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的破坏与现代化进程的延误—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民主和平抑或专制独裁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威权的不同价值取向，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但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为泡影，进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

【关 键 词】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政治民主化/现代化

【正 文】

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中国经历短暂和平后又一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倒退，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马歇尔调停、“第三条路线”的破产到国共武力相向、国统区的全面危机、解放区的军政改革、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国民党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和共产党建构新政治威权的胜利。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相继召开的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但内战的阴霾逐步遮蔽了民主的光辉，国民党为了延续其政治威权悍然发动内战，中国现代化的构建路径日渐清晰，那就是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权力系统和社会结构，以新的国家权威重新整合社会、配置社会资源。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历经百年的社会秩序由“失范”而“重整”，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确立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保障，为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展现了最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政情舆情转换与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契机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由涌动而至勃兴，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在几乎没有列强威胁及其霸权笼罩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宽松国际环境；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为争取政治资源而进行的军事对决，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民主和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国际形势的新因素和国内政情的新特点迫使国民党不能不至少在形式上尝试和平建国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而广泛的体认和接受，现代化的因素也从未在如此深广的空间中得到复苏和生长。历经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而国共两大政治威权的决策则是主导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世人无不充满期待地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

国民党在战后的政治取向是不论通过何种途径都要将共产党排挤出政治拼图，和平的方式当然是最好，但不惜一战，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国民党一方面利用军政权力大肆接收敌伪财产，为可能的军事冲突寻求坚实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支持调整军事部署，取得了军事先机。为了推卸责任和争取时间，在判断中共不会应允的前提下，国民党摆出了和平的姿态，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若不应允则可以将内战责任全推到中共一方，中共若应允则可以获得部署军力的时间，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一个万全之策。诚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喉舌《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言：“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1] (P417)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关头，迅速做出一系列的舆论和方略的因应举措。首先，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在准备做出让步的前提下，期望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真诚意愿。中国共产党承诺在“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的前提下，秉持和平建国、避免内战的原则，准备在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等重要方面做出让步，以换取难得一现的和平曙光。[2] 其次，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指导下，进行广泛的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以备政治解决不成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宣布赴渝参加谈判，使得国民党妄图利用和平舆论宣传陷中国共产党于不义的阴谋破产，从反面衬托出共产党追求真和平、真民主的至诚愿望。

在国际和国内政情的交相影响下，国共双方都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的某种联合成为可能，和平的希望在熄灭前短暂闪烁过。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强调了“和平建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民主改革的目标。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围绕建国方针、政治构建、民主原则等众多实质性问题进行的一次政治角逐，虽然双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终归还是以政治谈判的途径对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进行政治协调，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确立也是一个积极的成果，至少表明了和平解决的取向。纸上的东西也并非全是空文，有了一纸文件总比没有好，如毛泽东所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3] (P1159)

由于重庆谈判并未解决国共双方存在的主要分歧，双方仍以占领更多实地、尽最大可能争取并确立自己未来的优势地位为基本战略方针，并辅以谈判桌和宣传战的争斗，以争取民众及社会舆论支持，因此时局呈现出又打又谈，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重庆谈判刚刚结束，蒋介石要求各部“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4] (P174-175)国民党军沿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军，与中共部队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积极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5] (P324)从国共双方战场较量的整体态势考察，国民党并未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这对国共和谈的继续进行和停战的最后实现有着重要影响。

国共的政治谈判和军事冲突牵动着所有企盼和平的国人，而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忧虑和担心，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解决的呼声此起彼伏，不断高涨。以中国民主同盟等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政协会议前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为争取走“第三条道路”而奔走于国共之间。在国共问题上，他们声称“不左倾，不右袒”，[6] 在国共之间“超然独立”，以促使中国出现和谐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制度上，主张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为范本，建立以国会制、内阁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实现方式上，主张国共两党同时“解除武装，改变性质”，从有武装的“特别政党”变成为无武装的“普通政党”。[7] 行动的态度主张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而他们企盼的就是早日召开政协会议以解决国共间尚未化解的争端。

美国对中国战后的政治态度是“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地位，纳入一个宪政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敌对的两党将共同参加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8] (P264-265)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表示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9] (P125-126)这就使不支持中国内战成为美英苏三强公开表达的共识。美英苏三强虽然都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但又都要求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特别是要求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由此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认为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精神“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遵守公报精神，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实现团结与民主。

由于军事进攻未达到预期目标，中间势力及社会舆论反战情绪的高涨，美苏两大强国对中国内战的不赞成态度，使得国民党不能不以召开政协会议，实施“宪政”作为退步。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政协会议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 (P4)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的五项决议案确立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同意保留原有1200名代表，但要增加台湾、东北以及各党各派、社会贤达代表名额；关于宪法草案，“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用英美宪政之实”，[11] (P64)通过了以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为基本特征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初步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为国人展现了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统一国家，各党派合作建国，并在此基础上和平建设发展的美好图景。

二、国共武力相向与现代化进程的再度延误

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日趋成熟、实力也空前壮大，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对于国共政治态势和力量对比状况，中共中央早在1944年12月即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12] (P656)国共双方军队实力相比较出现的这种此消彼长，其实质正如中共领导人在战后初期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13] (P234)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展现了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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