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他的问题思路精确，许多意见迫近真理。他身边那位年轻人，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学家，他可以在瞬间理解任何意思，然后转译成官方口头语；我们的交谈是很鼓舞生气的。

“（2月）20日 每逢假日，建筑物差不多连续两三次被喜悦的人们填满。在用一个上午与来到这里的人交谈后，我们访问了韩红（音），他是很友好往来的清朝官吏之一。他说专员正在忙碌地阅读我们给他的基督教书籍。也许是神圣的精神开启了他的眼睛，在他们看来感到非常惊奇。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反驳的意见。他嘲笑那些谬论，对我演讲中指出的、他听到的关于自然的伟大真理，显示出信仰。我和他之间的交谈，令人极其满意。

“（2月）29日 与钦派专员呆了近3个小时。在我赠送他一本地图集之后，他已经制作了六到八幅地图，并希望我给他说出各个不同国家的名字。我们的许多读音他们全不知晓。的确，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在他们追踪我们的语言目标和他们真实摹仿的发音之间，几乎不能描绘一个共同之处。英格兰德变为“英格赖特利”——佛郎西是“泼兰赛”，——罗刹是“俄罗叟喝”。

“3月26日 拜访了一位第一次在专员身边遇到的人，他已经阅读了我们的书籍。他说，这些书籍是违背中国法律的。

“5月13日 钦派专员再一次有时间处理机密事务。我付出一下午时间给他进行地理知识教授。我和他一起专心探究。他制作的地图是很准确精密的佳作。在他视野中，十分看重的是世界的概要的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商业贸易，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相比其他平常国家，他对英吉利、米利坚、佛郎西的知识，予以最深切的特别关注。”15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有徐继畬《瀛环志略》最初手稿——《瀛环考略》第一稿全套图文连封面100页（每页双面）。去台湾的方闻先生生前将此稿本复印，寄回家乡的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第1页写道：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馀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中土之山经地志，代有撰述，其书充栋。至於方域之外，文士亦多卮言，然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泰西人工於泛海，数万里一苇可航，所至辄绘图而归，故其图颇为可据，非尽如博望之凿空也。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於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

甲辰秋七月山右徐继畬识”16

从这段题识判断，此稿完成于1844年。对美国独立战争后，推举统领（州长）、总统领（总统）的过程，继畬作了兴趣盎然的记载：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至今，开国六十馀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部所推也。……

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7

上述记载和评论，抓住了通行世界的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尽管他没有把“各以所推书姓名”的那张纸叫做选票。写了删，删了加的“几于天下为公”六字，智慧地实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轨。这就充分表明他成功地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香港李志刚牧师注意到，《瀛环志略》仍旧保留上述按语，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裨治文于1838年已出版《美利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梁廷枬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18

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出版长达20年，全部20卷保存在中外多家图书馆，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刊于1844年5月号选登雅裨理从鼓浪屿寄出的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的日记。这段时间内，除2月29日的以外，关于与徐继畬及其部下接触的日记都刊登出来，经过增删，文意更加连贯，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接替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在1851年即该刊的最后一年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 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 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 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 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

东方伽利略也是东方卢梭

中国的专制时代，是臣民被专制君王和孔丘、朱熹之流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政治话语体系可以用“专制话语体系”来概括。尤其是12世纪之后，由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了《五经正义》的首要地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执中国思想界牛耳达六七百年，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朱学的恶劣影响，至今未得到应有重视。早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初期，士大夫在长期专制重压下形成的不良心理，就为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造成巨大障碍。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并说：“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2119世纪初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陆和南洋。从181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南洋和广州等地印的中文出版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美、法民主制度和“自主之理”，有如东风吹牛耳，未见中国有接受、响应之人（帮助他们翻译出版这些读物的梁亚发、梁进德父子可能是最早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人，但有待史料证明）。这些传教士的苦恼在于，他们长期找不到明末徐光启那样的接受他们的学术以至宗教信仰的高层人物。因而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在今天来说，充其量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不过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序幕。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思想局限性，周振鹤博士1996年《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一文已经有详细论述。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情绪化地对待中外关系的“民族主义者”仍大有人在，他们将外国人称为“鬼子”、“夷狄”而毫无歉疚。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仍是稀世珍宝，臣民意识、奴才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亿万人之中。

在勇猛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恢宏气度方面，徐继畬不仅超越同时代士大夫，也超越时下许多人，是一个很另类的“异人”。笔者试图从徐继畬编辑的、1848年与《瀛环志略》同时刊刻于福州的其父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破解徐继畬的奇异思想。

徐润第（Xu Rundi 1761.10.8—1827.11.6），少年颖悟，对朱熹启蒙读物《敬斋箴》产生怀疑。师从五台县令王秉韬，研读王阳明编《大学古本》。乾隆六十年中进士，与高鹗会试同年，又同官内阁中书，论文最相契。历任储济仓监督、湖北施南府同知等小官。专主良知，见诸躬行，宦游20年后，重操授徒旧业。道光七年秋，病逝于介休县富商侯家的私塾。继畬评价父亲“生平於儒先之书读之殆遍，旁涉道藏、内典、壬遁风角。中岁专心学易，前后近四十年，剡精造微，所读儒书皆以易象证之，一一吻合。”22继畬不能明言的还有，润第毕生打破朱熹《四书集注》，“处处背注”，“正言直指，无所避忌”；23兼容并包，智周无外，借鉴西方文化，熔气学、易学、心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牛耳达六七百年、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存理灭欲、奴化教育的朱熹理学，倡导心灵自由、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试以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架构介绍其学术。

润第的天论，是一元论的气本论。他学习耶稣会士传入的天文学，反对朱熹的理本论：“朱子不识天。天者，气也。气岂但实在山中，凡物之中莫不有气，即莫不有天。天之所以体物不遗也。……朱子岂即以苍苍在上者为天耶？由此观之，则孔子之以气言天也，明矣。自有明以前，推步多差。自西洋人来，而时宪之精，超绝千古，其言天者精也。天者，浑沦一气，其大无外。其中成形之大者，日、月、地三物而巳。”“六合之内，充塞流行，贯彻万物，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者，只有一气耳。”“太极图，空虚者也。故人不敢填实。伊川以道实之，朱子以理实之，盖谓道理实而无形，不空而空，不虚而虚，可以还太极之面貌耳。殊不知天地间无空虚，凡所谓太空、太虚者，皆气也，以其清和之极，既不可见，亦不可触，谓之空虚，非无物也。借令两间有针锋芥子许无气之处，久而久之，覆载亦有崩陷之虞矣。无物之空虚，所谓妄也。此说惟西洋之明天文者言之最凿。” 24

润第的人论，是“人者天之心”、独立独行的人本论。他认为：“我性命於天，我即天也。”言外之意，贵为天子的皇帝，与常人一样，皆为宇宙的产物，与常人平等。“人者，天之心也。人即天也。我者，千万人中之一也。” “人以气为体，便是以天为体。视听者，气之灵也，即天之灵也。”“心者，气之所结也。五脏皆气之所结，而心尤气之灵者也。心之自然而恻隐羞恶者，性也。性之自然而喜怒哀乐者，理也。就其自然处言之，则曰天性、天理。”他针对朱熹的奴化教育，拈出“独”字加以阐发，主张“其量与天地同大”的独立人格：“独者，道心之本体也，惟精惟一，毫无染杂，故独；合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一物足以对待，故独。……若第以‘独知’诂之，须防看小了规模，掂轻了分两。”他针对“明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形气之具而为人。孔子曰，仁者，人也，此以知形气之不恶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以知人心之不恶也。孔子曰，我欲仁，子欲善，己欲达，已欲立；《书》曰，俾予从欲以治：此以知人欲之不恶也。……自（朱熹）《中庸·序文》以人心为形气之私，为人欲之私，而曰，人心每听命焉。‘听命’云者，使不得行也，置之不用也。而欲仁、欲善、欲立、欲达、欲治之义，仁者人也之义，仁人心也之义，践形养气之义，一时皆废矣。”25润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说：“世之人每思绝欲存理以为道，而卒苦於欲之不可绝。君子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大欲所存者，第授之以节，而天则见焉（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也）。端造於此，欲之所在，正理之所在，从欲从理，不分两事。其於道也，有秩然者矣。世之人又欲抑气伸理以为道，而恒苦於气之不可抑。君子亦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二气相与者，乃观其所感而神应妙焉。端造於此，气之所流，即理之所流，行气行理，止此一机。其於道也，有沛然者矣。”26

润第的知论，是抛弃儒家道统，敦艮背，争自由，以虚受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空灵法界。《遗书》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八卦中的坎卦为人和人心的定位。人心是大体，肉体四肢是小体。坎卦是一阳居中，被二阴上下拘束，是不自由之象；爱自由是人的天性，经过奋斗，转到艮卦，一阳升到二阴之上，心灵就自由了，光明了：“天与人以大体，不能不予之小体以载之，而载大体者，反致累大体。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梏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无如何也。……大体之被累於小体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为岸束，曲湾转折，不能自由。艮之为象，一阳止於二阴之上，以尊临卑，则向之拘束大体者，莫不俯而听令焉。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又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阴暗阳明，乾纯阳而坎得其中气，全乾之明属之矣，是谓明德。初、上两（阴）爻，气之拘也，物之蔽也，超乎两阴则明矣。……艮一阳止於二阴之上，其静如山，不但能明，且能常明而不迁，是为明明德。故艮之彖传曰，其道光明。” “背者，性地之真境也。其境《大学》以一言状之，曰明，又以一言赞之，曰至善……止於至善者，艮其背也。艮其背者，其道光明。”“人心本体，虚而已矣。唯虚故明，以其无蔽也；唯虚故灵，以其无障也。至虚之地，不但安不得欲，并‘理’字亦安不得。声色货利，凡情则尔，大贤以下，岂有是哉？意必固我，只是一‘理’字作祟耳。自伊川以太极为道，晦庵以太极为理，於是人心中空明法界，重安一层道理在内，而人乃苦矣。境遇与愿违，所安道理，硬要去使，使上则坏事，使不上则疚心，无适而可。吾人只奉一句，以虚受人可也。”他嘲笑株守朱学的“椒目之儒”，畅游于中外知识的海洋：“《易》者，五经之原也，三教之本也。不窥易理，庄老之书，西方之书，儒家之书，皆不可读，以其游谈无根，无天地法象之可据也。噫！脱气言理，蔽也久矣！” 27 润第用的“自由”一词，未见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自由”出现在1848年出版的《敦艮斋遗书》第一页，数十年后自由思想大行其道。二者有无联系？值得探讨。

润第继承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反理学传统。他的人生楷模，是不食专制皇粮、直斥宋儒为“奴儒”的傅山（1607—1684）：“白沙由静虚得手，实非朱子之学，然不敢显驳（朱熹）《补传》，第曰“何用窥陈编”而已。姚江乃显驳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论，不忘欲同之意。两夫子非骑两头马，诚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则难变，姑为委曲接引之计耳。自后孙夏峯、汤文正师徒罔不皆然。惟颜习斋、李恕谷师徒，昌言驳之。然颜李之学，全然驳去心性之谈，而专尚六艺，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归伯道，一转而为法术，再变而为诈力，其教不足称也。以上所说，皆不能脱道学习气，皆要嗣孔孟，皆要辟异端。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斩尽名根、化尽俗气，四面无倚，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者，吾於傅青主先生见之而已矣。”28

润第去世后，时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继畬丁忧在籍27个月，编成《敦艮斋遗书》共17卷，约20万字。继畬精心建构了全书结构。润第思想历程是破朱学，立气学、易学、心学；继畬在表述父亲思想体系时，是先立后破，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如前所引，他将父亲心学的宗旨，放在第一卷第一页，对人心在宇宙中的地位做了定位，揭示出追求心灵“独立”、“自由”、“光明”是人生第一要义。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的“题旨”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论证的不外两点：自然权利论，人民主权论。以前译作“天赋人权”。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的卷首，也有“自由”、“梏”、“天与”等关键词。这表明：一、东西方哲人关注着同样的人生大问题；二、徐继畬在他编辑的父亲这部遗著付梓时（迟至1848年），对以卢梭这篇名著为理论纲领的法、美民主革命的真谛，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29

《敦艮斋遗书》与《瀛环志略》，是互相辉映的双璧，甚至可以说，《敦艮斋遗书》是体，《瀛环志略》是用。《敦艮斋遗书》对朱学的否定，等于挖了中国古典政治思维的一大祖坟。如果不读《敦艮斋遗书》，就不能了解《瀛环志略》的政治哲学底蕴。继畬在福州同一书铺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似有深意。润第的这部与朱熹的所谓“正学”较劲的著作出版，也有一定火候。乾隆末年出了空前贪污大案，国运由盛转衰，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和奴化教育的朱学，被深入思想者视为罪魁祸首，话语权也随之削弱。1831年上书房总师傅汤金钊的序言，竟敢揭示此书的反朱学倾向：“广轩徐先生，博综群书，精研《周易》，著《敦艮斋遗书》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静之传，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谓孔、孟、《诗》、《书》言性言天，以气不以理，辨后儒分理气为二之非；谓主敬之说，或误会而操持太严，反失静之本体，明周子主静之善。之二说者，最有益於后学。” 汤序冷落朱学表明，绝对专制主义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0

徐润第、徐继畬父子，可算是19世纪中国卓而不群的独立自由思想家。继畬继承父亲上述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是他接纳西方民主思想的根本思想基础。早在1867年纽约时报就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说他是东方卢梭也决非过甚其辞。20世纪中国一位学者型书画家、有浓厚民主底色的无党派人士董寿平先生1995年致信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称：“兹因吾晋忻州地区五台徐继畬先生的学问事业，为世所称，一百年前首先接收宣传西方文化，并着重赞扬华盛顿及美国民主制度，著有《瀛环志略》一书，实为东亚赞扬民主的先驱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江户时代，即将徐公著作翻印，从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传播了影响。我在日本，与该国政界人物谈起，无不赞扬。”

《万国公法》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

在厦门对话之后2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 1785-1848)出版，在徐继畬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之后，又构筑了民主的话语体系。

咸丰登基，起用对外强硬派，企图改变南京条约确定的中外关系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挨了痛打。即使内乱外患，连皇帝都被赶出北京，死于承德，仍是一片颂歌：“咸丰皇爷坐北京，五谷丰登贺太平。风调雨顺民安乐，各国进贡京都城。” 31然而主政的两宫皇太后和辅政的恭亲王的共识则是：“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于是改弦更张，有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被称为“洋务内阁”的总理衙门即总署，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

总署急于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1863年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驻于上海由中国同事协助，翻译美国哈佛大学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字冠西，1827-1916），于是被调到北京。在恭亲王等督导下，此书由陈钦等删改，确定书名，总署资助了500两银，于次年铅印出版。书名页显示：“万国公法，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总署大臣董恂和丁氏友人、宁波张斯桂分别作序。从董恂序可知，此书面世于这年腊月即1865年春。可能是铅印本不适合宫廷的阅读和审美，随后又有木刻小字本和聚珍大字本出版。此书白纸聚珍版大字本，开本大方，镌刻刷印尤其精美。

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中，总署就将此书作为外交指南并取得效果。1864年俾斯麦正与丹麦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于这年来到中国，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他当即命令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捕获。总署利用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抗议普鲁士将欧洲争端带到中国来。恭亲王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责怪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任期。事件最后成功解决，李福斯释放了三艘丹麦船，并赔偿1500英镑。32

对只知道惟一君主政体的中国君臣来说，《万国公法》的副作用，就是输入了民主宪政思想，并创造了在专制语言环境中颇有生命力的“权利”、“君主”、“民主”等民主话语体系。

惠顿原书分四卷十二章，551节，700多页。据曹廷杰《万国公法释义》稿本统计，丁译分四卷十二章二百三十一节，标目二百九十有五，79193字。“第一卷，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介绍欧美国际法学派时说：“海付达，日耳曼国名公师也。……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今时所谓公法者，专指交际之道，可称之曰‘外公法’，以别于各国自治内法也。” 33书中3次出现“人民权利”，77次出现“权利”，56次出现“主权”。惠顿原书“Human rights in general”，丁译为“世人自然之权”。丁韪良在后来的同类著作中说，他对权利等词的创造是颇费苦心的。中国古代，惟有帝王一人受命于天，是权力的主体，亿万臣民均为权力的客体。《荀子·劝学》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盐铁论·水旱》说：“罢盐、铁，退权利”。34但这些“权利”的含义，与西方民主思想家揭示的人民的“自然权利”截然不同。《万国公法》传播的“人民权利”学说，为光绪年间的天赋人权论开了先河。

丁译从不同视角将全世界国家进行了分类。“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据此世界各国分为“自主之国”和“半主之国”两类。从政体划分，他又将世界各国分为“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两类。“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丁将惠顿书中的“constitution”译为“国法”、“大法”。书中出现“国法”120次，“大法”4次。在第十二节丁氏特别注释：“所谓‘国法’者，即言其国系君主之，系民主之，并君权之有限、无限者，非同寻常之律法也。”第十三节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第十四节，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第四节，国乱通使：在君主之国，无论其权之有限、无限，通使之事大抵归国君定夺。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美国系众邦合一”，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分别标出“上国制法之权”、“首领行法之权”、“司法之权”，而原书有关内容只分两小节：第53节的书旁小标题是“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Union”， 第54节的书旁小标题是“Executive Power”. 丁氏将第54节中有关judicial power司法之权的内容分析开来，另外醒目地提要为“司法之权”标示出来，这大约是他最早向中国客观上也向东亚、东南亚汉字国家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原书第55节书旁标题是“Treaty-making Power”，丁氏标为“立约之权”。

此书出现“君主”35处。古代称帝王叫君王、君上，而不叫君主。查《辞源》“君主”条：“公主。《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伯）”。据现有资料，鸦片战争前后偶然有用君主指称帝王的。此书出现“民主”16次。丁韪良用“民主”这个词分别翻译惠顿原书中Republic、republican、democratic、democratic republic、elective等；今天则分别用共和、民主、选举来翻译这些词。从本质上说，这些英文词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民主”一词，《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有，如“商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但这个“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万国公法》旧瓶装新酒，将其偷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民主”乃吾家之没有者，这样就被误认为吾家之本有者，真是接引得天衣无缝。这很有利于在中国这样有特殊民族心理的大国传播外源性的西方民主思想。以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将民主思想当作中国的一大发明。后来有人试用“庶建”取代“民主”一词，也没存活下来。

综上所述，《万国公法》用的“权利”、“君主”、“民主”，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熟词，却赋予全新的含义。

同文馆首批英文生之一张德彝，1866年在斌椿等带领下到欧洲游历，日记中已能用《万国公法》的新思维、新名词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月十九日 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六月初八日……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六月十六日……过韩挪尔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小国。”“六月二十日……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夫阿美利坚……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 35

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路标

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的143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商代甲骨文，考察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在这三千多年的时段内，均未发现民主思想的蛛丝马迹。书中对民本论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剖析得甚为透彻。最后一章的题目是“龚自珍与古典政治思维的终结”。那么，谁是中国民主新思维的开创者呢？本文的考证论述意在说明，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构成中国民主思想的最早传播链。中国民主思想的第一座路标，应该设定在厦门对话和《瀛环志略》初稿写成的1844年；另一座重要路标，应该设定在《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

这两部书在日本、在美国也产生广泛深远影响。1848年， 美国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向世界征集纪念物。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高约1.3米、宽约1米的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碑文略）。

华盛顿纪念塔高555英尺，是美国首都最高的建筑物。哥伦比亚特区市政府规定，所有华府的建筑不得高于该纪念塔。徐继畬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标志性言论，被安放在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中。台湾学者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 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 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36

1998年6月29日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Precident Bill Clinton)在北大演讲说：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37

克林顿热情的演讲再次表明，这个星球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心灵沟通，并不很难。克林顿演讲中的碑文汉译英，采用了我在1997年华盛顿纪念徐继畬仪式上提供给双方人士的译法， 说明参加仪式的美方人士参与了他的访华准备。美国严格保护这块汉字碑，我想拓一张拓片却未能如愿，但并不令人失望。应该坚信，如徐氏父子所言，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徐继畬的这些精思伟论，不但镌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坎中！

注释：

1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 同上，第4页。

4 参见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5 《易纬·乾凿度》，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7 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302页，《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请派各口办事人员并请将咸龄留在苏省委用片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据白清才等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徐继畬集（三）》第3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徐继畬《奏报接印署理福建巡抚日期并谢恩折》：“至福州、厦门通商事务，臣系奉旨专派之员，尤当揆度机宜，禀商督臣妥协办理。”参照当时英文材料，可称他为“钦派专员”。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让书手抄录的五口开放初期的在关奏疏一册，徐继畬在封面题写了“通商通行事宜”六字。“通行”二字，指处理传教士传教漫游等与通商无关的事项，一般只说的“通商”概括不了这些后来引起重大麻烦的事务。

8 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752页，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

9 参见常赞春编：《山西献征》民国铅印本，《清史稿》咸丰帝本纪。

10 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11 关于徐继畬、同文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问题，参加2002年山西省纪念徐继畬暨中国高等教育开创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不久可集集出版。台湾已经有关于同文馆的两部专著。同文馆事件参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关学者的论述。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第475—476页，台北1968年。

13 引自笔者从五台县购得徐继畬手写朱色奏稿。

14 对雅裨理的这段简短介绍，主要参考：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李志刚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集（二）》，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出版中心，1993年；卜沃文著、李华德译：《雅裨理的生平》，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

15 《雅裨理日记》1844年原件的复印件，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6 徐继畬：《瀛环考略》手稿第1页，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复印件存于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又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40种，影印本。

17 同上，第96—97页。

18 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9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44.Vol.8; 1851.Vol.20.

20 龙夫威撰、任复兴译：《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页、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2 徐继畬《五台徐氏本支叙传》第36页，咸丰庚申版。

23 《敦艮斋遗书》卷6页1上，卷16页20下。

24 《敦艮斋遗书》卷4页12上，卷14页29上，卷9页9上。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法，参考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光明日报2003年9月23日。

25 《敦艮斋遗书》卷6页20下，卷10页18下，卷14页19上，卷4页13上，卷13页21下，卷14，页1上。

26 徐润第《敦艮斋时文·学庸》第53页，道光庚戌版。

27 《敦艮斋遗书》卷1页1，卷1页4上，卷10页27上，卷8页13下。

28 《敦艮斋遗书》卷6页32下。

29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30 《敦艮斋遗书》道光戊申版，汤金钊序。

31 这段话是同治年间山西广泛传抄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太谷案》即《*血计》的开场白，见于其时的两种手抄本。

32 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原载《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33 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同治三年木刻大字本。同年的铅印本、木刻小字本北图分馆有藏本。又见上海书店2002年点校本。Henry W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Humphery Milford. 1936 国家图书馆藏。

34 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214页，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 张德彝：《航海述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40页、556页、565页、570页。

36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张其昀序第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

37 译文参考了《柯林顿北大演讲》节选：《清朝石碑，见证民主美事》，台北《中国时报》199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